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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自己的政治信仰也很难确定。一方面，他表现为托利党立场，非常关注维持秩序，但他恪守自由原则并反对詹姆斯二世党人又与辉格党立场一致。他使用罗马的历史赞美共和政体是典型的辉格式做法，然而他反对所有宏大改革的观念。此外，他对共和政体的支持是有很大修正的。[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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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的努力和方向似乎经常是冲突的，弗格森是一个有趣也使人困惑的人物。他的体系充满了张力和悖论，甚至矛盾，读者只有在极度忍耐，努力探寻文本之后，这些矛盾中的许多才是可以调和。这不仅是因为缺乏系统化，而且是因为弗格森有时候似乎满足于传达给其读者的那种深深犹豫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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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弗格森是一位务实的思想家。他的教化并不是为了抽象的观念，而是为了寻找增加人类幸福的途径。如同他将其理想化并试图效仿的务实且影响深远的罗马廊下主义者一样，弗格森认为哲学必须对共同体有实际作用。它必须具有和生活事实的某些相似性。世界并不像某些哲学家想象的那样简单，经常是看不见的、计划外的、次理性的以及看似有害的力量带来秩序，而非相反。因此，弗格森的体系是复杂、散乱甚至有点粗糙的。凯特勒敏锐地指出，弗格森的思想“使那些喜欢根据所谓的‘意识形态’模式对政治思想家进行分类的人感到困惑”。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很难分类的视角”，但同时，它“易于运用到我们所知的世界”，也就是说，一个以分化，“冲突和不确定性”为特征，“每一个政治选择都引发下一个政治问题”的世界。[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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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格森并不常表现出斯密和休谟般的精致，有时他的论述显得陈腐和缺乏想象力。但有时也带有真正的光芒、原创性和想象力。他并不像后人所记住的，仅仅是斯密和休谟的同伴，而是平等地对待他们，与之争论，表示支持，并且有时候不仅有助于形塑他们的观念[137]，而且有助于形塑那些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后来人物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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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离开了对历史的关注并将之置于历史脉络下，便无法欣赏弗格森的成就，但本书是关于他的观念，他的道德、［28］社会和政治思想，而非他的生平、背景或他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的研究。为此，我将展现他在其时代流行的和正在出现的智识传统中处在什么位置。但我更致力于探求他的思想作为一个概念体系是如何运作的，而这包含着探索这一体系中的任何疑难或者任何反常。这是一个体系，它具有连贯性，即使偶尔充斥着张力，也并非如它最初看起来（如许多评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冲突和不相容的信念的大杂烩。最后，我也将致力于评估弗格森的成就，以及他的观念可能引发当代读者共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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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lexander Broadie，《苏格兰启蒙运动》（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Edinburgh，2001），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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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弗格森的仰慕者在法国有他同时代的霍尔巴赫和伏尔泰以及后来的孔德（Comte）；在德国有赫尔德（Herder）和席勒（Schiller）、雅可比（Jacobi）等文学家。他也影响了19世纪德国一般的社会思想。他生前当选为柏林的社会科学学会荣誉会员。”A.G.Smith，《作为对卢梭之回应的亚当·弗格森的政治哲学：政治发展和进步的发展》（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Adam Ferguson Considered as a Response to Rousseau：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ve Development），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Yale University，页9。约翰·斯图尔特·密尔非常尊敬弗格森以及“苏格兰学派”的其他成员，他将其父亲詹姆斯·密尔置于休谟、卡梅斯（Kames）、斯密和弗格森组成的“这一伟大学派”的连续线的末端。《给孔德的信》（Letter to A.Comte），January 28，1843 见J.S.Mill，《密尔选集》（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J.Robson，F.Mineka，N.Dwight，J.Stillinger，and A.Robson，（eds），Toronto，1963，Vol.13，页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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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是1800年以后“多数苏格兰人的命运”。Fania Oz-Salzberger，《启蒙运动解析：18世纪德国的苏格兰市民理论》（Translating the Enlightenment：Scottish Civic Discourse in Eighteenth Century Germany，Oxford，1995）页130。即使在更为接近他的时代，弗格森“的大众名声也被他的爱丁堡大学道德哲学教席的继任者杜格尔·斯图沃特（Dugald Stewart）大大遮蔽。”N.Phillipson，《苏格兰启蒙运动》（“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见Porter，R and Teich，M.（eds），The Enlightenment in National Context，Cambridge，1981，页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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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约翰·罗伯特森（John Robertson）最近呼吁要更为清晰地意识到“苏格兰道德哲学内部潜存的断裂”，使人们注意到了弗格森作品的独特性。《苏格兰人对启蒙运动的贡献》（“The Scottish Contribution to the Enlightenment”），见《苏格兰启蒙运动》（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Essays in Reinterpretation， Paul Wood （ed），Rochester，2000，页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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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uncan Forbes，“亚当·弗格森的《文明社会史论》导言”（“Introduction” to Ferguson，A，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uncan Forbes，Edinburgh，1967），页xiii—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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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更深层的探讨，亦可参见John Varty，《文明还是商业？亚当·弗格森的文明社会概念》（“Civil or Commercial？：Adam Ferguson’s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见Democratisation，Vol.4，1997，页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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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iroshi Mizuta，《定义苏格兰启蒙运动》（“Towards a Definition of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Studies in Voltaire，Vol.154，1976，页1459—1464、页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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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比如说，Ernest Gellner，《亚当弗格森以及文明社会的惊人稳定性》（“Adam Ferguson and the Surprising Robustness of Civil Society”），in Liberalism in Modern Times：Essays in Honour of Jose G.Merquior，Ernest Gellner and Cesar Cansino （eds），London：CEU Press，1996 以及同一作者的《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inConditions of Liberty：Civil Society and Its Rivals，London：Penguin Books，1994；M.Foley，and R.Edwards，《文明社会的悖论》（“The Paradox of Civil Society”），Journal of Democracy，Vol，7 （3） 1996，pp.38—52 and Varty，《文明还是商业？弗格森的文明社会概念》（“Civil or Commercial？Adam Ferguson’s Concept of Civi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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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ohn Brewer在其关于弗格森的有见地的作品中也发现了这一点。参见.J.D.Brewer，《18世纪的推测史，社会学和社会变迁：亚当弗格森和劳动分工》（“Conjectural History，Sociology and Social Change in Eighteenth Century Scotland：Adam Ferguson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载于《苏格兰的铸造：国家，文化和社会变迁》（The Making of Scotland：Nation，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D.McCrone，S.Kendrick and P.Straw （eds），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89以及同一作者的《亚当·弗格森和剥削问题》（“Adam Ferguson and the Theme of Exploitatio”），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37，1986，pp.461—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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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jorn Eriksson，《社会学的最初形成：18世纪话语的变革》（“The First Formulation of Sociology：A Discursive Innovation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Archives-Europeennes-de-Sociologie；Vol.34 （2），1993，pp.251—276，p.272.休谟给爱德华·吉本写信说苏格兰可能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野蛮的，最贫困的，最为动荡不安的”。《给爱德华·吉本的信》（“Letter to Edward Gibbon”），March 18 1776，David Hume，《休谟的信》 （The Letters of David Hume），edited by J.Y.T.Greig，in Two Volumes，Oxford：Clarendon Press，1932，Vol.2，p.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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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riksson，《社会学的最初形成》（“First Formulation of Sociology”），pp.251—276；Phillipson，《苏格兰启蒙》（“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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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福布斯所说的：“《文明社会史论》是这样的一个人的作品，他从内部切身地了解两种分裂18世纪的苏格兰的文明：部落的Gemeinschaft，属于过去，进步性的Gesellschaft，属于商业性的低地地区。”Forbes，“Introduction” to Essay，pp.xxxviii—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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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例如，卢梭对自然状态的信念，他对伟大立法者和社会契约的态度以及他的明显的尚古主义。虽然卢梭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尚古主义者，但在英国，人们“总是不断地并且不友好地将他与之联系在一起”。James H.Warner，《18世纪英格兰对卢梭二论的回应》（“The Reac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to Rousseau’s Two Discourses”），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Vol.48 （2） June，1933，pp.471—487，p.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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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卢梭，《论艺术和科学的道德后果》（“A Discourse on the Moral Effect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in J.J.Rousseau，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by G.D.H.Cole，London：Everyman Library，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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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ssay，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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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Rousseau，《论艺术和科学的道德后果》（“A Discourse on the Moral Effect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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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H.Strasser，《社会学的规范性结构：社会思想中的保守性和解放性论题》（The Normative Structure of Sociology：Conservative and Emancipatory Themes in Social Thought），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6，p.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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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例如，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明确地提到在阐释自发秩序理论上受惠于弗格森。哈耶克，《人类行动的结果而非人类设计的结果》（“The Results of Human Actions But Not of Human Design”），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 and conomic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7，p.97.这篇文章的标题直接引自弗格森，这也表明哈耶克是如何受到前者理论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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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虽然孔德认为孔多塞而非弗格森才是他的“精神导师”，他认为前者是仅次于孟德斯鸠的社会学创建者。Robert Bierstedt，《18世纪的社会学思想》（“Sociological Thought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in T.Bottomore and R.Nisbet （eds），《社会学分析史》（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London：Heinemann，1979，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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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W.C.Lehmann，《亚当·弗格森和现代社会学的开端》（Adam Ferguson and 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Sociolog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30，p.240.莱曼的著作首次试图系统地奠定弗格森社会学创建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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