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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原因，我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前苏联(俄罗斯)、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先后出现过紧张，乃至与一些国家发生过战争；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在长时期内也经历过很大的曲折。这中间的得与失，需要认真地加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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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外交工作取得的成就，以及今天对外关系的好局面得来不易。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呕心沥血布局谋篇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外事人员努力工作及很多官员与民众致力于友好活动的结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需要审慎对待。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争取一个很长时间的和平环境进行现代化建设，以实现中国人发达富裕的梦想。而且，实现了现代化之后，为了中国子孙的幸福和世界人民的安宁，中国也要继续推进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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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要准备打仗”的主张被误认为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与态度，无疑将会引起一些国家极大的震恐和警惕，“误会导致更大的误会”，其他国家将会作出怎样的反映，就不是中国所能控制得住的了。可以预料的是，其他国家同样会用民族主义来回敬我们。其激烈的程度，或许要超过日本演出《自尊》、印度尼西亚打击华人和印度核爆。这中间，如有一些国家从中施加对中国更为恶意的影响，则将使局面变得更加不利，从最坏角度估计，也许将会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因此，从国际关系的范围来看，民族主义也将给中国的安全利益造成很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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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同心同德，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为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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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人民应有的抱负和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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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这是勉强别人接受的霸气，应该让它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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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说：“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今后中国发达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中国人民曾经长期遭受列强侵略、压迫和欺凌，永远不会把这种痛苦强加于人。”我们应该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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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亟待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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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1997年，中美两国国内一些人的愤怒和偏激情绪都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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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昆著的《笑面人生》一书，写一个在北京北郊开饭馆的老板，“听不得人说中国不好”。这位老板说：“我听不得人说我们中国不好，我们自个说可以，外人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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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0月，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了五十五万字的《遏制中国》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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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这本书一些章节的题目：“居心不良的新‘黄祸论’”、“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美国国会利用达赖分裂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可以休矣”、“美国国会：台湾的第五纵队”、“人权大棒横扫亚非拉”、“新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东亚的盾与剑”、“石油和钓鱼岛：未来日中冲突的关键因素”、“并非优惠的最惠国待遇”、“东盟：不断扩大的火药库”、“微妙的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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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月，北京新世界出版社出版《中国为什么说不》一书。批评美国制造“中国威胁论”，企图挑起冷战，并把中国视为继纳粹德国、前苏联、伊拉克等之后的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五个敌人，策划采用军事的、综合的手段击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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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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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1993年发表的文章《文明的冲突》的基础上，扩写成一本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于1997年出版。亨廷顿的文章以及专著，在全世界引起了持续的反响和巨大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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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认为，冷战之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明方面的差异和矛盾。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七种或八种主要文明，这就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再加上非洲文明。今后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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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说他写作此书的意图是为了在冷战之后寻求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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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对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关系的思考和探索，亨廷顿此说提供了一种分析框架，有一定价值，而且也有一定实例支持他的部分观点。但是亨廷顿的重点完全放在“冲突”上，就难免陷入偏颇与片面，并且为加剧紧张提供了一种学术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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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提出了一个命题：儒教和伊斯兰教正在联合起来，对西方构成挑战。而且，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西方文明不会形成普世文明。一些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又反对西方价值而复兴本土文化，实行自我伸张。在这本书中，“中国威胁论”和“伊斯兰威胁论”是论述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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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3年亨氏单篇文章《文明的冲突》发表之后，中国就作出了强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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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中国十四种刊物发表了二十五篇文章，评论亨廷顿的观点。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将这二十五篇文章，加上他自己写的文章在内一共二十八篇文章编成一本书出版，书名是《文明与国际冲突——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收入书中的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冷战结束之后的国际关系，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进行了批评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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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的专著于1996年出版之后，中国学者李慎之对亨氏的论点提出了一个新的解读。李先生在《太平洋学报》1997年第二期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亨廷顿的“冲突情结”来自一个不便启齿的预测：再过五十年，美国国内的人口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黑人、拉美裔及亚裔人口将会超过欧洲裔白人人口。同时，欧洲的人口也在下降，而亚洲人口、特别是伊斯兰人口则急剧扩张。亨廷顿担心这个不利于白种人的人口对比，会对西方文明造成巨大压力。只不过，亨廷顿碍于“种族歧视”的帽子，不便将此种担心直白说出，于是便以“文明冲突”的方式委婉地道出他内心的心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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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观点可备一说。下面让我们看看亨廷顿的“伊斯兰威胁论”和“中国威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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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刘靖华指出：伊斯兰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对现代世俗化进程的一种传统抗议形式，但它的真实意图是改变自身经济利益和权力关系。伊斯兰运动只是一个各成员奉行不同教派、不同战略，持有不同利益的松散运动。穆斯林国家是以民族国家而不是以宗教文化属性来确认自我利益的，导致冲突的主因是国家利益和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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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世界远非是伊斯兰旗帜下铁板一块的凝固体。虽然从中亚经伊朗至阿拉伯再到北非，似乎存在一条“弧形的伊斯兰动荡带”，但那更多的是一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派别行为，并非是国家主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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