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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破除了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70多年的禁区， 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打通对接，这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突破，也是世界经济思想史及世界经济史的一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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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的时候就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探索性谈话在当时只有极少数高层人士了解，没有公开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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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连哈耶克这样的西方顶级经济学家都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 二者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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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正当邓小平开始推动中国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时候，80多岁高龄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完成他最后一部著作《不幸的观念一一社会主义的谬误》。哈耶克在书中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他的表述是：“实行中央经济规划和经济控制，这些东西都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的东西。”哈耶克在这本书中还说，这种经济体制是中央指令性经济。他说，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实行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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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宪政思想之外，单就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接这一点来看，邓小平的经济思想突破了哈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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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不少学者和政治家曾把邓小平与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进行比较，认为邓小平的经济思想具有世界性价值。戈尔巴乔夫说：“邓小平最主要的成就就是经济改革。邓小平在世界共产主义实践中创造性地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把他列入约翰·凯恩斯或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行列中，后两人曾经强有力地影响了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思想。”印度学者苏地生说：“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信誉是确定无疑的。他砸碎了空想主义的枷锁，运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在中国建立起一种新的模式，而这一模式正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今天所需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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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用市场经济制度再造了中国，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高成就。邓小平力倡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竞争观念、平等观念、自由观念和追求私人财富的精神，在中国大陆再度兴起，并且在民众心中深深扎下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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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今天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中国的经济规模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邓小平思想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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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邓小平“8.18”讲话：政治体制改革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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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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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领导人中，邓小平第一个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1980年8月18日，他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把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归结为“制度问题”。他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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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共执政以来，高级领导人对于政治体制的弊端空前尖锐而深刻的批评。过去，对于政治上出现的问题，从来没有反省到制度层面。惯常的做法是歌颂制度“无比优越”，而把祸害和罪责归咎到个别人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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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制度方面的五个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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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认为这些弊端产生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体制中还存在着封建主义。他说：“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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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罕见地肯定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特意把苏联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作对比，而且肯定了后者。之后，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提到，我国的政治制度来源于苏联。比如，1986年9月29日，他在会见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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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从传统政治文化影响的角度，反思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端。他说：“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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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政治体制改革放慢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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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邓小平发表这些意气风发的讲话的同一个月，即1980年8月，前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爆发了团结工会大规模罢工和要求自由权利的事件，情况愈演愈烈，引起中国领导层极大担忧。党内领导层有人指出，中国也有爆发波兰事件的危险，少数持不同政见者和心怀不满的工人群众可能结合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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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背景下，出于维护政权的考虑，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动作变得谨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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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9月到11月，在筹备十三大的过程中，邓小平发表系列讲话，再次催动政治体制改革。他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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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次，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限定为三条：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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