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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理论工作中的奴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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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人的见解也只是一家之言，可以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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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理论恶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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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马沛文在十年后谈起这些的时候还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路线的大转折；务虚会是理论上的大突破”，而且，他还找了一句培根的名言来歌颂这个春天的价值：“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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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央理论务虚会同时，山东、上海、福建、广东、辽宁、湖南、江苏等地也在春节前自动召开了同样的会议。参加人数一般五六十人，上海三百人。现在，全中国的文人似乎都汇聚在一起，对中国既成的理论体系发起了范围更加广大的冲击。就在大约三周以后，邓小平也兴致勃勃地鼓励理论务虚会上的文人们“重点讨论民主问题”。他说，“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我们要人民当家作主，怎样使人民感觉到自己是主人，今天我讲不清楚，组织二三十人专门写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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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很快出现变故，令人们措手不及。表面上的起因是一场战争。2月17日，中国人越过边界进入越南，是为对越自卫反击战。战争3月16日结束，其全部过程局限于一个极小的地区，然而它对于中国国内的形势，竟会发生重大的牵制。北京出现了“反战”者，虽然寥寥无几，但是已经给党的领导人带来很大麻烦。“西单墙”上出现了批评这场战争的大字报，大字报的作者还要世人警惕“独裁”。邓小平震怒了，胡耀邦不知所措。这时候，被战争打断的“务虚会”再度开始。有人就把消息传进了中南海里，说“秀才正在开会造反”；然后又有消息传出来，说秀才们的会是“搞乱思想的会”，“闯祸的会”。北京大街小巷里有人用京腔的谐音，称“务虚会”为“戊戌会”。所谓“戊戌”，是指晚清王朝中的一次变法。几个文人和光绪皇帝串通一气，图谋架空慈禧太后的权力，改变大清王朝的既定制度。结果是太后发动政变，幽禁了光绪皇帝。拿这个故事来影射这个时候中国的政局，其用心一望而知。胡耀邦倒是一如既往，他说文人们的见解“很多很好”。但是其他一些领导人可就有一点微妙的变化，他们对此评价谨慎，不置褒贬，只是说，“值得注意，需要研究”。就在文人们还在那里“研究”的时候，胡乔木获得了为邓小平起草一篇讲话的机会。邓小平这个讲话后来收于《邓小平文选》，是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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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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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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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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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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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是1979年3月30日。邓的讲话震动了全中国，影响之大，并不亚于“两个凡是”的破产。在1979年的这个春天，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大字报的作用已经走向反面，“西单墙”也不能再存在于世。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政府宣布，禁止在“西单墙”上张贴大字报。从这一天开始，街头的大字报便转移到京城北边的一个公园里面。那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所以再也不会有“西单墙”那种轰动的效果。又十个月后，也即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取消“四大”，也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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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报消失了。“西单墙”也不再具有政治的含义。不过，官方发动的解放思想的潮头，似乎并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受到影响。邓小平的初衷，也即“重点讨论民主问题’，至少在文人们中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这一年里，他们写出的这方面的文章真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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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澍在《历史研究》上面发表文章说：“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即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制度，在本质上不能不是一种民主制度。如果在这里还有富贵贫贱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人民并不享有同等的民主权利，那么，就是国家在事实上发生了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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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之超在报纸上面读到了张志新被残杀的报道之后大为震撼。震撼之后写了一篇《冷静下来的思索》，发表在1979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这些坏蛋在窃取了一定权力后，居然可以用党的名义，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去残酷迫害以致公开枪杀一个政治上不同意他们的共产党员，”卢之超说，“这却决不能仅仅以他们是坏蛋这一点来解释。它提出的问题要深刻得多。”卢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某些领导人(包括高级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在政治上不信任或有怀疑，对党的某些重大政策和实践，有不同的意见，难道因此就可以遭到如此残酷的对待吗？”这的确涉及到问题的关键。卢之超的结论是：“思想问题不能称犯罪。就算是犯罪，也纯属政治犯。因思想问题而遭逮捕，政治犯被手铐脚镣，受尽酷刑，惨遭枪决，这在当今文明国家的法律里已是很少有的了。”“在我们的党纪国法中，应当规定，即使对于当前被判定为错误甚至是反动的意见，也不准采取粗暴的、违法的办法去对待。”“在我们国家里，不应当有思想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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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李洪林撰文说：“民主从来不是谁恩赐的，而是党领导人民争来的。恩赐的权利可以收回，争来的权利是可靠的。”他的这一段话，因为是源自毛泽东的一段话，所以显得格外有力。那是在多年以前，毛泽东说过，“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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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孙瑞鸢、李燕奇在《北京日报》上撰文说：“暴力是解决不了思想问题更消灭不了思想的。”“如果把发表不同意见，对领导人提出批评建议视为犯罪行为，加以惩处，甚至处死，那么社会公仆就会成为凌驾于主人之上的特权者，宪法的规定就会变成一钱不值的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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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光明日报》编辑部邀请若干学者座谈民主问题。于是又有了精彩之论。邢贲思说：“把‘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既贯彻到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去，也贯彻到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去。一定要提倡在学术问题上、理论问题上只能服从真理而决不能屈从权力，决不能屈从‘长官意志’。”孙尚清说：“我认为，我们应当像宣布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那样，明确宣布今后也不再搞学术批判运动了。”王瑶说：“决不能动不动就给犯错误(更不必说根本没有错误)的同志扣政治大帽子，甚至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无限上纲，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已。前些年我们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应当永以为戒。”林甘泉说：“即使是基本原理，也应允许人家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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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们发出的民主的声音越来越尖锐。那个时候人们的勇气真是令人惊讶。他们说出来的很多话，就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也会让人出一身汗：究竟是那时的人们胆子太大，还是后来的人们胆子太小？或者，也许问题并不在于“胆子大小”，而是在于，那个时候，文人们无论是非正误，总还有着一腔热血，现在，人们的行为则更多出于利益的动机，至于热血沸腾地指天说地，很多人会认为那是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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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第二十章 周扬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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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人全都为一个人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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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7月31日，周扬与世长辞。他的已经冷落了五年的家，现在成了灵堂。席卷京城的政治风波归于沉寂不过几个星期，官方显然并不希望周扬的去世引起太大的反响，所以只是在报纸上发表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但是，人们还是自发组成了吊唁的队伍来到这里，依次进入，垂首默哀。作为共产党老一代的革命者以及本世纪我们国家文坛颇有声望的文化人，周扬生前为重重荆棘所包围，死后却又被层层鲜花簇拥着。那些鲜花的中间还凸现着数不清的挽联，从客厅一直延伸到院落。京城内外的唁电则又络绎不绝地传递到这里，经由这条鲜花组成的小路送进灵堂深处。挽联和唁电上的文字一律缅怀着周扬的业绩和品格。陆定一说，他是个“好人”、“正派人”。冰心说：“我为他‘解脱’而感到放心。”巴金说：“他活在我的心里。”吕正操说他“殚思竭虑，追求真理”。周而复说他“忠实马列能玉汝，忍抛心力媚佞人”。冯牧说他“无私无愧战斗业绩重不朽”。鲁迅文学院全体师生则说他“一世忠勤担道义，百年功过付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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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周扬唯一的女儿周密，此刻对父亲生前一切是非功过，已经能够淡然处之。“摆脱了人世间的诸多烦恼，归于自身的永恒”，她这样谈论她的父亲，“在另一个世界里找到了永久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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