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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很快出现变故，令人们措手不及。表面上的起因是一场战争。2月17日，中国人越过边界进入越南，是为对越自卫反击战。战争3月16日结束，其全部过程局限于一个极小的地区，然而它对于中国国内的形势，竟会发生重大的牵制。北京出现了“反战”者，虽然寥寥无几，但是已经给党的领导人带来很大麻烦。“西单墙”上出现了批评这场战争的大字报，大字报的作者还要世人警惕“独裁”。邓小平震怒了，胡耀邦不知所措。这时候，被战争打断的“务虚会”再度开始。有人就把消息传进了中南海里，说“秀才正在开会造反”；然后又有消息传出来，说秀才们的会是“搞乱思想的会”，“闯祸的会”。北京大街小巷里有人用京腔的谐音，称“务虚会”为“戊戌会”。所谓“戊戌”，是指晚清王朝中的一次变法。几个文人和光绪皇帝串通一气，图谋架空慈禧太后的权力，改变大清王朝的既定制度。结果是太后发动政变，幽禁了光绪皇帝。拿这个故事来影射这个时候中国的政局，其用心一望而知。胡耀邦倒是一如既往，他说文人们的见解“很多很好”。但是其他一些领导人可就有一点微妙的变化，他们对此评价谨慎，不置褒贬，只是说，“值得注意，需要研究”。就在文人们还在那里“研究”的时候，胡乔木获得了为邓小平起草一篇讲话的机会。邓小平这个讲话后来收于《邓小平文选》，是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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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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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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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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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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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是1979年3月30日。邓的讲话震动了全中国，影响之大，并不亚于“两个凡是”的破产。在1979年的这个春天，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大字报的作用已经走向反面，“西单墙”也不能再存在于世。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政府宣布，禁止在“西单墙”上张贴大字报。从这一天开始，街头的大字报便转移到京城北边的一个公园里面。那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所以再也不会有“西单墙”那种轰动的效果。又十个月后，也即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一项决议，取消“四大”，也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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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报消失了。“西单墙”也不再具有政治的含义。不过，官方发动的解放思想的潮头，似乎并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受到影响。邓小平的初衷，也即“重点讨论民主问题’，至少在文人们中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这一年里，他们写出的这方面的文章真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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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澍在《历史研究》上面发表文章说：“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即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制度，在本质上不能不是一种民主制度。如果在这里还有富贵贫贱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人民并不享有同等的民主权利，那么，就是国家在事实上发生了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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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之超在报纸上面读到了张志新被残杀的报道之后大为震撼。震撼之后写了一篇《冷静下来的思索》，发表在1979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这些坏蛋在窃取了一定权力后，居然可以用党的名义，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去残酷迫害以致公开枪杀一个政治上不同意他们的共产党员，”卢之超说，“这却决不能仅仅以他们是坏蛋这一点来解释。它提出的问题要深刻得多。”卢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某些领导人(包括高级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在政治上不信任或有怀疑，对党的某些重大政策和实践，有不同的意见，难道因此就可以遭到如此残酷的对待吗？”这的确涉及到问题的关键。卢之超的结论是：“思想问题不能称犯罪。就算是犯罪，也纯属政治犯。因思想问题而遭逮捕，政治犯被手铐脚镣，受尽酷刑，惨遭枪决，这在当今文明国家的法律里已是很少有的了。”“在我们的党纪国法中，应当规定，即使对于当前被判定为错误甚至是反动的意见，也不准采取粗暴的、违法的办法去对待。”“在我们国家里，不应当有思想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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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李洪林撰文说：“民主从来不是谁恩赐的，而是党领导人民争来的。恩赐的权利可以收回，争来的权利是可靠的。”他的这一段话，因为是源自毛泽东的一段话，所以显得格外有力。那是在多年以前，毛泽东说过，“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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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孙瑞鸢、李燕奇在《北京日报》上撰文说：“暴力是解决不了思想问题更消灭不了思想的。”“如果把发表不同意见，对领导人提出批评建议视为犯罪行为，加以惩处，甚至处死，那么社会公仆就会成为凌驾于主人之上的特权者，宪法的规定就会变成一钱不值的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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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光明日报》编辑部邀请若干学者座谈民主问题。于是又有了精彩之论。邢贲思说：“把‘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既贯彻到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去，也贯彻到我们的学术研究中去。一定要提倡在学术问题上、理论问题上只能服从真理而决不能屈从权力，决不能屈从‘长官意志’。”孙尚清说：“我认为，我们应当像宣布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那样，明确宣布今后也不再搞学术批判运动了。”王瑶说：“决不能动不动就给犯错误(更不必说根本没有错误)的同志扣政治大帽子，甚至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无限上纲，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已。前些年我们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应当永以为戒。”林甘泉说：“即使是基本原理，也应允许人家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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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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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们发出的民主的声音越来越尖锐。那个时候人们的勇气真是令人惊讶。他们说出来的很多话，就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也会让人出一身汗：究竟是那时的人们胆子太大，还是后来的人们胆子太小？或者，也许问题并不在于“胆子大小”，而是在于，那个时候，文人们无论是非正误，总还有着一腔热血，现在，人们的行为则更多出于利益的动机，至于热血沸腾地指天说地，很多人会认为那是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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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第二十章 周扬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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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人全都为一个人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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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7月31日，周扬与世长辞。他的已经冷落了五年的家，现在成了灵堂。席卷京城的政治风波归于沉寂不过几个星期，官方显然并不希望周扬的去世引起太大的反响，所以只是在报纸上发表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但是，人们还是自发组成了吊唁的队伍来到这里，依次进入，垂首默哀。作为共产党老一代的革命者以及本世纪我们国家文坛颇有声望的文化人，周扬生前为重重荆棘所包围，死后却又被层层鲜花簇拥着。那些鲜花的中间还凸现着数不清的挽联，从客厅一直延伸到院落。京城内外的唁电则又络绎不绝地传递到这里，经由这条鲜花组成的小路送进灵堂深处。挽联和唁电上的文字一律缅怀着周扬的业绩和品格。陆定一说，他是个“好人”、“正派人”。冰心说：“我为他‘解脱’而感到放心。”巴金说：“他活在我的心里。”吕正操说他“殚思竭虑，追求真理”。周而复说他“忠实马列能玉汝，忍抛心力媚佞人”。冯牧说他“无私无愧战斗业绩重不朽”。鲁迅文学院全体师生则说他“一世忠勤担道义，百年功过付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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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周扬唯一的女儿周密，此刻对父亲生前一切是非功过，已经能够淡然处之。“摆脱了人世间的诸多烦恼，归于自身的永恒”，她这样谈论她的父亲，“在另一个世界里找到了永久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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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三十六天之后，也即9月5日，官方为周扬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才在八宝山开始。单就形式来看，这仪式已经达到了官方所能准许的最高规格。所有尚在人世的老一代共产党人都送来花圈，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彭真。所有现在任上的领导人全都亲往告别哀悼，包括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国家主席杨尚昆和政府总理李鹏。灵堂灯暗，逝者如斯。吊唁者摩肩接踵，拥挤在里里外外。年轻的和年老的、认识死者的和不认识死者的、接到通知的和没有接到通知的……全都来了。报纸上说，有五百多人，但是，据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的估计，实际的人数要超过很多。另一个人，人民日报社记者李辉，为这个场合能够具有如此大的包容性惊叹不已。“那天，八宝山几乎成了一个社会舞台”，李辉说，“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领域不同政见的人，对死者有着不同认识不同关系的人，都为一个人默哀，就文化意义而言，追悼会的兼容性同样达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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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国家一向遵循的规矩，大人物的去世，是一定要有一些文章来悼念的。这些文章大致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但却可以代表官方的意见，至少也不会与官方的想法相违背。然而奇怪的是，在周扬逝世之后的这一段时间里，报纸上几乎没有发表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大概是各种人由于各种原因，当时都感到难以下笔吧”，龚育之在八年以后回忆当时情形的时候说，“我的一些朋友劝我写一点，我也想写一点。从哪里下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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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的去世乃是因为本身疾病的不治。从人的生理极限上讲，这是一个老人在享尽天年之后的必然归宿，并无其他“非命”的原因。然而如果仅仅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与他素不相识的人前来向他表示哀悼，也就没有可能激起那么多人的那么复杂的感情。看来事情的确如李辉所说，人们“并非完全为了一个个人而来到这里”。其间种种情由虽为外人不能详知，但大多数人都已料到，必是发生了一些令官方尴尬、令文坛不平的事。不然，在悼念周扬的日子里，怎么会出现种种隆重与哀伤、热闹与冷清、纵容与限制交织在一起的情形？陆定一又怎么会说出“他是被气死的”这句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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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报告引起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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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定一是在1989年8月19日写给周扬的女儿周密的信中说这个话的。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说周扬是“被气死的”。但是周密以及所有的人都彼此心照，陆定一指的，并非周扬在“文革”时期所遭遇的迫害，而是在说1983年发生的那一桩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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