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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联想。后来的事实则证明，这样的问题在那个春天的确充满了乡下的每一个角落。公社社员们显然是在直接或者间接地使用“实践检验真理”的逻辑，一意孤行地拒绝党报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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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飞快地向前运转起来。本来，乡下将原有的生产队解体为小组甚至单家独户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省份里都能见到，在四川、贵州、内蒙古、云南、甘肃、广东、广西这些地方还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不过为数不多，只是星星点点。安徽的情况可就有点不一样。“包产”、“包干”，“到组”、“到户”这把火，竟已经烧红了半边天，其燎原之势也似指日可待。这使得我们国家那种按部就班振振有词的节奏，一下子乱了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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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精神本是一个五颜六色的世界，经过二十多年意识形态的风雨洗礼，很多人都懂得了口是心非的技术，统一思想的运动虽然层出不穷，却从来没有令人的思想真正统一过。比如有的人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右派大翻案”的会议，仅仅这几个月就是一场“浩劫”。有的人却又觉得仅仅把“文革”翻过来还不够，连马克思主义也值得怀疑。乡下的消息不断地传到官员的会场上来，而这些消息十之八九都是说农民们如何不听约束，如何造成了农村的混乱。土地已经被瓜分得七零八落，碰到好地大家都抢，有的竟被分割成几米宽，这哪里是在种地，简直是在捋面条。牲口分了，农具拆了，拖拉机被大卸八块，劳动力少的人家唉声叹气，五保户更是无人过问，民办教师把一屋子学生撂在那里回家种地去了。本来一块好好的地，现在叫几户农民占领了，你要种粮，他要种棉，还怎么机械化？怎么水利化？在河南，一首顺口溜成了1979年反对“包产到组”的战斗口号，这是一位县委书记的杰作，对大多数官员来说，每一句都在他们心头留下极大的震撼：“耕地累死牛，用水打破头，拖拉机不用了，大片土地成了花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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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人都以为乡下正在出现一场混乱。不少官员们在他们掐灭烟头怒发冲冠拍案而起的时候，就谈到了下面这些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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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这一段时间，也是一场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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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这家伙到底要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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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解放思想，我看是天下大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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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包产到户比四害横行还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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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老同志可要保持革命晚节，坚决顶住复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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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早就该提出四项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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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应当拿四项原则来纠正三中全会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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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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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线就这样分开了。一时间，人心有些慌乱，不知道应当先搞生产还是先划线站队。到了1979年7月13日，肥西县县委改变了初衷。他们下发一个文件，告诉全体公社社员，“不准搞‘包产到户’”。尽管万里立即试图制止这个决定造成的影响。他说：“不要跟群众闹对立。”但是，万里的话就只有山南区的汤茂林出来响应。汤茂林还在坚持他的“包产到户”。到了10月份，北京出面了，国务院一位副部长率领一个小组来到山南区，指责汤茂林的做法性质变了。汤心里明白，这是说他在搞资本主义。他心里不服，嘴上又不敢反驳，等北京的官员走了以后，依然我行我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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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人也在我行我素，而且有意识地把这种思想上的分裂引导到实际进程中去，这就是万里。1979年夏季，解放思想的主张虽然占了上风，但是谁也不敢说到底能够解放到什么程度。包产到户的人们再也掩盖不住自己的行为，事情暴露出来，这些人一下子陷入一场大批判，压力极大。这时候，万里竟鼓动他的下级说，“我早就盼着有那么几个不怕死的人带头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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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他真的找到了三个“不怕死”的县委书记。来安县的县委书记王业美把川剧《七品芝麻官》里那个不畏强权、我行我素的县官的一句名言搬了出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说：“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门心思向南。”另一位是嘉山县委书记。他说得更加不留余地：“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动摇。”万里频频在这些县里穿梭往来，和这些人谈话，对他们的行动大加赞扬。老实说，当时敢于这样做的省委书记并不多。那个时候，湖南的省委书记毛致用就显得有点尴尬。长期以来，这个与毛泽东同乡同姓、又与华国锋共过事的人，一直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源，但是自从“真理标准”的讨论破坏了“两个凡是”以后，他就觉得处处不顺。他是执意不肯表示拥护“真理标准”讨论的少数几个省委领导人之一。他的政治信仰不能允许他怀疑“两个凡是”。“我担心这个讨论会损害毛主席的形象”，他说。你想想，倘若连毛主席的家乡湖南都不信“两个凡是”了，他老人家还哪有立身之地呢？到了毛致用属下的老百姓要求“包产到户”的时候，他就在心里嘀咕：这肯定要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搞乱了。他采取了在他看来万无一失的步骤：报告华国锋以求得支持。华国锋在政治上与这位省委书记的志同道合是没有疑问的，他明确地指示，湖南不宜采取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为了使对立的气氛能够缓和，华补充说，湖南的情况特殊，生产队本来就小，水稻面积又大，收稻时一部机械要十几个人同时操作，不好分开。“这样，我们的思想更加禁锢，对联产计酬严加限制，还提出了不需要也不应当推行‘包产到户’的错误观点。”四年之后，毛致用沉痛地回忆说，“教训是深刻的。”这时候华国锋已不在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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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产到户”不能符合社会主义理想，在某些人看来是明白无误的，这一点根本不必请示最高领导人就可以作出决断。在最北边的黑龙江省，主要的领导人正在痛斥“包产到户”是一个魔鬼。山东省则下决心纠正农民的反叛，机关干部分赴乡村，结果战功赫赫，原来已经有百分之六十的生产队“包产到组”，两个月里大半重新合并，只余百分之十五。许家屯的江苏毗邻万里的安徽，现在真有大兵压境、四面楚歌的危机。官员们沿着苏皖的边界挂起一串串喇叭，男女二重声音在喇叭里整天高喊“坚决顶住安徽的分田单干风”。山西省委机关报的编辑们则写出十四个版的文章，说是要向安徽射出威武雄壮的“排炮”，目标自然就是“包产到户”。人人皆知山西是“农业学大寨”的大本营，假如连这里也烧起“承包”这把火来，人民公社可真是无地自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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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坚守在人民公社阵营里面的人们，处境更加不妙。这些人虽然早就威信扫地，但其权力大厦的最后瓦解却是在1980年。昔日为毛泽东所倚重之文臣武将，今日或辞职，或解职，或开除党籍，或受到审判，几乎全部不能幸免。直到这一年冬季，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辞去他的所有职务，才算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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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阵营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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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左派”的阵营来说，1980年可真是悲惨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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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打击在1980年2月23日开始，华国锋的四位最忠实的助手在一天里面全部被免除权力，包括党的副主席汪东兴、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人大副委员长吴德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华国锋能够同意这次免职的行动，看来实为迫不得已。不过事情只是刚刚开始，卒子丢了，帅是否就能保住还是疑问。3月19日，毛泽东的最大的政敌刘少奇沉冤得雪。党中央的《通知》说，这表明“我们党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党”。《通知》还提醒全体人民牢记“沉痛教训”，务使“此类事件永远不致重演”。3月27日，政治局的常委决定由赵紫阳来主持经济方面的大局，党务则由胡耀邦来领导。也许这样的决定仍然不足以促成权力的最后转移，所以四个星期以后再进一步，赵紫阳开始协助华国锋领导国务院。华国锋之所以还没有丢掉总理之职，是因为这要经过法定的程序，但是这也仅仅为五个月以后的事。9月10日，人民代表大会提供了这个程序。华的阵营中的最后一人，陈永贵，也在同一天里被解除副总理的职务。华国锋此时已成真正的孤家寡人，敏感的中国人都会感觉到他的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位子也已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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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眼看着自己的权力被一点点侵蚀，华国锋竟是没有任何反击的力量。这时候，秋天已经到来，天高云淡，日短晓寒，萧瑟肃杀。但是感受到世事之冷暖无常的肯定不仅是华国锋一人，至少还有另外十人，包括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一个特别检査厅和特别法庭也在这同一个月里建立起来，其任务是要将这十个人一一判刑。审判日以继夜，只争朝夕。可是还没有来得及结束，华国锋就先下了台。1980年12月5日这一天，他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他的辞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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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发生这一切并不是因为这些人都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坚决维护者。那几个月里，大家显然更加关心另外的事情。就在华国锋提出辞呈的几天以前，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就曾群起攻之，说他的错误的核心不是工作中的失误，甚至也不是“文革”当中的表现。他的错误的最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方，是他的“继续批邓”和继续打击“天安门事件”，他还“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地对待老同志的解放和使用，只知道“急急忙忙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既维护旧的个人崇拜，又制造新的个人崇拜，甚至还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现在，大多数中国人终于知道，原来“两个凡是”的后面真的是“英明领袖”，而不仅仅是熊复或者汪东兴那些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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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党的正式文件当中没有批评华国锋的农业方针，但是如此重大的变故必会发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华国锋阵营的最后瓦解，无疑为进攻人民公社的人们扫去了最后的障碍。比如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华国锋在农村方面的最后一个意见，就是阻止湖南实行“包产到户”。几年以后，湖南省的省委书记毛致用承认，自己迟迟不肯接受“包产到户”这个现实乃是一个错误的时候，还提到这是受了华国锋的影响。华国锋的农村方面的亲密助手陈永贵，在掌握着农业权力的时候，也曾指责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鼓励农民“包产到户”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这话流传颇广，人人听来似曾相识，十八年前，这几个字被毛泽东用来指责万里的前任曾希圣，其罪名亦与今日万里的“罪名”相同。这是所有的官员无论如何难以忘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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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公元1980年，毛泽东安卧于纪念堂里他的水晶棺中，已有三年。北京的传言说，水晶棺的防腐技术存有疏漏，伟大领袖的躯体正在收缩，面形已然枯槁。此说没有事实的根据，后来又为专家的证言所纠正。但是，这一年里，毛泽东的身边没有往年那样热闹却是事实。9月9日之祭日，12月26日之诞辰，官方没有仿照惯例实行祭奠的仪式。看来毛泽东的时代真的要结束了。至少意大利的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是有这种疑问的。她在8月21日以一种叫人难以躲避的方式，向邓小平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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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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