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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感觉到强大的压力。毫无疑问，压力还来自京城里面那些几乎可以和他平起平坐的人。当然，北京以外的地方，风声也挺紧。有人质问：“现在的党中央姓马还是姓刘？”这是把马克思和刘少奇当作“主义”的分界了。有人说，“果然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不错，修正主义出来了。”王洪文两年前被捕的时候说过“十年以后再见”，意思是他终有重见天日的时候。现在，在一辆公共汽车上，有两个人的对话竟比王洪文还要“乐观”。一个说，“阶级斗争，隔七八年再来一次。”第二个说，“要不了七八年，等五年再看。”三中全会闭幕那一天夜里，山西省运城地区党委的大院子里，就贴出来几条标语，叫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说要“坚决镇压反革命”。标语的书写者竟是地委机关里的一些干部。湖南省的传言中，有一种说法借用了邓小平对“文革”的形容，说三中全会后“短短这一段时间，也是一场浩劫”。还有人说：“中国将在混乱之中前进，好像电影《逆风千里》一样。”这电影说的是一支军队如何在极为恶劣的气候里与敌人作战的故事，这些人借此来形容新的时代，可见确有不少人对邓小平的主张怀着深深的怨恨，等待着再一次“变天”。有些人真的就结成“地下党”。京城里面，有一个组织叫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把一份传单扔得满街都是，上面的内容还算客气，没有直接说邓小平如何如何，只是集中力量“批判胡耀邦、胡乔木的修正主义路线”。另外一个叫做“反对机会主义者全国联盟十九人委员会”的组织，可就不那么客气，它把一份传单同时发送十几家报社，长达一万六千多字，通篇大骂邓小平是个机会主义者。所有这些事情集中到一起，就把一些人搞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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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讨论民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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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政治空气一下子宽松起来。无论什么人都可以站在街上拥挤的人群里面，大发议论；无论什么地方都可以当作讲坛。毛泽东留下的古老国家沉寂了两年，每一个人都不知所措，如今居然在一夜之间就急剧地旋转起来，每一个人又都忍不住要将满腹智慧一吐为快。当然，最重要的一个讲坛是由当代中国一群最著名的文人开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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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们现在要把思想解放的成果再行扩大。他们对“两个凡是”的初次打击居然获胜，这是从未有过的战绩。1957年他们的“大鸣大放”一败涂地，此后二十年不能振作。今天的胜利在他们简直是死灰复燃，看来有极大的必要乘胜前进。1979年1月，文人们聚在北京开了一个会，学术理论界、文学艺术界和新闻出版界，几乎所有有点名气的人都来了。这可真是一个理论的春天，只不过，会议的名称有点怪：理论工作务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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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具有官方色彩。其最初酝酿，是在党的政治局中。几个星期以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终于占了上风，“两个凡是”的理论也威风扫地。但是，与会的官员们似乎意犹未尽，满肚子还有好多话，不吐不快。邓小平肯定是感觉到这种局面，所以他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很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说话。叶剑英这时候与邓小平似乎是心照不宣，也觉得有必要以某种方式继续让大家讲话，所以他提议专门召开一次会议，不是解决任何具体的问题，只是谈论一些理论的和思想的问题。有如胡耀邦后来的表述，“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这个建议在政治局中得到不少人的赞成。这样，到了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那一天，华国锋便宣布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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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中共中央的理论务虚会在北京召开。刚刚担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一心想要鼓动大家畅所欲言。考虑到大家的心里仍然余悸未尽，他就第一个在会上发言，以证明这一次党的方针不是“引蛇出洞”。他的发言题目叫作《理论务虚会引言》。他说，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人们的认识参差不齐，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观点。最近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场理论讨论摆出了许多情况，提出了不少问题，对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他没有明说“一些同志”是谁，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是指华国锋和汪东兴那些人，不免在心里把胆子壮大起来，就听见胡耀邦继续说，“这次会议的开法，应当推广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那种会风，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胡耀邦还宣布了一个漫长的会议时间表：从18日开始，直到26日。然后大家回家过春节。节后，2月1日接着开会，到2月12日休息。几天后进入会议的第二阶段，邀请各省市的同志参加，大约四五百人。再开十天左右。最后请党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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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会议领导小组的那些人，大都具有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除了胡耀邦之外，还有胡乔木、黄镇、朱穆之、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冷西、吴江和胡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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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上午，有6个人作了一次联合发言，这6个人在京城里全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包括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胡绩伟、光明日报社总编辑杨西光、新华社社长曾涛、解放军报社总编辑华楠、中央编译局负责人王惠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这些人推举胡绩伟作为他们的代表，发言的题目听上去挺委婉：《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但内容可就相当犀利，也相当长，大约有两万字，把八个月来的争论说得淋漓尽致。二十年后，张湛彬回忆这一段情节的时候说，这是理论务虚会上最有分量的一个发言，“有触目惊心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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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还不是全部。同一天，杨西光在另外一个小组里发言，将他和胡绩伟、曾涛一起核对整理的一份材料在会上公布出来，材料里面是党的副主席汪东兴1978年6月15日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的讲话记录。三天以后，胡绩伟和杨西光又一次联合发言。这一次，他们公布了在真理标准讨论的初期同吴冷西争论的全部材料。包括吴冷西给胡绩伟打电话的记录，吴冷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他给胡绩伟打电话的内容的说明，胡绩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答复吴冷西的发言，以及杨西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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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快要三十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王惠德说，“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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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问题？”周扬问道，“过去我们很多人都是‘凡是派’，现在‘凡是’不下去了。”“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才能解决，随着，两个凡是的问题不必争论就可以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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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在变化，”历史学家黎谢说，“新的社会制度一产生他就想超越经济自然发展阶段，这样也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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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是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下来的结果。”经济学家许涤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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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国内左倾主义思想的发展，同一定的国际条件也有关。”国际问题专家宦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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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佘者多至数百名，包括胡乔木、胡绩伟、黄镇、朱穆之、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冷西、吴江、胡绳、冯文彬、成仿吾、许涤新、莫文华、薛暮桥、蒋南翔、林默涵、熊复、张显扬、李洪林、马洪、吴明瑜、孙冶方、郑必坚、宦乡、王忍之、李鑫、苏绍智、严家其、龚育之、吴敬琏、阮铭、马沛文。这些人满怀豪情整整说了一个春天，发出二百六十四期简报。直到4月3日才算完事。其中包括了下面这样一些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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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人民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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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当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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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是“人存政举，人亡政息”，靠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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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党委审批案件制度，法院只服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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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协商最好”，应为民主选举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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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封建复辟，“四人帮”不是复辟资本主义，而是复辟封建专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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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有思想犯、言论犯、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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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民主不是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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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理论工作中的奴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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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人的见解也只是一家之言，可以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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