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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7月，汪东兴仍然寸步不让。他在山东视察时说，“文化大革命”成绩是主要的，是毛主席肯定的嘛。不要砍旗，不要丢刀子，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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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则指示中宣部和《红旗》杂志，对真理标准讨论“不介入”、“不表态”。这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持保留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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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邓小平找张平化谈话，警告他不要对真理标准讨论设置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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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下午，邓小平找胡耀邦谈话，对他说：“你们的《理论动态》，班子很不错啊！你们的一些同志很读了一些书啊，不要摘散了，这是个好班子。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胡耀邦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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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全国大部分媒介相继发表文章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形势有如火上浇油，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展开。理论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艺界的知识分子由于在“文革”中遭受惨重打击，纷纷冲上前线，批判“ 两个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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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10月，上层的形势仍呈胶着状态。3日，中央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在信访工作会议上讲话说：“现在有人要翻天安门事件的案，这不是又在压中央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些话有些问题……有的人用主席的话批主席……有的不仅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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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11月11日到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了“两个凡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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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为这次会议确定的主题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议题很有价值，但当时“文革”遗留问题堆积如山，压在人们心头，不解决这些问题，重点很难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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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始，陈云、谭震林、聂荣臻、萧克、康克清、宋任穷、萧华、胡耀邦、杨得志、陈丕显、万里等元老纷纷开炮，要求首先解决“文革”中的一些重大冤案和天安门事件问题，得到与会者强烈反响和积极呼应。陈再道、李昌、于光远、王惠德、杨西光等人发言高度评价了天安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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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华国锋批准《北京日报》刊登报道，说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两个凡是”的防线被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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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华国锋在会上讲话，宣布撤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中央文件，为“二月逆流”平反，为薄一波等61个“叛徒”平反，为陶铸、杨尚昆平反，将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对康生、谢富治进行揭发批判，撤销中央专案组，把全部案件移交中组部。一些地方性重大案件，由地方实事求是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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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凡是”的防线基本崩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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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6日起，会议转而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展开激烈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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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马文瑞、任仲夷、李德生等人在发言中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江一真、于光远、杨西光等人在发言中点名批评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错误。众多发言者批评了李鑫、吴冷西、熊复等人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乱扣帽子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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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胡耀邦、习仲勋、徐向前、万里、邓颖超、赵紫阳、胡绩伟等人在发言中说，真理标准讨论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而是一场政治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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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华国锋在会上作了检查。他说：“‘ 两个凡是’的提法固然是从捍卫革命领袖的旗帜出发，但说得绝对了，考虑得不够周全，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思想，当时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这个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我应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华国锋还对真理标准讨论作了肯定，并表示将按照叶剑英的提议，专门召开一个理论务虚会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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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的于光远，在《1978一一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评价了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于光远说，整个来说，华国锋在天安门事件平反与“两个凡是”的问题上，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的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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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在这一天的会上作了书面检查。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分管宣传工作中，发生了一些问题。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中提到了‘两个凡是’的问题。当时我是同意这个看法的，这篇文章是经我看过，上报中央审批的。后来看，这个提法是不妥当的，是不利于实事求是落实党的政策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25日对北京市委、团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已经讲了这个问题，我完全同意。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我发现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后，没有及时组织领导好这个讨论，以便通过讨论，统一思想， 统一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我负有领导责任……同志们的批评，是对我的帮助和爱护。我深信，我所担负的职务与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名不符实的。为此，我恳切请求中央免去我所兼的一切职务，待中央决定后，认真地向有关同志移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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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也评价了汪东兴的表现。于光远说，会上对汪东兴作了指名道姓的批评，不论他心里怎么想，他还是写了个检讨给这个会议。因此，对这次会议的成功，也不能说他一点贡献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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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几天以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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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22日，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要求进行经济改革，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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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 ，“两个凡是”落败，改革开放的航程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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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北京西单墙出现的大字报对推动思想解放曾经发挥了作用。当时我在中国青年报理论部任编辑。1978年12月15日下午，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参加一个神仙会。当时社科院神仙会的主题是讨论思想解放，每逢双周星期五下午举行。当天主持会议的，是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他在和我的对话中，要求《中国青年报》选登一点西单墙的大字报，并让我回去向报社负责人转达这个意见。我回到报社立即向余世光社长汇报了这个情况。余世光一时下不了决心，又带着我向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启立再次汇报。就这样上下几经考虑，还是觉得大字报问题十分敏感，因此没有选登。当时，我对邓力群力主思想解放留下了很深印象。不料邓力群不久之后即转向左的阵营，而且成为主将。这个现象值得研究。1979年12月，根据北京市政府的规定，大字报从西单墙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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