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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指出：“把思想文化当作了解现代化过程的终极原因，‘从思想文化上解决问题’(林毓生)的倾向，五四以来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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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指斥五四新文化追求科学与民主是“狭隘的功利主义”，是丢掉了价值理性而沉湎于浅层次的工具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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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也说：“把价值理性看作传统的古代，相信现代只是工具理性，把两者看成断裂的，无视作为价值理性的精神传统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连续性，是五四以来直到今天的一大弊病。”他说：“如果《新青年》派们在高呼科学与民主的时候，不是全盘否定几千年来对人类文明有过重大贡献的古典中国文化，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可能会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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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陈等人的论断引发了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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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1998年3月28日发表文章批评说，新儒家“否定五四运动的思想方向。认为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多于建设，破坏了中国学术文化‘道德’的继承，造成了民族文化的断层”。对此，不能盲目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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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在《中国文化报》1998年2月21日发表文章说：美国学者林毓生先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把“五四”与“文革”相提并论，认为“五四”是全盘反传统，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和中国意识的危机，影响所及，才会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国内学者陈来先生响应此观点，将“五四”称为20世纪的激进主义。把五四运动称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是不恰当的：1、这种说法把儒家文化当作了传统文化的整体；二、把以“三纲”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当作了儒家学说的整体；这种说法不承认在儒家思想中有非主流的思想存在，比如明代的李卓吾、冯梦龙，清初的黄宗羲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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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家炎说：“文革”并不像林、陈说的那样，是“五四”反传统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恰恰相反，“文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封建专制、愚昧迷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恶性发作。“文革”和“五四”充其量只有某些表面上的相似，实质完全不同。“文革”出现有两个根本条件，在上是个人专制倾向变本加厉，在下是个人迷信盛行。这两者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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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胡伟希说：林毓生并不是新儒家而是自由主义者，但他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却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他割裂了五四运动的发生与时代的关系。五四运动之所以发生，是一个大时代的大问题。林毓生没有从大时代着眼，却以思维方法这样一个技术层面的理由来否定五四运动，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这样做，不能正确地解释中国历史，也不能正确地解释中国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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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伟希认为，新儒家对“五四”的否定，则有两个问题。一是内圣与外王的关系，新儒家强调内圣通过“曲通”等途径能够开出新外王，因此否定五四运动对西方文化的“横移”。实际上，今天的”外王”首先是指政治、经济、法律等各项现代制度。靠开发“心性”和升华道德，开不出现代的制度，所以新儒家对五四的否定是站不住脚的。二是新儒家仍然恪守张之洞等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否定五四运动的实质，是排斥西方文化。这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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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王炎认为：五四运动的确有过激之处，这是它的一个不足。但是，经过历史的淘洗和筛选，透过当时一些过激的言论，可以看出，五四运动的精华，是它的自由主义精神。即使在新文化阵营当中，也是百家争鸣，没有谁来强迫命令整齐划一。五四运动之所以生机勃勃，之所以开一代新风尚，是自由主义精神的胜利。今天总结五四运动，不能满足于它提出民主与科学，而要更深一步，体会五四运动中蕴含的自由主义精神。新儒家提倡内圣开出新外王，但是看看实践，没能开出自由主义和各项新制度。新儒家是从传统到传统，不能解决中国的新发展问题。新儒家从内容到形式否定五四运动，就把自由主义也否定了，这是很可惜的。因为只有自由主义才能拯救传统。激进地全面否定传统和从传统到传统，都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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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据说，对五四运动持有不同观点的人已经准备在北京进行一场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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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卷五 民主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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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潜流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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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无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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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夏天，北京的知识分子特别活跃。这些人刚刚从“文革”中解脱出来，“伤疤”尚未痊愈，便已经忘了疼似的。7月，北京召开了一个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五百零六个院校、机关和科研所的科学工作者来参加，总计有一千五百多人。说是讲习“自然辩证法”，但是很奇怪，与会者们谈论的问题大都与“自然”无关。他们津津有味地把“真理标准问题”说了好些天。也是在这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在北京朝阳区党校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一次会议的名称没有绕一个很大的圈子，而是直截了当地叫做“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研讨会”。与会者一百六十多人，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校、大专院校、哲学研究单位来的人，也有中央机关、国家机关、解放军、新闻出版单位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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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达到了高潮，这股潮流迅速地将形形色色的思想汇聚在一起。各省各市各自治区的官员们也已经在报纸上争先恐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不过，在同样一面“解放思想”的旗帜之下，文人们的心情同官员们有些不同，说出的话也不一样。文人把自由和民主的思想表达得更强烈。比如在“理论与实践关系研讨会”上，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孙耕夫刚刚宣布会议开始，大家就迫不及待地阐述“科学无禁区”的道理。发言的人有冯定、王耕今、马沛文、汪子嵩、胡福明、李秀林和林京耀。就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邓力群在这个时候也表现得相当开明。他说，他希望这次会议针对新情况、新问题，打开新局面，提倡科学无禁区，不同途径地探讨问题，不搞棍子主义，也不要怕打棍子。他的这些话显然并不限于自然科学，也包括了社会科学。文人们分外激动，在饱尝了至少二十年的“棍子”之后，他们相信，科学真是进人自由的天地了。如果不是后来那些年里发生的那些事情，这些文人一定会对这位在1978年高呼“科学无禁区”的人抱有更多的崇敬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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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天之后，也即7月24日，周扬也来了，他的讲话包含了更加强烈的民主倾向，所以台下的人们听来更加精彩。他提倡“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提倡“独立的见解和独立的创造”。他说，给科学设置禁区，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还说，“开放禁区就正是体现了党对科学的正确领导和加强了党对科学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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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夏天里周扬讲的话真是不少，他不像别的官员那样老是露出心有余悸的样子，说出的话从不兜圈子，也从不模棱两可，左顾右盼，他似乎拿定主意要在中国的上空张扬起自由和民主的旗帜。到了秋天，思想解放的势头更加强大，“凡是派”已经只有招架之功的时候，周扬也把他的自由的思想进一步发挥出来。那是在1978年10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院举行开学典礼。周扬到会上去讲话。他对所有的教师和学生说：“我们要的是，对现实问题，对当前国内和国际问题，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的问题的浓厚兴趣和热烈探讨的气氛；是密切联系实际、认真读书、独立思考的钻研精神；是教学相长、师生互学、自由辩论的学术空气。”这时候他是研究生院的院长，所以讲话的时候就有些教师讲课的味道。周扬说，有一个哲学家，叫作第欧格尼。他要学生回答问题，当学生表示同意先生的意见的时候，他就拿拐杖打学生的头，还斥责道：“先生讲的意见你为什么不反驳？”在讲述了这个故事之后，周扬说：“我们研究生院的导师们，将来学生完全按你的意见回答问题，你也可以拿拐杖敲学生的头。”台下的学生听了这话不免交头接耳起来：这不是明摆着要我们脑袋后面长反骨么？假如学生们把这个问题当真提到周扬面前，他也许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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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用不了几个月，所有的人都会发现，这位老人的脑子里面还有一些更加大胆的念头。他想的是，自由和民主的思想不仅仅要在这些年轻学生中间贯彻,还要推行到全国去。1979年是五四运动发生六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全国社科界纪念五四运动的学术讨论会，又是周扬作报告，他的报告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他说，本世纪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延安整风是第二次，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三次。更加引人注目的话还在后面呢。周扬说：“总要有一批为了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先驱者们，敢冒风险，冲破束缚思想的牢笼，坚持科学的新思想，才能划破那深沉的黑夜，迎接新时代的黎明。”他说“要允许自由讨论”、“科学无禁区”、“科学思想不能听命于‘长官意志’，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一切理论学说，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要不断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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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的人全都震撼不已。这么多年了，他们就从来没有听到哪一位党的干部讲过这样的话。会议甫毕，周扬的讲话便不胫而走。一时间，周扬成了知识分子心目中一面民主的旗帜。直到二十年后，温济泽还能对当时情形记忆犹新。他说：周扬的讲话，“在全国特别是社会科学界发生了很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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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单墙”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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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京城中心天安门广场，沿着最主要的一条街道西去不远，曾经有一道深灰色的砖墙，沿街展开，长度大致二百米。90年代的最后几年，它已经不再存在，在它原来矗立的地方变成了一片商业广场，为五颜六色的广告和店家所盘踞，从里到外流淌着人类的物欲。但是，在1978年的秋天，这道墙却是京城里面最具政治色彩的地方。街谈巷议纷纷扬扬，老百姓说它是“民主墙”，不过，官方提到它的时候始终不肯说出“民主” 二字，只是叫它“西单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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