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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份万言书在1995年秋季传开，题为《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 仍然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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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万言书结合苏东剧变，分析了中国有可能和平演变的形势。文章的立论承继了第一份万言书的观点，即中国已经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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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说：“近年来，在某些直接和间接的私有化口号和措施的鼓励支持下，我国私营企业迅猛发展，成倍增长，成为不可轻视的经济力量，在南方数省已占据主体地位……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迅速集中的事实再次表明， 在我国 ，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形成，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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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在我们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中，存在着内外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思想代言、经济代理势力”，组成了“党内资产阶级化的利益集团联盟”。党外的新生资产阶级和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势力里应外合，就构成了我国实现和平演变的中坚力量，这是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最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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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出，应该立即开展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全党一切工作要以反和平演变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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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份万言书的题目是《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这是万言书中唯一标明了写作日期的一个文本：1996年9月拟定大纲，1996年10月到12月20日写出初稿，1996年12月21日到1997年1月20日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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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时间，正是党中央、国务院着手国企改革，实施“抓大放小”方针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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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万言书提出了一个观点：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要保住几十万个大中小国有企业的“国”字头，小企业也不能放。因为小企业占工业企业总数的90% 。 如果小企业私有化，就会使绝大多数职工生活在非公有关系中，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就成为雇佣劳动者。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抓大放小”方针是私有化的主张，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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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第四份万言书问世。这份万言书作为其他三分万言书的补充，开列了一个很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学者、作家、媒体的黑名单。其中包括很多有名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理论家、学者和作家，也包括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读书》、《中国法学》、《北京文学》等诸多媒体。万言书认为，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头越来越健，资 产阶级自由化逐步占据了一大批重要媒体。万言书指控这些媒介和学者、作家主张培育一个资产阶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求有关方面加以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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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言书广泛流布，加剧了紧张气氛。山东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说，山东一些干部看了万言书之后，心有余悸，想说话不敢张嘴，想走路不敢抬腿。内蒙古正在筹备中的一个扩大开放的会议，也停了下来。人们都在揣摩万言书的来头，看一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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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这一年，有两件大事，一是春季邓小平去世， 二是秋季召开十五大。海内外都在议论，邓小平去世之后政策会不会变。显然，万言书紧锣密鼓问世，是想制造舆论，影响十五大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中间还发生了一起影响很大的个案，就是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因为所有制讨论而蒙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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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秋，中央候补委员、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到中央党校学习。他在学习中写了《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送给同班同学传阅，并声明请研究提出意见，不供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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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想，1997年初，一篇批判厉有为的文章在京城各界散发，并附上了他这篇文章，称此文是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厉有为大吃一惊，这篇文章是谁传到外面去的呢？可是此时没人查这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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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文章给厉有为扣上大帽子，说这篇学习体会是精心准备抛出的一份彻底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经济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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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月10日，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编辑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讯》 第28期发表批判厉有为的文章《厉有为意欲何为？》。这是20多位匿名的“首都理论界人士”在1月18日召开的一个批判厉有为的会议上发言的摘要。这些匿名人士指责厉有为提出的股份制改革方案，说实行股份制就是搞私有化，就是要培植一个新的资产阶级。这些发言者还恐吓说：“与会专家学者建议并要求反映：像厉有为同志这样的思想和政治素质的共产党员，不够共产党员的条件，更不适宜作为中央候补委员进入中央委员会，也不适宜担任任何一级党政组织的重要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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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有为后来对我说：“真没想到京城的水这么深，一篇内部学习体会怎么闹腾出这么大的事情？”其实，厉有为在文章中只是提出了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建议，他认为股份制可以试验，并且指出私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观点，当然与四份万言书格格不入，于是遭到老左派忌恨。老左派在十五大召开之前抛出这样杀气腾腾的宣战书，显然是企图阻吓中央及地方官员在所有制方面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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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在左派一片讨伐声中，江泽民在中南海单独接见了忐忑不安的厉有为，同他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并鼓励他说，你回去安心当你的书记。厉有为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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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大召开前夕，老左派觉得时间不多了，加紧进攻。1997年6月20日在北京出版的《当代思潮》第45期发表文章《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战略方针》。文章说，必须明确私营经济只是“必要补充”，不能超过这个度，否则就会威胁公有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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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份在北京出版的杂志《真理的追求》6月号发表《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理论讨论会综述》，说：“用国家控股制代替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以改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名，行否定公有制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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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老左派进攻，改革者发起反击。7月到 9月，《中国经济时报》连续发表邢贲思、吴敬琏、李君如、李锐等人的文章和谈话，批评老左派的论调 ，指出中国要发展，必须冲破姓公姓私的怪圈。《经济日报》也发表文章说，姓社姓资之争渐息，随之姓公姓私的纠葛渐起，成为新形势下困扰人们思想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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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十五大召开，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出了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并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还指出，股份制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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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十五大上说，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只会有好处，缺了一条腿，发展就快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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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安徽省省长的回良玉说，要拿出当年大包干的精神，搞股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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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江西省省长的舒圣佑说，要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不要拘泥于比重问题束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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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湖北省省长的蒋祝平说，要摈弃那种把股份制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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