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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毕竟已经年迈，身体也不大好，所以不能再像往日那样慷慨激昂。事实上他只是作了一个开场白，他的这些论述是通过一个广播员朗读出来的。广播员不负众望，居然能够将这些理论色彩极浓的文字念得抑扬顿挫。台下鸦雀无声，听者聚精会神，然后是一片热烈的掌声响彻会场。直到多年以后，在场的人还能对此时的情景记忆犹新，说“这是这次大会上最受欢迎的报告”。而王震在当时便走到周扬面前，连连称赞“讲得很好”！他一边同周扬握手一边问道：“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你说的‘异化’，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邓力群也当场走过来同周扬热烈握手，只是对报告的内容没有一点明确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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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完成了中宣部交给的任务，兴高采烈地回家了。他可没有想到，他的讲话居然成了一场大批判的起点。这场大批判在形式上仍然不失温和的尺度，但是周扬的精神由此经历的打击之严厉，甚至超过了“文革”时期他在秦城监狱的那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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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会原定3月9日结束，现在忽然接到指示需要延期。奇怪的是，在接下来的两天当中，却又没有开会。莫非有什么事情正在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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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胡乔木忽然来到周扬家中。他要谈谈他对周扬的报告的意见。这时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贺敬之，文联副主席夏衍，以及王若水也奉命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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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此举显然不是随意为之。他说他“是赞成人道主义的”，还说他“自认为是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他认为，“人道主义问题，周扬同志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但是他批评了王若水写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两篇文章。按照王若水的回忆，胡的讲话大部分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但他始终没有直接地批评周扬的报告，他明显地认为周扬文章中有“不够”的地方，但是王若水听来听去，却“听不出两人有什么实质性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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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似乎也觉察到胡乔木的说法模糊不清，于是忍不住插话问道：“我没有讲非人道主义，我用了异化的概念，所以我找了若水。你觉得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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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没有答复周扬的问题，只是继续他的思路。他说，“十二大”提出的“两个文明并举”，就是人道主义的发展。今天全国广泛开展的学雷锋活动是“人类历史上、世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人道主义高涨”。“不谈这些是很大的缺陷”。然后他建议周扬同志“再辛苦一次，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中没有涉及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出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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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交给《人民日报》发表呢！”周扬有些不耐烦地打断胡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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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没有关系……”胡乔木有些勉强地说，“如果在报纸上发表，是不是在前面加一个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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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了这些之后，胡乔木起身告辞。他拖着自己的病躯向周扬深深地鞠躬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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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的心情稍稍轻松。按照他的理解，胡乔木已经同意发表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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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在第二天即要秘书打电话给王若水，表示不再修改文章，就照这个样子发表。他可再一次没有想到，正是这一事实的细节在日后成为一次大争执的焦点。当周扬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胡乔木极为愤怒，他坚决地表示自己曾经说过周的文章不能发表，但周扬却毫不含糊地说他从来没有听胡说过诸如此类的话。这样，不同思想的分歧便演变成为对人的品格的怀疑，由此也就导致这两个朋友最终的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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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周扬的演讲稿在《人民日报》发表。也许《人民日报》的总编辑秦川已经意识到分歧的存在，所以他在发表周扬文章的同时，还发表了四位不同意见者的讲话摘要。但是，他还是没有料到，周扬的文章竟然会引发一场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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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先打电话指斥秦川和王若水。他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乔木同志已经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发表，可是《人民日报》居然不听。邓还说，秦川对这件事有重要责任，但王若水要负主要责任。因为王曾经当面听到胡乔木的意见，对于胡乔木的不同意发表此文，应当知道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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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水在电话里为自己申辩说，他的确听到胡乔木的谈话，但是却不知道胡乔木说过“不能发表”。倘若有此指示，他就不会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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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尽管没有当场聆听胡乔木的谈话，但却丝毫不怀疑胡乔木说了“不能发表”。他说，胡乔木早在3月8日，也即在他到周扬家里发表那样一篇谈话之前，即已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白表示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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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证明他之所言不虚，中宣部送来当时的电话记录。这一记录果然证明了胡乔木的真实意见绝非周扬和王若水想像的那样简单。“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胡在给中宣部的电话中说道，“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讨论对象。总的意见，异化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这种宣传本身是抽象的。这篇文章没有分析。”他还认为“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的目的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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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电话记录清楚地表明，邓力群并没有误解胡乔木的意思。事实上，胡乔木不仅不能允许周扬的文章公诸于众，而且已经认定周扬的文章无可救药，进而怀疑周扬作这样一个报告乃是居心不良。他之愿意跑到周扬家里浪费那样一番精力，也许是因为他不好对这位昔日的上级施以强制手段，只好委婉地提出一些难题，让周扬知难而退。不料周扬居然一意孤行，也许是他根本没有弄明白胡乔木的“先圈子”乃是一种精深技艺，也许他是打算身体力行自己在四年前说的话——“开放禁区”，“自由讨论”，“给科学设置禁区，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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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讨论”之后的“紧张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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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表面上来看，周扬坚持学术问题自由讨论的立场，是没有人反对的。中宣部部长邓力群甚至还能公开表示大致相同的意见。他说：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异化，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理论问题，这样开展一下讨论，其中包括不同意见的争论和相互之间的批评，很有好处。邓力群还说：不要随便地给人家下政治结论。一定不要制造紧张空气，一定要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形成正常的学术讨论、学术争论、学术批评的空气。他这样说也许并不是特指与周扬发生的冲突，但是他讲这些话的时间，是在周扬事件发生之后仅仅第九天，也即1983年3月25日，这就让大多数人都把它同周扬的处境联系在一起，不禁松一口气：也许他们要网开一面。不过，没有人能够想到，这时候，已经有一份等待上呈中南海的报告。报告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要对发表周扬的文章负责。批评周扬“不顾自己的地位，在乔木同志代表耀邦同志提出要他修改后再发表的意见以后，不认真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自食其言，不作修改。不论作者的主观愿望如何，但客观效果势必是在思想界引起混乱。”报告批评王若水“企图利用周扬威信，把自己的观点变成权威的观点”。还说有一些人“发表了许多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怪论，实际上成为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文艺界有人宣扬超阶级观点，反对阶级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了好些篇。他们用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攻击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反人道的。”在说了这些话之后，报告便要求党中央作出决定，把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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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人们得知“不要制造紧张空气”的第二天，周扬再次接到上级通知去开会。来到会场的还有秦川和王若水，胡乔木和邓力群也在。这是一间很小的会议室。“屋里光线暗淡，也没有开灯。大家分两排在铺着白色桌布的会议桌前坐下。”胡乔木最先开口说话。胡把讨论的锋芒避开周扬，只是说，关于《人民日报》犯错误的问题，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已经得到中央同意，但还是征求三位同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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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一阵沉默，然后大家开始阅读那份报告。报告的内容已如前述，可以想见被批评的三个人难能心服。屋子里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直到多年以后，秦川还能回忆起当时情景。“我看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事情和过程没有说清楚，幸亏中央让我们当面澄清事实，”他说，“周扬看得快一些。我发觉他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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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几分钟后，周扬终于忍无可忍。突然，他把手中那本报告扔在胡乔木面前，大声斥责：“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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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秦川回忆，坐在周扬对面的胡乔木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震惊了，用更大声音反问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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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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