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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僵持之下，当时担任总理的李鹏讲话说：洋浦开发只是一种经营方式，不是卖国不卖国的问题。缓解了责难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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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邓小平又作出指示说：我认为(洋浦开发)措施是可行的，要向党外人士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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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使事态逐渐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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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建设，迄今为止，外商已在洋浦累积投入四十多亿元港币，实现了“七通一平”，具备了大规模开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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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浦模式交锋之后，1990年，天津也采取了出让土地使用权由外商开发的做法，有力地推动了天津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并且带动了新一轮思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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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工业：封闭还是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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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1997年，还有一个颇令人动感情的问题引发交锋，这就是引进外资与保护民族工业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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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理论战线》杂志1996年第9期发表文章说，有一些在美国的中国人希望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越快越好，吸引外资越多越好。这样，他们可以从生意中赚钱，成为百万富翁。该文揭露了这些人之后警告说：“对外开放中要尽力保护民族工业。要警惕和防止吃‘买办饭’的人把我们引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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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歧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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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篇文章认为：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大大削弱了我国自主进行技术开发的能力”，“相当一部分跨国公司要求合资企业使用它们的品牌，迫使我方名牌产品退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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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还说，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战略布点，分割市场，产销网向全国延伸。合资企业在站稳之后，又通过扩股、再合资、兼并、收购等方式，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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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结论是：“少数行业和地区出现了外商形成垄断势力的现象或趋势。”文章据此要求“调整”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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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追求》杂志1996年第二期发表周光春的文章提醒人们：外资正在加紧抢占我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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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举出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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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洗衣粉，我国的几家名牌洗衣粉厂家合资之后，被美国P&G控制，推销美国的碧浪牌及汰渍牌洗衣粉，“把我国名牌打入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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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饮料，大多数厂家都合资了，“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已伸向许多角落，只剩下广东的健力宝和上海的正广和在竭力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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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天津生产的北京牌电视机是‘中国第一屏’。与外商合资，名义上各占百分之五十，外商出流动资金后，已成为真正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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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说：“此外，还有药品、轮胎、啤酒、化妆品、服装等行业都有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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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还感情激动地揭露了我国还有一些“小汉奸”、“二鬼子”，帮助外商做生意，抢占中国市场，是可忍，孰不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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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呼吁说：“今后，合资企业不能再让外商控股，应千方百计支持我国名牌产品。创出更多的新名牌产品，振兴民族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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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则从啤酒入手。6月20日，该报发表姜波的述评《国产啤酒有必要搞那么多合资吗？》，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报道描述了国产啤酒在外资进攻中节节败北的情形，评论员文章则指出外国企业、外国名牌对民族工业的威胁，进而提出如何才能“既提高开放水平，又振兴民族经济”的问题，号召“大家来讨论这个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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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经济日报》接连刊登九期文章，连续报道国产品牌在外资冲击下所处的劣势，包括“燕京为什么不合资？”、“五星为什么要合资？”、“青啤道出的沉重话题”、“九千六百万，扬子卖不卖？”、“中国名牌究竟卖了多少？”、“看日美法政府如何保护本国工业”……编辑部还辅之以一系列理论文章，呼唤保护民族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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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其他新闻媒介也参加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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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同一时间，《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分别发表长篇报道，提醒人们关注外资蚕食乃至控制我国部分产业或产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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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国务院发展中心熊贤良的文章，要求重视对外开放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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