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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富裕幸福 。李洪林在1979年4月发表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不能抽象地说,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是坚持社会主义。标准只有一个:能不能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能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即使公有化程度比较低,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如果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不管你的公有化程度多么高,也不能算坚持社会主义。”“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管是哪本书上的,不管是谁肯定过的,都必须改革。”他在1989年6月出版的《四种主义在中国》一书中说:“新的社会主义虽然没有蓝图,却有一条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稍微具体一点说,就是有利于人民富裕幸福,有利于国家兴旺发达。”在这本书中,李洪林解释了他提出的“新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内容: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方式并存;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按劳分配;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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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发展民主。李洪林在1979年6月发表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说:“民主的意思就是由人民决定:谁来组成国家政权,谁来执行人民的意志。民主首先不是作风问题,而是国家制度问题,也就是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各级领导人,组成国家机关,为人民办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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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李洪林的文章也有当时历史的局限,但他表述的以上两条,是民主社会主义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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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震动了中国理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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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水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积极的人道主义。 王若水在1980年写的一篇重要文章题目就是《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他在1983年1月写的《为人道主义辩护》一文说,人道主义就是以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为主旨和目标的观念和哲学。王若水反驳了中国极左思潮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人道主义的攻击和指责,他要求抛弃“文革”时期的“全面专政”,反对社会中存在的等级和特权,并且承认“人是目的,不仅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且是一切工作的目的”。王若水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说自己的哲学是实践的唯人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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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水依据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提出要解决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和人类劳动的异化问题。王若水认为,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尖锐的问题是:“政府变成了老爷,不受人民控制了,变成了异己的力量,这就是异化,政治上的异化。”王若水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言论自由 ,实行普选制,保障人民行使对官员的罢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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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水在《1921年》一文中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理,就是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水平。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马克思死后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仍在发展,证明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因此,列宁在落后的俄国实现社会主义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连斯大林都说,十月革命的时候,俄国没有任何社会主义的萌芽。王若水在文章中引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罗莎·卢森堡的话,批评苏联的专政实验是“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 ,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王若水在另一篇文章《民主引论》中说:“几十年实践经验证明,苏维埃的形式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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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水在《没有结束的求索》一文中说:“我不是列宁主义者。”他说:“马克思主义中还有一些宝贵的东西,而这恰恰是官方所否定的。我不自居为正统,我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加以修正。我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批判的、人道主义的。”“我要用社会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社会主义的实践。”王若水认为,马克思主张的废除私有财产不能成立,把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到私有经济也是站不住的。王若水还指出,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由是社会主义的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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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水这些理论主张,正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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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胡绳等老一代共产党人质疑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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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的演进,一批老共产党人对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反思,提出质疑,推动人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扩大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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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指出,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强力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人民公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民粹主义,在全国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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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什么是民粹主义?胡绳说,主张不经过资本主义,直接从小农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就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名为憎恶资本主义,实际上害怕和躲避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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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说,原来中共党内决定从1949年起,用十几年时间搞建设做准备,再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毛泽东匆匆忙忙于1953年就发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叫“穷过渡”,是依靠政权力量人为促成。胡绳在文章中说:“这种穷过渡的思想,当然只能使人联想到民粹主义。” 另外,1958年全部农村都跃进到了人民公社化,并称人民公社是进入共产主义的“金桥”。胡绳说,当时农业生产力并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胡绳还指出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以及打倒“走资派”等种种斥责和声讨资本主义的行径也是民粹主义。胡绳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定位为民粹主义,引起了左派的责难和批判,但启发了党内外思考。民粹社会主义显然是社会主义的扭曲和变形,其结果是离共同富裕的目标越来越远,这是毛泽东执政时期人所共知的事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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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任贵州省委书记的朱厚泽于1985年至1987年初担任中宣部长。他在1986年发表的“三宽”讲话,经媒体广泛报道,引起巨大反响。三宽即宽容、宽厚、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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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泽在1986年召开的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说:对于与我们原来的想法不大一致的思想观点,是不是可以采取宽容一点的态度;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宽厚一点;整个空气、环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宽松,有弹性一点。完全刚性的东西是比较容易断裂的,它不能抗冲击,而社会生活中的冲击随时都会有,会从各个方面来。有一点弹性、柔性,不但有利于发展,也有利于抗冲击。多少带有一点弹性、柔性,对于处理我们思想文化问题,经济政治问题,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国家大事,民族关系,都会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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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口气是商量的,但是针对的是控制过严的刚性体制,因此十分敏感。显然,朱厚泽要求社会主义应该更加民主,更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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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后来多次再版,是公认的传世之作。李锐先后出版《早年毛泽东》、《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等多部著作,是著名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庐山会议实录》是迄今为止有关这一重大事件最具权威性的历史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李锐以亲身经历者身份,令人信服地阐释了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上严重的左倾错误,以及毛泽东的专制主义给党内造成的危害。在书中,李锐评述了毛泽东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的来龙去脉,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模式给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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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宋晓梦著《李锐其人》一书(第375页)说,李锐要求深入展开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李锐说:“研究毛泽东晚年实践和毛泽东晚期思想,这件事在今天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这应当是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的一个大题目……我们说开放,说改革,开放什么?改革什么?我以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指导下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下开放,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既定的政治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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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基于毛泽东晚年思想实践给中国社会主义造成的损失,李锐一直大声疾呼实现社会主义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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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高放2009年为华炳啸著的《超越自由主义一一宪政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说》一书所作序言中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开创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工农劳苦大众掌权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却由于缺少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和宪政而遭到失败。苏联东欧的巨变使我们深切认识到没有自由 、民主和宪政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和宪政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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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放早在1987年接受《改革与理论》杂志记者采访时就强调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他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就民主政治建设、政治体制方面来看,是重复斯大林的做法。在指定接班人上,他比斯大林更进一步。他在1969年指定林彪为接班人并写进了九大党章,这在整个国际共运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由此可见,我们在政治体制中民主建设很不足,这是我们政治体制的严重弊端。实际上,我们过去的政治体制里面有封建专制的某些因素。因此,我们必须使广大干部看到政治体制的弊端,看到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首要性和迫切性……不要以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以不讲民主建设了。从民主建设对经济建设的巨大促进作用,从过去我们长期民主不足,集中过度、专政过头等缺点来讲,在我们今天,应当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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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是中共中央党校资深教授,曾任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主任、图书馆馆长。他在2009年写的一篇怀念胡耀邦的文章《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中,引用了恩格斯关于应该采用合法斗争方式(议会选举)的论述之后说:“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消灭私有制,暴力革命都已经不是唯一的选择。暴力革命固然是诞生新社会的产婆,但是如果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远没有达到预产期,暴力是不可能接出活生生的婴儿的。以人来做比方,胎儿只有两三个月,产婆硬要把婴儿拽出来,这个小生命还能活得成吗?深知,旧社会的母胎里根本就没有怀孕,作为产婆的暴力革命却武断地认定胎儿已经在母胎里发育完成,一定要剖腹取儿,其后果我们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不但得不到新生儿,而且母体也将遭到严重的损害,健康状况一落千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远没有达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程度,共产主义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共 产主义主张的暴力夺取政权和暴力消灭私有制,不能不在事实面前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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