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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将怎样评价江泽民总书记在1998年春热心地向干部群众推荐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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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附带产物，《说不》一书指出：“日本人已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地加入了遏制中国的大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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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甚至认为：“东南亚国家必定会紧紧依附于美国，从而形成一个不自觉的对中国的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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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样的分析，中国岂不是又要如过去一样，走上孤立、半孤立的封闭的老路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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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决不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应有的外交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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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庸讳言，由于国家利益等种种原因，中美之间存在着许多的矛盾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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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新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和美国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的结尾章节，都以幻想小说的方式，形象地描写了美国和中国在下一世纪初叶发生的军事对抗与军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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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毕竟是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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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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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美国的确有些人和媒体对中国态度恶劣，主张遏制中国。这里有国家利益因素，有争夺国际或地区影响力及领导地位的因素，有经济和贸易因素，有意识、形态因素，有美国国内党派斗争因素，有宗教因素，也还有缺乏了解或产生误解的因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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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些人以及媒体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千差万别，所出的主意也各种各样。有的建议拒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的主张“帮助中国人民颠覆中国政府”，有的要求美国拉拢中国的周边国家以孤立中国，有的叫喊支持台湾进入各种国际组织，有人提出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还有人要求制定军事计划尽快以军事手段击败中国等等。这些极端人士，算是美国的义和团。对此，我们当然要采用各种办法展开工作，增进了解减少误解，进行批评与斗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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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并没有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也未成为美国政府的指导思想。这就要说到下面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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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美国官方或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是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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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和1995年，中美关系因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和李登辉访美，曾经陷入低谷，甚至一度达到危险的境地。但是，尽管在这样严峻的时候，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还是愿意作出努力，建立建设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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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邓小平1989年12月10日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讲的这句话，已经成为名言，成为中美领导人处理中美关系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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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下半年是中美关系最紧张的时刻，布什总统就两次派特使来华商讨中美关系怎样才能不致因春夏之交政治风波而中断。布什总统因为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的交往及友谊，而被美国一些人称为“亲华”总统。克林顿在竞选总统时就曾经批评布什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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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这次会见布什总统特使的重要谈话中还说：“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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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克林顿入主白宫之后，在对华政策方面从现实出发，一改他在竞选时使用的强硬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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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华盛顿亚太政策中心主任道格拉斯·帕尔所说：“克林顿政府在不同的时期将其对华政策称为‘接触’、‘建设性接触’、‘全面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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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克林顿总统的话来说就是：“设法孤立中国显然是行不通的。”“与中国合作是促进我们利益的最好办法。”(1998年6月11日在华盛顿美国全国地理学会就21世纪的美中关系发表的讲话)当然，克林顿从自身文化价值、国家利益和世界政治的角度，也要提出要求中国改善人权状况、停止出售导弹和导弹技术、减少贸易壁垒和顺差等问题，中国对此也给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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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实行“全面接触”政策？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埃兹拉·沃格尔)说：美国和中国在世界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比如：稳定国际秩序，限制核扩散及削减军备；扩大贸易和保持开放的国际市场；加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等等。他还说：“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无异于将中国排除在国际经济体系之外，因此继续这一进程，帮助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符合美国的利益。”傅高义希望美中两国经常沟通与接触，他的警告是很有道理的：“领导人若不了解对方所面临的问题，就会增加认为对方动机不纯的可能性，形成彼此越来越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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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老资格的中国问题专家、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奥克森伯格这样解释“全面接触”政策：“中国人和美国人需要进行内容更为广泛的讨论，将每一个地区可能出现的困难和对抗降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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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戴维·兰普顿说：“美国与中国关系的主要目标，应该是避免出现第二次冷战，维护地区稳定，从经济合作和其他合作中最大限度地获得好处。”“中国崛起成为全球性大国……世界组织和国际准则要想发挥作用，就需要中国的参加。”他说：“中国通过阐述自己对20世纪行将结束的世界的看法，以令人信服和友善的方式说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打算发挥的作用，是能够得到国际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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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华盛顿大学埃利奥特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哈里·哈丁则指出：“人权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他认为，中国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为讨论人权问题提供了共同标准，对中美两国处理好人权问题极为有益。他说：“中国和美国应当找出人权问题上存在着共同基础的领域，共同努力促进各自国家的人权。”“两国还应制定一些指导原则来处理人权问题上不可避免的分歧。”“如果这两个大国能就人权问题采取较具建设性的态度，那就能避免引发塞缪尔·亨廷顿所谓的东西方文明冲突，而朝着促进人权方面的文明融合的方向前进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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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虽然有些摇摆，但总的来说，是坚持建立建设性的中美关系这样一个指导原则，不然，也不可能在本世纪结束之前成功地实现江泽民和克林顿互访，并建立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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