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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多事的春天里,敏感的看客都已发现,许多新鲜的事情,同邓小平的去世以及数月之后即将召开的“十五大”有着密切关联。对于厉有为、刘吉、王蒙这一类人展开如此严厉的批判,兴许会牵涉着全局的走势。中国人一生目睹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知道这股大批判的潮流在1997年春天涌出,但却不是在这时才有的。它在1992年以后便在私下徘徊回荡,至少在两年以前就已经蠢蠢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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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京城里的人们不妨回想一下1995年的春天。那时候,加快改革的呼声,从上到下,此起彼伏,东西南北,遥相呼应,一浪高过一浪,未肯低落。中国正在弹奏改革的新乐章。国家体改委新闻发言人冯并说:“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思维突破已全面接近临界点。”这可以视为来自政府的声音。经济学家也在急切地呼唤改革,有如吴敬琏所说,“少争热与不热,多说改与不改。”至于党的领导人,就更加情急心切。1995年5月下旬,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东北三省并且发表了一个讲话。公开的报道说,江泽民此行为期12天,“详细了解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发展情况和遇到的各种问题”。其讲话的主旨,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坚定信心,正视困难,锲而不舍。从大局上说,我们国家的改革的确进入一个关键时刻。国有企业的“攻坚战”,实际上是在检验我们有没有开辟新路的信心和胆量。胆子大些,就有可能到达“柳暗花明”的境界,胆小,就难免尽是“山穷水尽”的感叹。然而所谓“新路”,其实就是放开“所有制”,有如冯并所说之“临界点”,也即专家所说“资本制度”,或者叫做“财产制度”。这正是今天中国改革难能深入的关键所在。其情势有如十八年前的人民公社,那时候经济局面的崩溃乃至民不聊生,令所有美好的梦想都黯然失色,意识形态的净化运动也不再具有普遍的吸引力。现在,同样的情形再一次发生,只不过,那一次是发生在乡下的人民公社,这一次是发生在城里的国有企业。从经济的局面来看,再不改革,便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前后两次全都遭遇到顽强的阻击。前一次说,包产到户是“复辟资本主义”,这一次换了一种说法,叫作私营经济“威胁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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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改革者为国有企业的苦无出路煞费苦心的时候,有些的理论家们躲在谁也不知道的角落里卧薪尝胆,现在看到改革的矛头指向了国有企业,就再也忍耐不住了。在这些人看来,这是社会主义江山的最后一块净土,眼下那些盗用改革之名的人,居然连这最后一块社会主义的阵地也不放过,借用“文革”时期一句流行语,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这些“理论家”并不了解国有企业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不知道国有企业负债累累。开动机器生产,产品卖不出去;不开动机器,工人领不到工资。十家之中倒有三四家亏损,余者也不能维持正常生产,贪污和浪费更是数不胜数。假如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它又怎么能够救中国呢?但是他们似乎并不愿意过问这些,他们一向精于审时度势,知道如果让改革的潮流冲进这最后的领地,他们自己就再也没有立足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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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春天,也即在沉寂了三年之后,他们终于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一次他们小心翼翼不去触动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换了一种方式来提出问题:改革开放是否将给我们国家的安全带来威胁?他们用一篇很长的文章来回答这 个问题。看来,这三年这些人的确没有闲着,文章立论和选择的事实全都经过精心的准备。其行文之风格,在许多人看来,有着“上书”党中央以影响决策的明显动机。所以,人们私下将它看作一份“左派万言书”,甚至看作是一份声讨中国改革开放之“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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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万言书”的作者对1989年、1990年和1991年的形势是满意的。所要批判的事情,有如他们自己所说,是“1992年以后”,或者是“近三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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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以后”发生了什么?“万言书”说,私营经济大举进攻、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主要的宣传舆论阵地上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基本绝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了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以前。在“不问姓社姓资”的“一切向钱看”思想指导下;贪污、索贿、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制假、贩黄、嫖娼,犹如决堤之水。腐败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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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而知,“万言书”对邓小平1992年春季的南方讲话不满意,并且认定由这次谈话所推动的中国改革的走势,正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国家安全。作者宣告:“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一个民间资产阶级已经在经济上形成,它至少已经是一个自在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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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读到这里,不免要想到“文革”时期大家常常提到的问题:资产阶级在哪里?“万言书”的作者回答,有三十二点八万户私营业主和五百多万从业人员;有一百万“百万富翁”,还有“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这个新的资产阶级还不限于这些人,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依附于他们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此外,还有二千零一十五点三万个体工商户,有三千四百三十八点五万人。这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其中一部分是民间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还有更加严重的事实,私营企业主同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已经开始结盟。这种联盟无疑加速了资产阶级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这样,按照“万言书”的阶级分析方法,威胁国家安全的“阶级异己分子”就多至上亿人。接着,作者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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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入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资产阶级应是今后十年我国国内政治安全工作所予以注意的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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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题目就叫作《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可惜只是以“手抄本”之方式,印制成册,借助“小道消息”的流传渠道,广泛地散布于京城,又由京城传递出去。这一发表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的方式,在以往是只有“右派分子”才使用的。因为右派从来没有真正掌握我们国家的舆论工具,他们如果有什么见解,不是被拒绝发表,就是被“引蛇出洞”以“供批判用”。现在却轮到另外一些人来效尤。看来他们即便不是苟延残喘,至少也不再具有昔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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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在所有的人都得承认“左派”的顽强了。邓小平不是说“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吗?他们就偏偏证明他们的说法有充分的根据。然而这篇文章还仅仅是开始。官方没有对他们的行动表示什么意见。他们不能像前几年那样随心所欲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了(有意思的是,现在只有他们大骂不已的香港刊物愿意为他们提供发表文章的机会,他们的一些“万言书”就在香港刊物上纷纷发表),但是却仍然战斗不息,开动一切机器,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来发表他们的意见。在后来的两年中直到1997年年初,诸如此类的东西一个接着一个,一共有四份。全都依照同样的方式流传在人们的手中和口中。人们把前前后后这些文章一连贯,就说这是四份“万言书”。除了前述的一份,第二份叫做《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第三份叫做《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第四份则是前面提到的点了很多人名的《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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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说,这些人的宣传工作干得很出色。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自己弄成一副“持不同政见者”的样子了。因为,能够证明这些人的政治观点与党中央的既定方针相对立的证据太多了。党中央说,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十五大”上又说是‘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却说:“重新出现的私有制经济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我国最重要的国策之一就是扩大对外开放,他们却说:“我国对外国依赖加深,与过去相比,容易受制于人。”党中央将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作为最重要的理论指导,他们却说:“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不仅死灰复燃,而且变本加厉,深度和广度均已超过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前。”党中央的领导人多次说,经济建设是中心,不能让任何东西来干扰这个中心,他们却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在我国远未解决”,“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们还严厉地指出,有一种“有相当的市场”的错误思想,也就是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其他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以至于认为‘反和平演变’是‘左’倾路线的必然产物,将会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党中央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转变,他们却说:“领导权和路线这两个对我们党来说生死攸关的问题,还未最终解决”,“很难保证在党的下一二代接班人中不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党中央主张,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他们却说:“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私有化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倒退。”党中央的领导人说:“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他们说,“这样理解的主体实际上并不是主体。”党中央的领导人说,公有制经济再降到百分之六十,也没有危险。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却说:“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行业的观点颇为流行……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国家承担亏损,让各种资本盈利。从而使我们的国有经济变成主要为国内外资本服务的经济。”党中央的领导人说: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坚定信心,锲而不舍。他们说,“每逢改革开放加快时,非公有经济就加快发展,必然冲减国有经济所占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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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那些言论一篇接一篇地散发出来,开始的时候,人们还只是觉得惊讶,到了后来,把他们的意见和党中央的文件的及党的领导人的说法一对照,就有了新的感悟:原来还以为只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才是“持不同政见者”呢,现在方知,原来还有这些人,抱有如此多的不同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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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排除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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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他的准备了几个月的讲话。后来的几个月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这次讲话叫作“五二九”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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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外,对于这个讲话的评论如潮。有人说,这是邓小平逝世后,党中央领导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其治国理论;有人说,这是向外界提前传递了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的主要精神,或者这个讲话的“底本”就是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 告的组成部分;有人说,中国将以这个讲话的主旨来统一全国的思想;也有人说,这是事先选择一个场合来传递某些政治的信息,如官方经常说的“吹风”,征求党内反应,以便决定以后的行动。议论纷纷,见仁见智。但所有的人都不怀疑,这是将要在秋季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最重要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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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的话显然是对着全国的听众,尤其对着所有的高级干部说的,中央党校省部级毕业班的毕业典礼,是在这样的时候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会场里面,除了这一批毕业学员外,还坐着全国各省市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办的领导人。会场不准录音,公开报道的部分则由新华通讯社统一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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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全文共二万多字,但新华社公开发表的新闻,仅仅摘要其中四千多字, 其余未公开的部分,则迅速在党内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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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发表的“五二九”讲话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其中有直接涉及“万言书” 或者“万言书”的观点的文字,更没有看到其中涉及了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甚至也没有看到对“左”的思潮的直接批评。但是,据在现场听到江泽民讲话的人说,江泽民说的很多话,实际上要比公开发表出来的部分更加直截了当,也更加尖锐。他直接地批评“左”的思潮的干扰,还引用了邓小平的一句话,“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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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完全不知道有这些没有公开的话,仅仅能够阅读那个公开发表的消息,也可以断言,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主要是针对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干扰,尤其是针对“左”的干扰。比如江泽民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的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就是针对否定邓小平理论的倾向。比如江泽民谈到“学风”问题,提出“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是在批评那种作者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比如江泽民说:“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了。”显然也是针对那种指斥改革开放威胁国家安全的论述。比如江泽民说,“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在回答所谓姓“公”姓“私”的争论。江泽民所说的“排除各种干扰”,当然包含着“警惕右”的意思,但由他的全部论述可知,主要是在防止“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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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局面为之一变。反“左”的声音立即就强大起来。“左派”则全线收缩,再一次销声匿迹。北京的舆论则认定,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高潮,将由这一天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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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中的确散发着强烈的解放思想的气息,比如他说“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不过,仅从公开发表的文本来看,他却没有提到“推动第三次思想解放”。他 的讲话的主旨,乃是排除“左”的力量对于改革进程所构成的障碍,但是他却没有公开使用任何有可能令冲突激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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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七八月间不顾盛夏的炎热,连续召开理论研究工作座谈会,要所有理论工作者将自己的思想统一到“五二九”精神上来。尽管如此,中宣部并没有公开地将眼前的情势说成是“第三次思想解放”。官方迄今为止一直在小心地避免使用任何可能引起争论的词汇。不过,到了7月下旬,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教授接受记者斯人的采访。他说,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警惯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讲话至今还有十分现实的意义。“这倒不仅仅是由于有些同志写了一些长篇东西对我们的现行政策进行批评,特别是对小平同志的理论不以为然。这不是一个少数人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对于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党内外还不是很一致。为什么江泽民同志这次在中央党校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看‘左’的东西现阶段最基本的一个表现就是超越历史阶段。无非是你们现在搞的一套东西右了,你们这套东西不符合马列。那么我要问究竟什么叫马列呢?难道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政策方针是右?还是你们自己要搞的那一套东西超越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应当说,党的高级干部将几年来的争论直接地公开在报纸上,这还是第一次。然而邢贲思这一段话当中还有更加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江泽民的“五二九” 讲话,乃是针对当前的“左”的倾向而发。邢贲思的接下来的话更加激烈:“从过去一年里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左’的人士就是冲着现行的方针政策,就是冲着邓小平同志理论。他们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任意夸大,煽动舆论,制造是非。所以,不回答这样或那样的责难,就会在对待马克思主 义态度问题上发生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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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以后,吴敬琏说,最近一个时期,一些人士对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持有异议,断定“国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降低表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丧失,社会主义因素的减弱,甚至意味着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他们反对国家为包括国有、集体、个体等不同经济成分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这种说法,在部分干部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因而需要给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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