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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已经知道，《说不》这本书纯系民间创作，并不是政府行为。它所卷起的浪潮，很快便过去了，并未给我国外交工作造成长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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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魔化”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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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一书余绪未消，《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以下简称《妖魔化》)一书于民族主义高涨的1996年年底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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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说不》一书相同的是，这本书是集群创作，作者共有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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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方法也有类同。这本书有些章节，是以随笔的方式写的。作者自述年轻时如何热爱和崇拜美国，而现在对美国又如何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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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魔化》一书称赞《说不》一书的出版是表现了“赤子心”，“它反映了确有不少中国青年从盲目崇拜走向爱国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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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是，《妖魔化》一书的作者对美国更为了解，文笔更为老练细致，相对来说，对美国的批评有些地方也较能击中要害。八人中，有五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或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三人曾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工作或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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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对美国媒介、学界的两种批评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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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中国和亚洲的了解非常之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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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举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对哈佛大学权威学者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批评为例。徐友渔指出：这部以“文化大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史书，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事实陈述错误百出；对中国政治十分陌生；对红卫兵的派系不清楚；对“文革”造成的经济损失认识不足。比如：书中说罗瑞卿被整，是因为他在越南战争问题上与其他人有分歧。又如说北京大学的一群激进教授和学生在一名助教聂元梓的率领下贴出“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其实“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根本没有一个教授，聂元梓当时不是助教，而是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这样的基本常识错误，在书中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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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说，这部书对中国“文革”时期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缺乏了解，因而对“文革”作出的基本判断和分析，非常肤浅和混乱。他认为这本书是“令人失望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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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有些美国媒介对中国有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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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最有兴趣的是刊登和夸大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在美国报刊影视、电台和INTERNET网上经常看到听到下列词汇：如皇帝统治、独裁极权、阶级斗争、践踏人权、贪污腐化、拐卖妇女、强迫流产、溺杀女婴、盗窃版权、出售导弹、走私军火、文盲充斥、出售犯人器官、武力威胁其他国家、跟踪和骚扰外国人、运动员服用兴奋剂、西藏问题、台湾问题等等。《妖魔化》作者之一李希光说：“这不是丑化中国，不是，比丑化更严重，是妖魔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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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美国一些媒介对中国在法制、人权、知识产权方面的进步，对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对于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要么报道很少，要么“没有一点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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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某些媒介的片面性报道，使美国公众很难了解关于中国的真实全面的消息，因而阻塞了中美两国人民沟通的管道，助长了公众态度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从而影响了中美两国建立建设性的友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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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批评虽然有道理，但话说回来，也有一点要考虑到，美国新闻媒体并非只对中国如此，而轮到美国的事情就一味说好。《妖魔化》一书也承认，美国新闻媒体的特点就是喜欢刊登“丑闻”，揭露“阴暗面”。这个锋芒，对他自家人也是一样。这与美国媒介的传统有关，与美国的新闻观念及在此观念指导下的媒介功能有关，与不同媒介的不同背景有关，与美国市场需求的压力及媒介为了生存采取的对策有关。你看看美国媒介搞起自己国家最高领导人克林顿来是多么起劲，也可以看出一点门道。前文已经有介绍，连中国人都有点看不下去。有些中国人说：“搞得克林顿可怜巴巴的连一点公民权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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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妖魔化》一书偏颇、偏激、不妥及情绪化所在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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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自相矛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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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六十九至第二百七十页说：“在政治上，美国将中国视为头号敌人，竭尽全力打压……美国官方如此，民间也不落后……在经济和贸易上，美国也将中国列为头号敌人。”这种概括未免过于简单笼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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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零三页改口，把美国官方提了出来，说：“在美国，的确存在一股顽固的反华势力。我们不说美国政府，但至少有一些美国人从骨子里仍然把中国视为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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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分别担负两部分文章写作的两位作者未商量好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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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该书第六十四页就指出：“就连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对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做法感到不安。”接着还引用了克林顿的话，他说中美应该成为“具有建设性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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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页说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不同意美国媒体片面报道中国。尚慕杰指出中国在许多重大问题如知识产权、人权、禁止核扩散和农村基层民主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尚先生有一段话说得精彩，他说：“双方无休止的争吵引起的‘战斗疲劳’可能使得一些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正在谋求遏制和削弱中国。同样，这种情况也可能使美国的一些人认为，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会危及美国的利益。如果这样一些态度变得普遍并且占主导地位，那么这些态度可能成为事实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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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四十一页提到美国国务院官员艾丽格拉在美国接受《妖魔化》一书作者采访时说的话。她说：“美国政府最基本的政策？那就是不想孤立中国。”“但是，国会有一帮人却总是想刺激中国，惹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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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该书谈到“由于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美国各种利益集团在对华政策上的争吵……”等等，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近些年的美国，并不存在不分官方民间、不分政府国会，一致打压中国的政策和运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王勇指出：事实上，美国对华政策中利益集团的因素日益增加。比如美国人权组织、劳工组织和政治保守组织协调采取对华不利的政策，而美国工商界则形成了支持稳定发展对华关系的核心力量。在这中间，美国总统和国会则与利益集团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总的来看，两国关系已渐渐进入全面接触、深入交流的阶段。应该根据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新特点，建立一个分析中美关系的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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