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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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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邓小平看重经济的繁荣，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这一次南方视察，邓小平在路上更加清晰地看到，“左”的东西正在动摇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既定局面。他对几位陪同他走南闯北的人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还说：“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常识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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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这些话，北京那些起劲地撰写文章的“理论家”们，不免要在心里诅咒。可是普通的老百姓都发出“大旱逢甘霖”的感慨。在他们看来，邓小平的话说得既高屋建瓴，又实际具体，就算是没有读过书的人，也能一听就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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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格外热衷“左”与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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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年代开始后的两年里，中国表面上是热火朝天的经济，人人争言赚钱的事，80年代流行之“十亿人民九亿商”的说法，也还没有过时。可是，人心深处的焦点所在，却是另一个，也就是“反右”还是“防左”。人人皆在心里念着这一个问题。大人物们的讲话，必经反复地校正，确信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疏漏，然后方可发表出来。新闻界亦没有权力将领导者的私下的讲话公开出来。其他各种各样的中人物和小人物们，则竭尽可能地收集了各种各样公开的和内部的材料，反复地研究，来确定各方面的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如何，以及在这意见后面的倾向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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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人在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已经有了一个举世无双的智慧：要做什么的时候，总是分外含蓄。史家叫作“春秋笔法”；兵家叫作“暗度陈仓”。左右逢源并不能掩盖各自的政治倾向和利益倾向。比如，当时某位权威性人物说起这个问题的时候，便有着格外鲜明的锋芒。他说：“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反复告诉我们，反右必须防‘左’，反‘左’必须防右。”这一番话左右逢源，不偏不倚，滴水不漏。让任何政治派别都抓他不住，但是，接下来的话，还是心机毕露：“前三十年不断反右，结果主要犯了‘左’的错误。后十年主要反‘左’，忽视了右的倾向增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他说这话的时候是1989年10月，他本人那时则是国务院研究室的主任。应当说，以“左”和右为标志来将共产党的执政四十年“曲折的道路”划分为两个阶段，这是第一次。按照他的逻辑，当时中国的主要问题，就不是防止“左”，而是反对右。此种意见在当时发生极大影响，也就成为必然。可以说，90年代初期的两年当中，整个舆论界就是围绕这个逻辑叱咤风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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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的早春，邓小平的谈话不同于当时舆论的主导，真是引人注目。这不仅仅表现在，邓小平认定我们国家的根深蒂固的毛病还是“左”，也不仅仅表现在他直截了当地说，那些拿着大帽子吓唬人的“理论家”和“政治家”，不是右，而是 “左”，而且还表现在他的整个讲话当中贯穿着反“左”的精神。这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既是情理之中，又是意料之外。他所说的“要反对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句话，立即成为中国人挂在嘴边上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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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里面，无论什么时候总是舆情鼎沸。不过，总是有一部分人慷慨激昂而另一部分人沉默不语。那些理直气壮地论证“和平演变三部曲”的人，现在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另外一些人原来不怎么说话，现在却都开了口。3月，王瑞璞在这里作了一次报告。他精心地回顾共产党治国历史，列举事实证明，中国人“反右”的残酷无出其右。而左派必定是立场坚定、无产阶级感情深厚，即使有错，不过为思想偏激方法简单之类，断不会影响仕途。所以人们总是对右避而远之，对“左”则会蜂拥而上，惟恐落后。“右是粪坑，‘左’是棉花坑”，王瑞璞说，“跌到‘左’边，不伤筋，不动骨，爬上来，仍是好人一个。一旦跌到粪坑里，即使淹不死，也会弄得满身腥臭，所以人们对它极为警惕，一旦犯了右的错误，整起来可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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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同时，胡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在说同一个问题。他的讲话的题目就叫作《关于防“左”》。“为什么会产生‘左’呢？”胡绳问道。他是共产党的历史专家，自然不会用“棉花坑”和“粪坑”之类的说法来解释，但他说的是同样的道理。他说，党史界、理论界有一种解释，“左”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1945年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里说，“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同时指出它的社会根源是小资产阶级。这恐怕未必恰当。因为这种说法好像有一个前提，就是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就不一定会犯错误，一旦有了错误，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或资产阶级思想造成的。这也不大说得过去。“通常有一种说法是，‘左’代表小资产阶级，右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如果按这样简单的阶级分析，那么‘左’也比右好。”不仅如此，胡绳还认为，右，也不一定简单地说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他举例说，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犯了右倾错误，难道说他们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吗？恐怕不能那么说。近些年，我们两个总书记犯错误，应该说是右的错误，他们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斗争，对动乱不坚决斗争，但也不好说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我们既然是革命的队伍，就比较容易简单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以为越革命越好，调子越高越好。这样就容易产生‘左’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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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也谈到防“左”。“为什么目前主要应该防止‘左’呢？”廖自问自答，因为近两三年来出现的主要是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左”的东西；有些人借口国际形势变化，在1989年提出必须重新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思想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什么是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观点呢？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由此可见，提出重新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思想，这就是要在最关键的问题上为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翻案，就是要推翻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就是要求我们回到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老路上去。”在说了这些之后，廖盖隆仍然不罢口，他接着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决定不再搞运动。这很重要。可是现在有人却说“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远没有胜利”，这是不是要搞新的反右派运动，或者是搞新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报纸上面连篇累牍地警告人们国际上现代修正＝ 主义思潮空前泛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空前泛滥的话，廖盖隆嗤之以鼻：“这样说来，我们正处在反右派运动或‘文化大革命’的前夜。这也是拿大帽子来吓唬人。”他说：“其实，足以亡党亡国的正是使我们放弃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而回到过去极左的老路线上去的那种主张。”如果我们想到过去若干年里发生的种种事情，就会觉得，廖盖隆的这些话不是无病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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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说，所谓防“左”，最要紧的是“防”两件事，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是“对改革开放动摇”。这种用语尽管明确，听上去仍属委婉。六年以后，胡绳年事已高，退居二线，久卧病床的时候重提这一段历史，就觉得应当将这一段历史更明确地整理清楚。胡绳说，为什么邓小平要说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就是因为当时有动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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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胡绳的这些话，人们就不免想到胡乔木的一些话。胡乔木出访美国的时候，作了一次出人意料的讲演。他说中国共产党犯了二十年的“左倾错误”，并且还详尽地分析了中共“左倾错误”的种种渊源。他说的“二十年”，是指1958年 到1978年的一段时间。至于“左倾错误”的原由，总计有五条。按照胡乔木的说法，其中一个是“相信经济建设离不开阶级斗争”，另外一个是“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还有一个是“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以及“制度的缺陷”。他是在1989年春天说这些话的，刘大年当时就说，“这些论述都是客观的，实在的。”张湛彬则在事后追述道：“这是到目前为止党内高级领导人中关于‘左’的错误发生原因的最系统、全面、透彻的分析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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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2年春天，人们想起这些话来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胡乔木真具有先见之明，因为他说的这些东西不仅仅发生在那二十年，即使是在后来的岁月里，也总是缠绕在中国人的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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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夏：反“左”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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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邓小平南方视察的真正动因，尽管在当时没有真正解释清楚，但事情还是越闹越大。两年多来作为真理代言人的诸位“理论家”和“政治家”，现在不是沉默就是改口。当然，也有人说：邓小平只是一介普通党员，有什么资格出来干预国家大政？的确，邓小平说这些话的时候只是一个普通党员。他的南方视察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震撼力量，既有他本人的威望，也因为他的背后所积蕴的广泛的社会情绪。但是，问题的关键更在于，那些“理论家”发出这样的质问，让人一听就知道，这是在为他们自己寻找渡过艰难的借口。却不料，到了3月，他们的这个借口就再也不能成立了。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赞同邓小平南方谈话，并且作为党中央的决议予以公布。这等于是由党中央出来，将当时流行之“反右”为主纠正为“防左”为主，亦将“反和平演变”的潮流扭转为一心一意搞经济。形势开始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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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第三周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发表了一番讲话，这是在这个突变的春天里面第一个公开自己意见的党的领导人，所以便引起人们的特别的关注。乔石由邓小平南方视察时的讲话谈起。他认定邓的讲话“针对性很强”。针对的是什么呢？乔石并没有像胡绳那样直接说出“一防”、“二防”，但是他却明确地说，邓小平是在针对“党内值得注意和应防止的问题及思想倾向”。他更进一步谈及中国共产党的一“左”再“左”的历史，以史为镜，“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同样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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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周后，也即4月25日，田纪云讲了一篇很长很长的话，所引起的反应极热烈。田的讲话主题是环绕农村的改革，他发出的“反左”呼声，全都发自内心，无一点官场气息。这是他的讲话中真正博得欢迎和受到批评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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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问题是要把经济搞上去”，田纪云说。然后他就直截了当地谈到“苏联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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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了个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就垮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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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的这一番话是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会上说出的。会场里好几百人，人人闭气凝神，不免想到不久以前那个“反和平演变”的学习班，知道田纪云所言绝非无的放矢。然而田纪云还是刚刚开始，后面的话就更加要命，他说在领导层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他还说如果不将“左派”的表现“具体化”，防止“左”就只能成为空喊，而不能成为真正有效的行动。他接着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具体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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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就是来自这种“左”的积习。“左”的东西的表现很多：你要多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丧失治理整顿的成果，他就没有想一想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大好形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说要多利用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分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些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会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有人作了这样的高度概括，“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了。有些人，一面吃着改革开放的饭，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一面大骂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是留恋50年代、60年代的那种短缺经济。也有人至今还留恋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总觉得，你斗我，我斗你，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人人不得安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不是社会主义。总之，“左”的积习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能低估。干什么事他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事都不敢干，什么事也不能干。“左”的东西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由于它带有革命的色彩，是革命的言辞，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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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令全场为之震撼。文字的手抄本立即传出，录像带也畅销一时，然后是各种铅印胶印之材料由各种渠道传至全国。田纪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任内讲话无数，似乎还没有哪一次如这次这样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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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4月，京城里面防“左”的舆论陡然高涨起来，由交头接耳而至纷纷扬扬。至夏季，已弥漫于会议室、办公室、街尾、屋前、旅店、商场、舞厅、歌厅、巴士、的士、饭桌、厕所……虽小巷拐角处一卖油条老翁，也要或俯耳或昂扬地告你孰“左”孰右。一本书接着就畅销起来，此书名叫《历史的潮流》，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公开出版，收入若干批评“左”的文章，情绪激烈，锋芒犀利，遣词尖酸。几乎每一篇文章都引起一些人的非议。有人提出禁售，所以这本书的发行便不能如常进行。但是这样一来反而刺激了读者的购买欲望，正道上求购不得，人们遂转向黑市。复印本横行，定价4.45元的书，黑市价格竟达50美元。到了10月，太原的书海出版社又出版《防“左”备忘录》一书，把防“左”的势头再向前推进一步。这也说明，对于“左”的不满与不屑，乃是一种积蕴已久的社会情绪，并非由于某一个人或者某一本书的煽动。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意这种看法，比如有些人将田纪云的讲话录像收起来不许发行，还撰文批判《历史的潮流》和 《防“左”备忘录》制造混乱。然而更具戏剧色彩的事情是，《历史的潮流》这本书扉页刊有薄一波的题辞“改革开放，强国富民”。于是反对者说，薄老是受骗了。但也有人在私下打抱不平。他们说，这两年发表了那么多含沙射影批邓小平的文章，无人清算，如今却来围攻阐述邓小平思想的书，是何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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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中间是否意味着，表面上势如破竹的“邓旋风”，至少在春天快要过去的时候，遭遇了一些阻力？邓小平本人对局面也一清二楚，所以他在5月份再度走出家门，来到首钢。这一次他说，对他的讲话，有人是顶，有人是拖，有人是真心地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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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发展到这个地步，犹似卷起一个大旋涡。四周都在急剧地旋转，中心的地方本来平静异常，但是，邓小平在5月份讲了这些话以后，这座城市就再也不能平静了。首钢党委书记周冠五似乎由于这件事情受到鼓舞，在6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他先是引述邓小平的话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若干年中，中国的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然后就大有深意地评论道，问题在于，当人民的生活刚刚有所改善的时候，就不断反对所谓“需求膨胀”、“消费超前”、“经济过热”，采取了一系列压缩固定资产投资、抽紧银根、限制消费、抑制需求的措施，结果出现了资金拖欠、产品积压、需求不振、市场疲软。消费落在生产的后边，拖住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读者看到这些话，都嗅出其中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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