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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富裕幸福 。李洪林在1979年4月发表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不能抽象地说，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是坚持社会主义。标准只有一个：能不能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能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即使公有化程度比较低，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如果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不管你的公有化程度多么高，也不能算坚持社会主义。”“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管是哪本书上的，不管是谁肯定过的，都必须改革。”他在1989年6月出版的《四种主义在中国》一书中说：“新的社会主义虽然没有蓝图，却有一条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稍微具体一点说，就是有利于人民富裕幸福，有利于国家兴旺发达。”在这本书中，李洪林解释了他提出的“新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内容：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按劳分配；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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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发展民主。李洪林在1979年6月发表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说：“民主的意思就是由人民决定：谁来组成国家政权，谁来执行人民的意志。民主首先不是作风问题，而是国家制度问题，也就是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各级领导人，组成国家机关，为人民办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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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洪林的文章也有当时历史的局限，但他表述的以上两条，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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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震动了中国理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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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水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积极的人道主义。 王若水在1980年写的一篇重要文章题目就是《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他在1983年1月写的《为人道主义辩护》一文说，人道主义就是以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为主旨和目标的观念和哲学。王若水反驳了中国极左思潮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人道主义的攻击和指责，他要求抛弃“文革”时期的“全面专政”，反对社会中存在的等级和特权，并且承认“人是目的，不仅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且是一切工作的目的”。王若水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说自己的哲学是实践的唯人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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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水依据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提出要解决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和人类劳动的异化问题。王若水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尖锐的问题是：“政府变成了老爷，不受人民控制了，变成了异己的力量，这就是异化，政治上的异化。”王若水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言论自由 ，实行普选制，保障人民行使对官员的罢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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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水在《1921年》一文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理，就是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水平。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马克思死后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仍在发展，证明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因此，列宁在落后的俄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连斯大林都说，十月革命的时候，俄国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萌芽。王若水在文章中引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罗莎·卢森堡的话，批评苏联的专政实验是“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 ，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王若水在另一篇文章《民主引论》中说：“几十年实践经验证明，苏维埃的形式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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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水在《没有结束的求索》一文中说：“我不是列宁主义者。”他说：“马克思主义中还有一些宝贵的东西，而这恰恰是官方所否定的。我不自居为正统，我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加以修正。我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批判的、人道主义的。”“我要用社会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社会主义的实践。”王若水认为，马克思主张的废除私有财产不能成立，把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到私有经济也是站不住的。王若水还指出，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由是社会主义的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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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水这些理论主张，正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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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胡绳等老一代共产党人质疑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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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演进，一批老共产党人对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反思，提出质疑，推动人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扩大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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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指出，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强力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民粹主义，在全国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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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什么是民粹主义？胡绳说，主张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从小农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就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名为憎恶资本主义，实际上害怕和躲避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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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说，原来中共党内决定从1949年起，用十几年时间搞建设做准备，再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毛泽东匆匆忙忙于1953年就发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叫“穷过渡”，是依靠政权力量人为促成。胡绳在文章中说：“这种穷过渡的思想，当然只能使人联想到民粹主义。” 另外，1958年全部农村都跃进到了人民公社化，并称人民公社是进入共产主义的“金桥”。胡绳说，当时农业生产力并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胡绳还指出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以及打倒“走资派”等种种斥责和声讨资本主义的行径也是民粹主义。胡绳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定位为民粹主义，引起了左派的责难和批判，但启发了党内外思考。民粹社会主义显然是社会主义的扭曲和变形，其结果是离共同富裕的目标越来越远，这是毛泽东执政时期人所共知的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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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朱厚泽于1985年至1987年初担任中宣部长。他在1986年发表的“三宽”讲话，经媒体广泛报道，引起巨大反响。三宽即宽容、宽厚、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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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泽在1986年召开的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说：对于与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大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有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多少带有一点弹性、柔性，对于处理我们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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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口气是商量的，但是针对的是控制过严的刚性体制，因此十分敏感。显然，朱厚泽要求社会主义应该更加民主，更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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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后来多次再版，是公认的传世之作。李锐先后出版《早年毛泽东》、《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等多部著作，是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庐山会议实录》是迄今为止有关这一重大事件最具权威性的历史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李锐以亲身经历者身份，令人信服地阐释了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上严重的左倾错误，以及毛泽东的专制主义给党内造成的危害。在书中，李锐评述了毛泽东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的来龙去脉，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模式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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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宋晓梦著《李锐其人》一书（第375页）说，李锐要求深入展开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李锐说：“研究毛泽东晚年实践和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件事在今天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这应当是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的一个大题目……我们说开放，说改革，开放什么？改革什么？我以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指导下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下开放，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既定的政治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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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基于毛泽东晚年思想实践给中国社会主义造成的损失，李锐一直大声疾呼实现社会主义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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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高放2009年为华炳啸著的《超越自由主义一一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一书所作序言中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开创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工农劳苦大众掌权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却由于缺少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和宪政而遭到失败。苏联东欧的巨变使我们深切认识到没有自由 、民主和宪政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和宪政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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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放早在1987年接受《改革与理论》杂志记者采访时就强调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方面来看，是重复斯大林的做法。在指定接班人上，他比斯大林更进一步。他在1969年指定林彪为接班人并写进了九大党章，这在整个国际共运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由此可见，我们在政治体制中民主建设很不足，这是我们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实际上，我们过去的政治体制里面有封建专制的某些因素。因此，我们必须使广大干部看到政治体制的弊端，看到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首要性和迫切性……不要以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以不讲民主建设了。从民主建设对经济建设的巨大促进作用，从过去我们长期民主不足，集中过度、专政过头等缺点来讲，在我们今天，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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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是中共中央党校资深教授，曾任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主任、图书馆馆长。他在2009年写的一篇怀念胡耀邦的文章《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中，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应该采用合法斗争方式（议会选举）的论述之后说：“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消灭私有制，暴力革命都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暴力革命固然是诞生新社会的产婆，但是如果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远没有达到预产期，暴力是不可能接出活生生的婴儿的。以人来做比方，胎儿只有两三个月，产婆硬要把婴儿拽出来，这个小生命还能活得成吗？深知，旧社会的母胎里根本就没有怀孕，作为产婆的暴力革命却武断地认定胎儿已经在母胎里发育完成，一定要剖腹取儿，其后果我们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不但得不到新生儿，而且母体也将遭到严重的损害，健康状况一落千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远没有达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共产主义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共 产主义主张的暴力夺取政权和暴力消灭私有制，不能不在事实面前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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