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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追求的精神文化是：尚武精神、好战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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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依靠力量是：“火炬一代”和军事英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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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动员方式是：民间大规模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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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采用的手段是：持剑经商，除暴安良，军战 ＋ 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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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语言是：我们强大了，我们就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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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中国可以说不》受到热捧不同，这本书非但没有得到公众赞赏，多数媒体对此书甚至持嘲讽态度，说明中国社会开始走形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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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在2009年4月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让中国服从我的心情——评〈中国不高兴〉所推销的病态民族主义》，批评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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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说，《中国不高兴》像早春吹来的一股寒风，携带着“不高兴”病毒，毒化我们民族的心理，易感染的是未成年人以及年轻人，把青春期骚动发酵为国家人格愤懑，并发泄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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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指出，这本书贩卖的是病态民族主义。这种病态民族主义有四个特征，一是把伤疤当勋章，二是自恋而且排他，三是眼睛长在后脑勺上，四是好战。总之，是从受害人心理到暴发户心态。恰如王小东所说：“美国凭什么呀？谁是世界老大？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讲，我们才是世界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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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本书的五个作者摩拳擦掌，恨不能立马在世界上展开征服式战争。他们说，持剑经商，是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应该勇于在国际社会上除暴安良，在强国道路上扫清颓风。在宋晓军看来，中国即使打一次败仗也比不打仗好。为什么呢？王小东为他解释说，打了败仗可以引入外部压力，淘汰掉内部的腐败部分，或者腐败的群体被整个淘汰掉。他们特别怀念中国历史上有征服欲的好战分子。在五个作者看来，摆在中华民族面前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争，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用血汗钱支付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总之，不上战场，就入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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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认为，经过30多年经济增长，有些人膨胀得不得了，想当世界的头了，他们用中国人的爱国情愫绑架整个民族，为他们的世界老大狂想曲扣动扳机，这样的病态民族主义还不危险么？简直是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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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三位青年评论家，周筱赟、叶楚华、廖保平，在2009年6月合著出版《中国谁在不高兴》（花城出版社）一书，揭穿《中国不高兴》的煽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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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楚华说，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问世的时候， 他正读高中。“我怀着极大的热情去读这本书……每读一次就感到血液沸腾……像吃了春药一般”。而现在已经梦醒，看到台前幕后的真实景象是什么呢？“当奸商和无良作者们数钱数到手软，花天酒地的时候，狂热而又贫穷的愤青们往往会说，我们为了精神亢奋，心甘情愿付出。”他得出的结论是：“愤青是一个大市场”。廖保平的补充也一针见血：“民族主义是笔好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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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筱赟说，在这本代表中国表达不高兴的书中，看不到下岗工人不高兴，看不到失地农民不高兴，看不到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不高兴，看到的只是愤青们对中国没能称霸世界而不高兴。这是玩了一个焦点大挪移的把戏，把老百姓的实际利益打掉了，换上虚幻的沙文主义来谈高兴不高兴，这不是玩弄民众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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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筱赟指出，《中国不高兴》宣扬以军事力量到全世界去争夺资源，明显与我国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符。比如王小东说，你要不取得我们的好感我们就揍你。王小东还说：“我们要管理比现在大得多的资源，经济上进行管理，政治上进行指导，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这些极富侵略性的大国沙文主义语言，只能引起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促使别的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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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楚华说，与这本书互相唱和的，还有中华网、铁血网等利用民族主义愤青牟利的网站，经常有针对性地炒作民族主义议题，提供愤青发泄和意淫，从而增加知名度和流量，以此捞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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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出版的另一本激进的民族主义著作《中国站起来》（长江文艺出版社），也引起关注。作者摩罗早前是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如今转身变成一个病态的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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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告诉人们，西方，就是掠夺、奴役、阴谋和反人类；中国，就是正义、自立、文明和公心。西方文明是癌细胞，是地球的顽症，中国文化必将拯救西方病。“未来时代，将会由中国人从政治上统一全人类，建立起世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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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说，那些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统统是民族的敌人。摩罗在书中重点批判的，是五四一代的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和鲁迅。摩罗说，五四一代是精神大崩溃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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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曾经是摩罗崇拜的巨人，而今却成了“为西方殖民者奔波操劳”的洋奴。摩罗给他们加上的罪名是：“他们那样片面地歌颂西方文化，围剿自己 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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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陈独秀曾经说，西方文化才是人的文化，中国文化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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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胡适曾经提倡全盘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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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蔡元培。他在1919年为北大学生创办的《国民杂志》所写的序言中说：比起国家来，有更高的世界主义标准。“所谓国民者，亦同时为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志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况其他乎？愿《国民杂志》勿提倡利己的国家主义。”摩罗说蔡元培是在扑灭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让中国人自卑自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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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鲁迅，摩罗说他终生致力于国民性批判，“实际上是按照西方殖民者对我们的污蔑性描述，来体验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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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说：“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主张全盘西化的时候，显然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中愚昧、卑贱的位置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民族精神的摧毁，甚为严重，我们至今还在承受其恶果。”“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主动将自己的国家纳入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运动，它给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带来的负面影响，今天正在突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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