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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回顾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毛泽东在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里面具有何等强大的影响。所有的人都在遵循着“两个凡是”，即使是提出怀疑的人们，也只能循着这样的逻辑：这不是毛主席说的，所以不对。而坚持既定方针的人们，只要说一句，这的确是毛主席同意的，就会让所有的难题迎刃而解。在1977年春天的这场争论当中，还没有人敢于公开提出，就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毛泽东本人所缔造，甚至这句话本身也是毛泽东本人所说，难道就不能够提出疑问么？当然也曾有过例外。比如确曾有人系统地批评毛泽东的这个理论，此人名叫王申酉，上海人。仅仅因为他对于“四人帮”和毛泽东的批评，便被逮捕收监，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此事发生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前，但是王申酉最终被处决，乃是在1977年，这时已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官方的理由是，反对“四人帮”是对的，但反对毛泽东仍属罪大恶极，乃是反革命右派的行径，所以罪不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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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思潮造就的千万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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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回顾“四人帮”跨台之后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分歧，可以发现，作为政治的概念，“左”与右这两个东西竟然会在我们国家引起如此强烈的激动和义愤，从党中央主席到普通百姓，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在西方人的眼里，一定会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事。他们可能会为了金钱争夺，为了石油打仗，为了人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诉诸法律，但是，他们却从来不肯在意识形态的天地里倾注自己的热情，更不会为了思想的不能统一而烦恼。他们总是纳闷，中国人怎么会在“左”和右这种事情上闹得不可开交？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不能了解这些事情在过去的二十八年里面给每一个中国人的实际生活带来的大悲大戚，在今后漫长的岁月中也还会引来无数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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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在描述当代中国的历史的时候，大都倾向于认为共产党内的“左”的思潮的源头乃由1957年开始，有如邓小平所说：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又比如胡乔木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后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这是在说从1958年到1978年的这段时间。他还相当明确地说：“1956年以前，中国的经济政策的‘左’的错误可以说不存在，至少不明显。”这些话大体是在80年代所说，至于在50年代后期，能够说出这一点来的人就少之又少，彭德怀是其中一个，他在1959年夏季说：“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他所指的显然是1958年以后的这一段时间。彭还说：“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他的这些话，在今天看来，实在是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但在那个时候，这些话全被作为右倾的经典言论，受到严厉批判，彭德怀本人因此获罪，其下场之惨烈令人们今天听起来还会不寒而栗。然而更加重要的事情还在于，彭德怀无意之中也说出了从那时以后至少二十年间我们国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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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研究当代中国的“左”的脉络的时候，1958年至1978年这一段时间的确具有特别重要的含义，然而还有许多事情，虽然发生在这二十年之前，但也仍然值得一提。作为事情的本身，它是以后发生的无数大事的征兆，作为一种制度的产物，它则可以被视作一种大悲剧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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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50年代初期中国人的解放之感，今天仍然可以历历在目。农民得到了土地，工人得到了工作，昔日专门欺负穷人的那些达官豪富个个如丧家之犬。赶走了外国人，收回了租界，消灭了娼妓，解放了妇女，改造了流氓，为大学生创造了为国家效力的种种机会。国外的知识分子纷纷归国，国内教授们在一年以前纷纷拒绝国民党的“抢运学人计划”，坚决地留在大陆，现在也都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开始第二次生命了。男女老少，无论工人、农民、职员、干部、军人和学生，全都唱着电影《铁道卫士》中的那首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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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啦个啦啦，嘿啦个啦啦，天空飘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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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另外一个同样流行的电影《徐秋影案件》里面，漂亮的女主人公却在心里隐藏着另外一种情绪。她在一个雨夜中被人杀害，但是这一情节远没有她在日记当中写下的一句话那样震撼人心。后来，她的这句话就成为著名的台词，在人们口中广为转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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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不幸的种子，蒙受着不能发芽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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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人，不是电影里的角色，而是活生生的。他是中山大学的教授陈寅恪。在1949年全国解放的前夕，他坚决地拒绝随国民党的官员同赴台湾，显然是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生活做学问。但是他也作诗说出了他的担忧，诗曰：“名山讲席无儒士，胜地仙家有劫灰”。在1950年，他又在他的新版图书《元白诗笺证稿》中提醒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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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气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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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数月之后，事态的发展便证明了陈寅恪的忧虑不是没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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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全国所有大城市里都在谈论一个人，此人之所以为亿万百姓知晓，是因为电影《武训传》在这一年里上演。武训为山东人，毕生贫困，依靠乞讨办学，令乡里无数贫家子弟得以受到基本的教育。这个故事当中无疑容纳了我们国家民间百姓的某种情绪。所以，虽然武训早已不在人间，但他的故事却在当地广为流传。在这个电影里面，导演显然注意到现实生活中的这些情节。因此，在电影伊始即有这样的场面出现：一位女教师领着一群孩子走进武训故居，孩子们全都系着红领巾，意味着这是一群新中国的后代。教师面对武训的遗物感慨万千：“武训老先生啊！你的伟大抱负，只有在今天，在毛泽东领导的光辉时代，才能得到真正实现啊！”然后她就教导她的学生学习武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这时候，镜头忽然变了：芸芸众生深陷地狱，被绳索绑缚，渴望着圣人来拯救他们离开苦海，在这个关键时刻，武训出现，手持一支巨大的笔，挥舞不止，然后他就带领百姓们飞出地狱，飞向天堂。这个镜头的意思分外明显：只有文化才能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这个寓意无疑会在亿万从来没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的百姓中间卷起巨大的共鸣。《武训传》在1950年12月放映后，举国好评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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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仅仅几个月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51年春天，报纸上面开始出现不同的意见。到了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此文为毛泽东亲笔撰写。毛的措辞异常严厉，他说这个电影“狂热宣扬封建文化”，还歌颂了一种奴颜卑膝的丑恶行为。党的领袖的意见甫出，报纸上面对这个电影的评价立即大变，《武训传》的编导和演出者纷纷受到批判，无一幸免。这是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所发动的第一次意识形态的批判运动，是为戴知贤所说50年代初期“文坛三公案”之第一案。胡乔木在三十四年以后谈到这场批判，说这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但是，当时并没有人来伸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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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政治的批判来代替文艺上不同探索的先河即开，此后也就源源不断，一浪高过一浪。比如，1952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愤怒控诉美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浪潮在7月开始，从南方席卷全国。广州岭南大学的教师“人人过关”。到了9月9日这一天，终于淹没了校长陈序经。他在全校师生面前“自我检查”，连续四个小时，声情并茂，热泪纵横，却仍然不能获得通过。此后学校的宣传栏上面对他展开猛烈批判，其中一个问题是，陈校长是怎样执行“美帝文化侵略政策”的。这一批判的浪潮随后便朝着俞平伯席卷过去，一时间，所有的舆论全发出一个声音，指责俞平伯教授研究《红楼梦》的观念和方法全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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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5年，政治批判更进一步，开始辅之以专政的手段。其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批判胡风的运动。批判者断定，胡风的文艺思想乃是“长期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此人还组成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这些批判者包括当时几乎所有党的官员和所有报刊，没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胡风则被囚大狱多年以致精神失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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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连串的牺牲者身上，我们已经看到日后我们整个民族的一场大悲剧的序幕。这场悲剧从这时起几乎就没有停止。包括在1955年指斥邓子恢是“小脚女人”；在1956年批判周恩来和他的四位副总理的“反冒进”；在1957年的抓出50多万个“右派”；在1958年的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以及热情万丈地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1960年和1961年倒是没有批判谁，但是我们整个国家都深陷在饥荒当中，上千万人死于饥荒；1962年日子刚刚好过些，便开始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右倾翻案风”；1964年搞“四清”；1965年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到了1966年，过去所做的这一切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干脆搞了“文革”。这一下又是十年。1976年，中国在极左思想的统治下已经批判了数千万人。事情真是奇怪，极左派们在开展大批判的时候，总是肆无忌惮地点人家的名字，甚至还要把人家的名字倒过来写并且画上血红的叉子。可是，若干年后，当别人点了他们的名字给予批评的时候，他们便破口大骂起来，似乎受了很大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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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回看极左思潮统治下的无数冤魂，可以发现他们其实都是受害于一种共同的罪恶，这就是，仅仅凭藉思想来定罪，并且大范围地使用政治运动甚至专政的手段去压制和消灭不同的思想。然而这一罪恶所产生的后果，还不仅仅是造就了无数冤魂，它还深深地扭曲着我们国家的社会风气和政治风气。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不强调自己的精神。但是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国家在那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样，将一种虚无的意识形态凌驾于物质利益之上，甚至把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针锋相对、你死我活，当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而真正标志社会进步的物质力量反而会被视作草芥。经济建设上的所有重大错误，诸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了数千万人死亡，居然没有人受到追究。而文人们的一出戏、一个电影、一篇文章、一本书，甚至文章中的一句话，却随时都会变成一种严重罪行受到旷日持久的批判，甚至会引起一场遍及全国的政治运动。我们国家这种执政的特点，必会在人们的心里留下经久不褪的痕迹。具有独立精神的人几乎无不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有谁具有与众不同的思想，那便是他的罪恶之源。如果他还要诚实地说出心里的想法，往往也就开始了他的走向末日的道路。张志新之死便是这一逻辑的登峰造极的表现。这个弱女子在1975年4月4日被枪决。她的悲剧，全是由于她具有与众不同的思想以及具有阐述这种思想的强烈愿望。她公开揭露林彪的阴谋，还说她对江青有怀疑。对于多少年来遭到政治批判的那些人，她却毫不掩饰她的同情。她认为“薄一波61人集团”不是叛徒，彭德怀也不是反党分子。这些事情在今天已经是不言而喻，但在当时就铸成了她的死亡。她在被处决之前已经关押5年6个月，经历了无数的审讯、谩骂、毒打，甚至还有狱警的污辱。就在她被押赴刑场之前的几个小时里，还被人割破喉管，以至不能发出声音。执行这一残忍决定的理由，仍然在于防止她在死前说出别人不喜欢听的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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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当中，人的独立精神、想像力和创造性已经难于保存，更加不能发扬光大。能够保持沉默，不说假话，已属难得之人。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迷信盛行，反而成为处世之法宝，甚至诬陷告密者还会受到奖励。所以我们的国家在那个时候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少数人整天说些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大多数人则总也不说话。这种局面在当时被报纸形容为“一致同意”、“万众一心”，实际情形则如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所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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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极左的经典之作发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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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纠缠了二十多年之后，终于发现，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是非正误，到最后，大都成了少数人争权夺利的工具，多数人则成了牺牲品。到了这步田地，不少人就无心再来纠缠“左”还是右的问题。他们发现，中国之所以落到濒临破产的地步，其实是把政治谈得太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建设，却被当作反派角色，屡屡遭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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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开始的时候，北京的经济学家于光远，主张召开一次会议。他的想法是，与其没完没了地批判“四人帮”的篡党夺权，不如抓住“四人帮”在经济理论方面的破绽大做文章。比如那些年里，“四人帮”搞了无数文章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还指责“按劳分配”的现行制度不断产生资产阶级。由此在全中国造成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强大舆论。难道这不是让中国人如此贫穷的原因么？为了证明自己的想法可以成立，于光远列举姚文元撰写的一篇文章，此文发表于1975年3月1日，文章甫出，轰动全国，影响既深且远。姚在文章里面系统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得以存在和不断产生的“经济墓础”，所以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于光远说，姚文元这些话的错误，不在于他把“权利”说成是经济基础，而在于他说按劳分配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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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2月，于光远期待的会议召开了，参加会议的全是北京经济理论方面的学者。所以他们给自己的会议取的名字叫作“经济理论讨论会”，研讨的矛头，是“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发言者的话形形色色，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大家都在发泄心里积蕴已久的想法。从现有种种资料来看，这是将对“四人帮”的意识形态之战引向经济问题的首次记录。正是在这个会议之后，学者的热情和普通百姓的热情汇聚到一起，批判“四人帮”的锋芒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提出“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孙冶方、林子力、董辅礽、蒋学模、熊映悟、千家驹、杨长福等人，全都发表文章参与讨论。当然人们不仅仅批驳姚文元的文章，还涉及到张春桥。他在1975年4月1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也是极左理论的经典之作。他提出：“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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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说出的话采取了严肃的方式，比如有的人说：“贫穷的社会主义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社会主义。”还有的人说：“社会主义与贫穷并不相容。”还有的人说：“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一定要为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而不是破坏生产力。” 还有的人说：“按劳分配明明是社会主义的原则。”老百姓的批判就带着浓厚的民间的味道了。他们在各种场合大骂“四人帮”如何花天酒地，却要老百姓去艰苦奋斗，靠吃“社会主义的草”去干革命。河北省安平县农村里面很快就流传了一个江青的罪行：“你知道那个婆娘每天早上营生簸箩里面是什么？”所谓“营生簸箩”，是当地农村土语，意思是装饭的家伙。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就是问江青每天早上吃什么？问题简单，但被问者却没有足够的想像力来回答。“咳，全是烧饼油条啊！”提问者最后不得不自己回答了。极度的贫穷和孤陋寡闻，让这些乡下人真的相信，仅仅这些就足以证明，江青正是她自己百般反对的资产阶级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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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时党的副主席汪东兴能够放手让这样的舆论进行下去，也许他本人后来的处境会好一些。但是他做不到，他认为他真正地了解“四人帮”那些理论产生的全部经过。他依据“两个凡是”的逻辑，坚决地认为，姚文元和张春桥的文章都是经过毛主席审阅和批准才刊发的。所以绝对不能批判。这样，问题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两个凡是”的世界里面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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