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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再一次紧张起来。当时在场的另外一个人，王若水，也在多年以后谈到这时的情形。他回忆说，周扬很激动，和胡乔木争执起来。周扬坚持认为胡乔木3月10日在他家里并没有说他的文章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相反是同意了的。胡乔木却表明他从来没有说过周扬的文章可以发表，而且认为周扬不听招呼擅自发表是错误的。这时候，周扬更加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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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说：“不是这样！一个中央负责同志说话，不能今天这样讲了，明天又那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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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我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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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你可能忘了。有很多同志说，乔木讲话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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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你写信说请予审阅指正，我也提出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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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你没有说不能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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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两个理论家的争论的焦点，就不是文章的内容和观点，而是集中在胡乔木是否说过“不要发表”。“他们都同意査记录，”王若水后来说，“我念了我的笔记本上所记录的胡乔木的话。胡乔木说：‘你的记录是忠实的。我那样说，是因为人要讲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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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料此时某人插话说：“我们当时也做了记录，对照记录稿，乔木同志说过不要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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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胡乔木究竟有没有说过“不能发表”的问题，就出来两种完全不同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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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很明显，对于那份报告周扬、秦川和王若水三个当事人均不能同意，并且不能认定其中一些基本的事实。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他们也要尽力地陈述自己的意见。比如周扬在会后上书中央领导，说明中宣部的报告与事实不符。他以书面方式声明自己所说之“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胡乔木所说之“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没有根本的不同，并且特别强调，没有“听见乔木同志说他是正式代表耀邦同志同我谈话的，而且耀邦同志退回给他的清样也没有这样的批示”。周扬还说：“至于这篇讲话，虽有人帮助起草，但整个内容和文章的结构，都是我的意见，如有错误和不妥之处，完全是我的责任。”周扬此信写于1983年3月27日。收信者是“胡乔木、邓力群同志并胡耀邦同志”。在发出这封信之后，周扬便坐在家里，天天念叨胡耀邦同志是否能够看到他的陈述。他后来始终没有得到胡耀邦的回音，却总是在晚上听到胡乔木的声音。胡打来电话中，催促他作出公开检查，令周扬睡不安宁。这情景让他的夫人苏灵扬非常不安。“小胡怎么了？”她 疑惑地说，“起应(周扬)在上海替他恢复了党籍，那时不像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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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不要发表”是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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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秦川和王若水三个当事人的意见，全都石沉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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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一次“征求意见”，其实只是向他们宣布既成的决定，而并非真的要将他们的意见认真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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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对于这一事件的三条处理意见一一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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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是，“关于人道主义问题，作为学术问题，今后仍可允许进行不同意见的讨论。周扬同志的文章既然已经全文发表，学术讨论会上持不同观点的文章，也应陆续在报纸上全文发表。同时准备组织力量认真研究，写出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阐述。”落实这一处理意见的结果是，一批批判周扬和王若水观点的文章，在报纸上面发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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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处理意见是，“对《人民日报》的编辑部进行必要的调整。王若水调出，另行分配工作。”而实际的结果似乎更加严厉。这一年10月底，胡乔木在邓力群陪同下来到人民日报社宣布：接受胡绩伟的辞呈，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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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处理意见是，要周扬承认自己的“错误”，进而“表示正确的态度”。这在胡乔木的一再催促之下终于实现。这一年秋天，周扬以接受记者采访的形式，作了自我批评，由新华社发布消息，通电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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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回看这一段历史公案，可以发现，无论是胡乔木还是周扬，都忽视了一个问题，这就是，胡乔木是否有权力禁止周扬发表他的文章？胡乔木也许认定他有这种权力，并且会在党的一贯的组织原则或者党的纪律当中寻找根据。这一点似乎就连周扬也没有提出异议，所以他只是坚持说，胡乔木并没有说他不可以发表这篇文章。看来，如果胡乔木真的发出这样的指令，周扬也就必定会老老实实地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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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许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党的方针中本来就有“百家争鸣”、“自由讨论”之种种规定，宪法中也有“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条款。按照这样的逻辑，只要周扬的文章不能被认定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胡乔木的“不要发表”是否合法也就有了疑问。换一句话，就算胡乔木说过“不要发表”的话乃是属实，难道就能作为周扬犯了错误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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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周扬坚持要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且声明对自己的观点负责的时候，他是在实行民主政治的既定原则。但是，当争论发生的时候，他却放弃了这个关键的事实而一味坚持他并没有听到胡乔木的“禁令”。看来，在80年代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胡乔木的行为仍然有着某些必然的依据，这依据还须在我们国家既成的制度和观念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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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的悲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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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周扬事件”的起因，在于他对民主政治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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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7月16日，周扬在毛泽东的关注之下得以离开秦城监狱。至此，“文革”当中周扬“文艺黑线”牵涉的一百一十多人全部释放，周扬本人最后一个解脱牢狱之苦，却还无家可归，只临时寄居在一个招待所里。连续十年冤狱遍野，他本人则饱受凌辱，甚至失去了生活的自由和做人的尊严。这位老人终于懂得，自己大半生追求民主，却连他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也不能保障。他在招待所里用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也包括阅读黑格尔《小逻辑》以及《黑格尔的哲学》这两本书。在被解放出来的党的高层官员中，像周扬这样对马克思的理论仍然孜孜以求的并不多，尽管有不少人在日后以马克思主义的捍卫者自居，而将周扬指斥为反对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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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仔细阅读周扬毕生的文章，可以发现他曾经是我们国家文艺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最重要的旗手。比如他在1957年的最有影响的文章，就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在1963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他作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的报告。此文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动笔修改并且增写了许多段落，然后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同时发表，又由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还用多种语言向世界播出。这些文章在当时政治运动中都是当之无愧的大批判的号角。至于那些年文艺界里被打成右派的众多作家、学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冤案背后，多多少少都有周扬的影子。直到“文革”爆发的前夜，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周扬还在积极地组织属下人员开展对吴晗的批判。从他详细拟定的题目来看，他是准备批判吴晗的历史观和道德继承观的。他自己组织撰还写了在“文革”正式开始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一文章在1965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读者一看而知是支持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评的。但是，几天以后，当他听到毛泽东在杭州指斥《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时，又觉得自己对于吴晗的批评没有能够符合毛泽东的想法。于是他赶紧组织人员撰写另一文章，题目就叫《不能回避要害问题》。看来，事情的确如龚育之的感叹：“周扬总是努力去紧跟毛主席的思想，又总是跟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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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周扬最后的悲剧却不在于他“总是努力去紧跟毛主席的思想”，而是在于他在日后能够由衷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公然表明了他对专制的鄙夷和对民主政治的探索。在他离开监狱重见天日以后，但逢有机会，他便向那些遭受委屈的文人忏悔道歉。他的这些忏悔有时是亲自到那些受害者的家中，有时则是在公开的场合，情真意切，声泪俱下，令无数人感慨不已。许多人原谅了他在过去的专制行为。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的“忏悔”却在培育着新的怨恨。比如他在1980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说，“犯‘左倾’错误的不仅是毛主席一个人，他代表了相当多的人，在文化战线，我也是有‘左’的错误的。高举、紧跟，在不少场合，是高举和紧跟了错误的东西。”这时候便有人指斥他“有什么资格检讨”。这些人大都像周扬一样，在过去的岁月里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现在大都没完没了地讲述着自己如何饱受冤屈，但是对于他们给人家造成的冤屈，全都不愿多讲。现在，周扬极少诉苦，却到处忏悔自己的罪过，这不是不给他们这些人留一点面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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