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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情绪激动，几乎落泪挥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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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何以至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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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天涯一角的洋浦在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大潮中，不甘像北宋年间一样蛰居荒丘，它尝试了一种新的开发方式，即洋浦模式。正是这个洋浦模式，引起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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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模式是成片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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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片开发并不新鲜。很多地方都是成片开发，做到“七通一平”之后再引外资进入。洋浦的新鲜之处在于，它从头就交给外商承包开发，让外资来做“七通一平”。海南将洋浦近三十平方公里土地的使用权一次性出让给熊谷组(香港分部)成片承包，系统开发，出让期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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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的目标，是要将洋浦建成为拥有四十万人口，年产值约二百亿人民币，以工业为主导，第三产业相应发展的新型海港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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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土地使用权请外商连片开发，在当时国内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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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看来，这个做法实在是很普通，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洋浦开发需要大量投资，而海南没有这笔钱，借鸡下蛋不是聪明的一着吗？从中还可以学到一些有益的开发经验。其实，你想请人来，还只是一厢情愿，人家肯不肯投资还是个问题呢。在一些战乱频仍的国家或是根本看不到赚钱希望的地方，你就是给他优惠，他也不来。一段时间以来，中国也开始在美洲、亚洲一些国家购买矿山、油井，进行开发。这不说明中国在实施民族扩张，欺负别的国家，也不说明中国在搞殖民主义。这是一种正常的经济往来。这且不多谈。这里要说的是，假如对方正在发生战争，中国还会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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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些有影响的人士对洋浦模式做出了过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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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一些十分庄严隆重的场合，振振有词地说：“我们把日本人从前门赶走，又从后门请回来了(指日本产业熊谷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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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说：“(上海)南京路一尺柜台值几千块，洋浦一亩地才二千块，这不是卖国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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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在1989年3月“两会”上得到一些响应，声讨洋浦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致使洋浦开发在舆论上遇到空前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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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僵持之下，当时担任总理的李鹏讲话说：洋浦开发只是一种经营方式，不是卖国不卖国的问题。缓解了责难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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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邓小平又作出指示说：我认为(洋浦开发)措施是可行的，要向党外人士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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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使事态逐渐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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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建设，迄今为止，外商已在洋浦累积投入四十多亿元港币，实现了“七通一平”，具备了大规模开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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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模式交锋之后，1990年，天津也采取了出让土地使用权由外商开发的做法，有力地推动了天津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并且带动了新一轮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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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工业：封闭还是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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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1997年，还有一个颇令人动感情的问题引发交锋，这就是引进外资与保护民族工业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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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理论战线》杂志1996年第9期发表文章说，有一些在美国的中国人希望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越快越好，吸引外资越多越好。这样，他们可以从生意中赚钱，成为百万富翁。该文揭露了这些人之后警告说：“对外开放中要尽力保护民族工业。要警惕和防止吃‘买办饭’的人把我们引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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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歧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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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篇文章认为：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大大削弱了我国自主进行技术开发的能力”，“相当一部分跨国公司要求合资企业使用它们的品牌，迫使我方名牌产品退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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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还说，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战略布点，分割市场，产销网向全国延伸。合资企业在站稳之后，又通过扩股、再合资、兼并、收购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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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结论是：“少数行业和地区出现了外商形成垄断势力的现象或趋势。”文章据此要求“调整”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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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追求》杂志1996年第二期发表周光春的文章提醒人们：外资正在加紧抢占我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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