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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可以知道,他始终认为民主只是领导人的一种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而非制度和法律。这在他公开发表的文章和私下的讲话里面可以找到许多证明。比如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让人们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这当然表现了一个领袖的襟怀和气魄,但也同时表明了,人民的说话的权利,是要通过领导人的“让”方能实现。毛泽东还曾直言不讳地说他自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而他所需要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当南斯拉夫的铁托在1956年11月11日发表演讲,指出赫鲁晓夫把“整个事件当做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不是当做一个制度问题”是一个不足,因为斯大林现象“是一种制度的产物”的时候,毛泽东就表示不能同意这样的判断。这一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说“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这正是代表了毛泽东本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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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证据表明,毛泽东在私下里并非没有另外的想法。就是在那些日子里,他对党的一些领导人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一重要的细节是否表明,毛泽东已经意识到民主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而且也是一种制度?我们在今天已经无法揣测,我们所能知道的是,他在生前从来没有公开过他的这种想法。他在公开的场合只是批评苏联人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有如《论人民民主专政》所说:“无论怎样的错误,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比起资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总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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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1957年2月毛泽东在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中,相当完整地表明了他对民主的看法。毛泽东的一些论述,可能是缘起于当时我们国家发生的种种罢工、罢课、游行和请愿的事件。据薄一波的陈述,此类事件在邻近1957年的几个月里波及几十个城市,在乡下也连续发生了闹社的风潮。毛泽东针对这些情节说他不赞成闹事,因为人民内部矛盾要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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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一个方法”,毛泽东说,“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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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说,“民主的方法”对敌人和对人民是不同的。对于人民内部,就是“团 结——批评——团结”。至于罢工、游行之类,毛泽东认为是“大民主”。“我们是爱好大民主的”,他说,“我们爱好的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他还列举了发动群众斗垮蒋介石等等事情,说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用来对付阶级敌人,而不是在人民内部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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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人民内部的民主,按照毛泽东的解释,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亦即“说服教育”。毛泽东的设想是,从团结的目的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达到团结。从毛泽东阐述这一思想以后的二十年来看,无论是“民主集中制”,还是“团结——批评——团结”,都没有能够防止中国出现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那样的错误,反而还会推波助澜地把这种错误“升华”到“文革”那样极端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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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在回顾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不禁要想到毛泽东1956年曾经说过而在生前从未公开的那句话,发生在中国的这些悲剧,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有可能发生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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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也许已经认识到制度问题的重要性,至少在私下里是这样。但是,更加明显的是,他不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在迄今为止我们读到的毛泽东的公开发表的文章里面,他是把民主看作为领导人的思想方法问题的,而不是看作一种制度。这一点也许是后来我们国家发生的一系列悲剧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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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最重要的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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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几年里,我们国家的民主思想,在对“文革”的反思当中迅速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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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历程的时候,邓小平说过一句话:“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是在这一年12月13日说这一番话的。大约十三年后。胡绳在他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说,邓小平的这一次讲话,“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还说:“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巳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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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还注意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民主的讨论。他说,全会公报对民主和专政、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作了较详尽的论述。会议认为,由于还存在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必须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去解决,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局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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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使我们的人民拥有“充分的民主”?下面这些话引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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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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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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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证人民在自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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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民主看作是一种制度,并且将民主与法制联系起来,在我们党的文件当中,这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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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这时起,党内的舆论也开始将民主看作一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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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文件将民主视为一种制度,这一点显然与邓小平的引导有关。根据现有的文字记录,邓小平最早表述他的建立民主制度的思想,是在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八大”的时候。那一次,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考验,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做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依照我们党的既成制度,这样的报告,是一定要经过毛泽东的同意并且经过政治局讨论的。这大约可以证明,当时党的领导中枢已经从制度方面来认识民主的问题。毛泽东说斯大林在苏联造成的悲剧,不会在西方国家发生,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明。然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样的思路没有能够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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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21日,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有机会直接采访邓小平。当法拉奇对中国能够避免再次发生诸如“文革”这样可怕的事情表示怀疑的时候,邓小平并没有驳斥她。邓回答:“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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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以后,邓小平的一个讲话被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就是他在1980年8月18日这一天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讲话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的讲话也是围绕这个题目展开,其中包含了他的许多非常重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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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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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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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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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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