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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联：层层设防，节节败退，干部越搞越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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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联：队队增产，户户丰收，农民越干越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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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批：大包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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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一万二千七百零二个人民公社在这一年里宣布解体。“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有五百七十六万个，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八。粮食总产三万八千七百二十八万吨，增产百分之九。棉花四百六十三万吨，增产百分之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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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一三万九千八百三十八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粮食总产四万零七百三十一万吨，增产百分之五。棉花六百二十五万吨，增产百分之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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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所余二百四十九个人民公社全部解体。至此，在我们的国家中，人民公社和它下属的生产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六万一千七百六十六个乡镇政府和八十四万七千八百九十四个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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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至此画上了一个句号。它留给世人一个美丽而又悲惨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世上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乃由一个最庞大的政党所创造。它包含了有史以来最为美好的理想，却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之一——至少三千万人直接死于饥饿和饥饿所造成的各种疾病，另外三千万人则由于父母的营养不良未能诞生。它是本世纪我们的人民死于饥荒以及战胜饥荒的最重要的史篇，其兴起至结束的全部过程为二十七年，也即1958年至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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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大同王国”的总失败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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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第八章 保守派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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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遇到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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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顺逆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沉浮之间，似乎有着某种必然的关联。为了正确地估计这一点，我们应当记得，从改革的发起到改革终于在理论方面获得重大进展，已经过去大约二十年，而1988年正好在中间。它在我们国家，是第二代领导人执政的尾声，也是第三代领导人登台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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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88年开始的时候，中国人谈论的问题真的很多。那时候虽然没有股票，没有下岗和再就业，没有房地产市场，也没有什么人家奢望购买轿车，但是人们脑子里面还是拥挤着无数激动人心的问题。他们谈论“民主化”，谈论“公开化”和“透明度”，谈论“融入国际大循环”，谈论“走穴”和“经商”，谈论“出国潮”，谈论当时中国改革进程中种种已经不能遮掩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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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的情绪很明显地受到了党的方针的鼓动。自从1987年秋天中共的“十三大”将改革的声势再度推向高潮，人们就前所未有地激动起来。所有的人都在期待改革的一举突破。就这样从冬到春，从春到夏，到了1988年的秋天，党的领袖们真的开始兑现他们的加快改革的诺言。新的口号叫做“价格改革闯关”、“长痛不如短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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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上去真是豪迈，殊不料新政甫出，“抢购”风潮即起。大大小小的城市里面，老百姓纷纷涌向银行争兑现钞，这局面令银行猝不及防。新币付完了就付旧币，然后是将已经报废甚至发霉的纸币也付出去了。尽管如此，也是不够。有些银行就不得不关起门，门口挂个招牌说是“整理内部”，但是老百姓全都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于是更多的人涌向银行。我们的国家既坚持社会主义，自然不能叫银行破了产，不能叫老百姓的储蓄成了“泡沫”，所以赶印现钞，令银行不至于无钱。但是这样一来，通货膨胀之势更甚一筹。老百姓的情绪也更浓一重。拿不到钱的指天骂地，拿到钱的立即卷起另外一股潮水。这股潮水全是涌向商店的。他们将柜台里面的东西全都买回家去，就连仓库里面多年的存积也会销售一空。一个家庭主妇买回家的面粉够吃三年，一个男人则把擦屁股纸藏了整整一箱子。这也难怪，商店里面的东西，每一样的售价都在上涨，人心焉能不慌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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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的变幻真是毫无忌惮。这个秋天还没有结束，政府高层就开始退了。他们宣布经济过热，秩序太乱，所以要治理整顿。政府的官员们不再说“闯关”，而是说“整顿”；不再说“攻坚”，而是说“稳定”。整整一个冬天，政府的官员们在各种公开的场合里将一句话重复再三，即“坚定不移地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然而实际进程中的种种冲突，已经把政府经济政策里面的诸多矛盾抛出来。“改革闯关”来而复去，“商品专营”去而复来，市场进退维谷，物价压而难抑。老百姓遂由普遍的疑惑而至责问、牢骚和骂娘，讽喻时政的顺口溜和黑色幽默众口相传。局面前后摆动之大，政策进退逆转之烈，在近十年中国改革史上还从未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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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似乎比别人更早地看到了一些征兆。不然，他就不会在1989年元旦到来的时候，显出那么低沉的情绪。这一天，淅淅沥沥的细雨夹着小雪，弥漫在中国北方大部地区。京城中心，本来应该有些辞旧迎新的气氛的，但现在似乎一点也没有。就连赵紫阳的元旦致词也少有喜庆之象。他使用的一些词汇令人感到好像就要发生什么事。比如“艰难而复杂”，比如“困难和问题”，比如“缺点失误和挫折”，比如“非常艰巨”，比如“不可能一帆风顺”……也是在这一天，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似乎也在推波助澜，它所发表的《元旦献词》，用语之低沉，我们遍读过去四十年的记录，并无成例。它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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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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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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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当时，没有人会承认这一点。1989年春天，北京召开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一位记者在参加了这次会议之后回来对他的同事说：“我看赵紫阳快完了。”同事问他有什么根据，他说没有，只不过是看到赵紫阳在主席台上的状态之后，顿时就有了这种感觉。他说完这话便回家了，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不料，又过了三个月，也即这一年的6月，他忽然记起当初这一幕，不禁惊叹自己的判断是那么敏锐灵验：赵紫阳真的下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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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向极左阵营发起挑战的时候，曾经表现出那么顽强的力量，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又曾经表现出那样强烈的义无反顾的精神，然而现在，却又发生了那样大的变化，令人猝不及防。1987年是胡耀邦下台，1988年，万里离开国务院的领导岗位，当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他自己后来说自己是“安全着陆”，事实上也已不再参与第一线的领导工作。1989年夏天，赵紫阳又下台了，其政治方面的错误极为严重：“分裂党和支持动乱”。又过了几个月，1989年11月13日，邓小平也公开宣布“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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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是1989年9月4日提出他的辞职请求的。辞职信写给中央政治局。但是，直到11月9日，才算是邓小平的正式退休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闭幕会议上，邓的辞职请求被通过。当邓小平的辞职公开之日，不少老百姓认为，他辞职却不一定会辞事。中国的新任领导者也在多种场合宣布，中国的方向仍要由他来把握。然而，邓小平公开宣布他“告别政治”，似乎是要下决心不再过问台前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退就要真退，他今后不再代表党和国家，亦不再插手于领导中国的事。他的想法，也许是为了树立一个榜样来改变共产党领袖的“终身制”，另一个理由，就是他说的“我也放心”。看来，邓小平对第三代领导集体是满意的。所以，两天以后，他对几位来访的日本人再次提到他的放心。并且异乎寻常地把他赞扬江泽民的话公开出来。他说，江泽民“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他已经认定他完成了第二代领导向第三代领导的过渡，而江泽民正是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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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接着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可是老百姓，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一些代表在内，都在左顾右盼，拿不准中国将会有一个怎样的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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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青萍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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