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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关注社会平等，常常表达社会下层大众的愿望，极易渗透于社会下层。在社会变动和剧烈转型时期，它往往成为动员社会力量对现存社会加以改造的一种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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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常常和民族主义联手，在排外(国际市场、全球经济一体化)方面共同发挥作用。这在中国是有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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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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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外开放以来，类似的争论在其他重大场合又何尝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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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区建立之初，“租界”之争就是显著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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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在中国人心中是一个带有屈辱性的概念，在很多国人眼里，它是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一句尖锐刺激民族感情的告示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告示代表着一段惨痛的历史，是一个很深的伤口，碰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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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族独立得到解决，“租界”问题何以再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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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说到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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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广东省传达讨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群情振奋。为了尽快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一些同志提出：利用接近港澳的条件，在沿海设立出口加工基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加快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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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广东负责人习仲勋、杨尚昆等同志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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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中央领导作汇报时，习仲勋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有必要的自主权，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举 办出口加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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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办法在世界上是非常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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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后，不但发达国家继续设立经济特区，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也出现了一大批以出口加工为主兼营其他经济业务的经济特区。如新加坡的裕廊出口加工区，菲律宾的马里蒂莱斯自由贸易区，韩国的马山出口加工区，台湾的高雄出口加工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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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区或自由贸易区，发挥了探索、试验和拉动作用，对所在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贡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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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的提议在今天看来不成问题，但是在当时有如一滴水溅入滚烫的油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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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务院副总理、对兴办特区作出重大贡献的谷牧，1998年2月21日在《深圳特区报》发表《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抓对外开放》一文。他在文章中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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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兴办主要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经济特区，马列主义的著作中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此前例。它是一项重要的创举和试验。因之，一些人对此心存疑虑，多有非议之词。比如“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给特区创办工作增加了困难，建设发展步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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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看一看，时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刘田夫怎样陈述当时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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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田夫回忆录》一书说：“记得有一次，习仲勋同志和我在北京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当我们向中央提出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我们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试办出口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建议时，想不到有一位副总理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要在边界上拉起七千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个省隔离开来。我们听罢，大为惊讶。很显然，他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因此，才产生用铁丝网将广东与闽、赣、湘、桂诸省区隔离开来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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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除了“左”的影响之外，民族主义也是兴办特区的阻力之一。而且，两个因素常常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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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同志属于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习惯于旧思路，因此对特区有种种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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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有邓小平掌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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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习仲勋等人向中央提出建议的当天，邓小平就与广东负责同志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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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小平倡议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积极推动特区筹建工作，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和广东、福建的同志具体研究策划，由江泽民率领考察组赴国外考察特区经验，诸种力量结合的结果是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特区终于在1980年、1981年先后开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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