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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马文瑞、任仲夷、李德生等人在发言中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江一真、于光远、杨西光等人在发言中点名批评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的错误。众多发言者批评了李鑫、吴冷西、熊复等人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乱扣帽子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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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胡耀邦、习仲勋、徐向前、万里、邓颖超、赵紫阳、胡绩伟等人在发言中说，真理标准讨论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而是一场政治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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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华国锋在会上作了检查。他说：“‘ 两个凡是’的提法固然是从捍卫革命领袖的旗帜出发，但说得绝对了，考虑得不够周全，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思想，当时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这个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我应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华国锋还对真理标准讨论作了肯定，并表示将按照叶剑英的提议，专门召开一个理论务虚会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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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的于光远，在《1978一一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评价了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于光远说，整个来说，华国锋在天安门事件平反与“两个凡是”的问题上，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的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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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在这一天的会上作了书面检查。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分管宣传工作中，发生了一些问题。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社论中提到了‘两个凡是’的问题。当时我是同意这个看法的，这篇文章是经我看过，上报中央审批的。后来看，这个提法是不妥当的，是不利于实事求是落实党的政策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25日对北京市委、团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已经讲了这个问题，我完全同意。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我发现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后，没有及时组织领导好这个讨论，以便通过讨论，统一思想， 统一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我负有领导责任……同志们的批评，是对我的帮助和爱护。我深信，我所担负的职务与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名不符实的。为此，我恳切请求中央免去我所兼的一切职务，待中央决定后，认真地向有关同志移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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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在《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也评价了汪东兴的表现。于光远说，会上对汪东兴作了指名道姓的批评，不论他心里怎么想，他还是写了个检讨给这个会议。因此，对这次会议的成功，也不能说他一点贡献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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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为几天以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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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22日，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要求进行经济改革，还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重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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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 ，“两个凡是”落败，改革开放的航程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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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北京西单墙出现的大字报对推动思想解放曾经发挥了作用。当时我在中国青年报理论部任编辑。1978年12月15日下午，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参加一个神仙会。当时社科院神仙会的主题是讨论思想解放，每逢双周星期五下午举行。当天主持会议的，是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他在和我的对话中，要求《中国青年报》选登一点西单墙的大字报，并让我回去向报社负责人转达这个意见。我回到报社立即向余世光社长汇报了这个情况。余世光一时下不了决心，又带着我向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启立再次汇报。就这样上下几经考虑，还是觉得大字报问题十分敏感，因此没有选登。当时，我对邓力群力主思想解放留下了很深印象。不料邓力群不久之后即转向左的阵营，而且成为主将。这个现象值得研究。1979年12月，根据北京市政府的规定，大字报从西单墙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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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第二波：问一问姓社姓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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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风波刚过，老左派就认为清算改革开放的机会到来了。忍受了几年边缘化，该报一箭之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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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下半年，民间传言透出凶险和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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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抓阶级斗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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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尾巴又翘起来了，还是毛主席说得对，得让他们夹起尾巴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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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政策要变 ，回国探亲的出不了国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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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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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任中宣部长王忍之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中提出一个日后引起激烈争议的著名议题：“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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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八九风波之后，第一篇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重头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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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什么呢？文章说：“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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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还质问道：“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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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把私营经济和自由化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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