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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进》2011年11月号发表赵刚、薛理泰的文章《消祸于未形，防患于未然》，分析了中美关系。文章说，美国遇到经济困难，久久不能脱困。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泥潭苦不堪言。与伊斯兰极端势力穷巷苦斗，伊朗核危机又十分棘手，何苦另辟战线与中国交战？美国在财力上也承担不起与中国这样的核大国的战争。美国急需的是疗伤复原，与中国和平共处符合战略思维逻辑。当然，就中美关系而言，中国实行明智而稳健的对策，也十分重要。国务委员戴秉国的《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一文是战略思考的佳作，在西方战略界反响很好。马晓天副总长也有这方面的文章发表，收到良好效果。和平发展的思想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决策。中国应该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高速发展是福不是祸，是机遇不是威胁。对于中国来说，求发展是压倒一切的长期国策，但影响中国发展的内外因素并不全都掌握在中国手中，在各种因素快速切换和互动的过程中，逞匹夫之勇，与美国和西方进行战争较量，后患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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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简要评介了近年来九本著作，类似内容的书籍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再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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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来看，当下民族主义诸多诉求中，反西方和抵制全球化是最突出的两条。有学者评论说，现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是长期积弱一朝发达的亢奋。中国经济蒸蒸日上，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亢奋的民族主义只会加剧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有助于“中国威胁论”扩大市场，并非中国的福音。而且，只有中西文化互补融合，才是现 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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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认为，很多人打着民族主义这个旗号，其实是假的，背后的利益计算极为精细。比如义和团，就是猴精猴精的一帮人。如果义和团真的相信刀枪不入，西什库教堂那个地方绝对没有打不下来的可能。清军跟外国人打仗基本上是拼命的，提督总兵参将副将不知死了多少人，但义和团的大师兄，哪一个是死在战场上的？没一个。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前一天，北京还有几十万义和团团员，八国联军一打进来，他们撒腿就跑，连影子都没了。这些人唯一的本事是什么？是欺负中国人。这些人大概杀了几百个洋人，但是杀了7万多中国人。你跟我有点仇，我就说你是二毛子，杀了你，然后抢你的财产，就是这么回事。所谓的反洋教主要就是整中国人，杀中国人，自己人杀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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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不能涵盖公民精神的内容，而且在某些方面是与公民精神背道而驰的。由于在历史上鼓吹民族主义的后面紧随着的常常是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许多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其抱有怀疑态度是很自然的。即使从中国面临的最急迫的问题来考虑，民族主义也不宜提倡。而民主主义则是包括了宪政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乡土自治主义等诸多观念和内容，它是贯通古今联合中西，在当代能够获得最大共识与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弘扬民主主义，加快民主进程，还有利于解决两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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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亮亮在凤凰卫视说，日本扣留我国渔船渔民，我们当然要提出抗议据理力争，这没有问题。但是，若干城市青年人上街砸日本餐馆，砸中日合资生产的轿车，这种暴力行径就有问题了，抵制日货更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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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俄罗斯也扣留了中国轮船“新星”号 ，更严重的是还开炮杀死好几个中国船员，为什么没见有人上街抗议呢？俄罗斯对中国人的态度之恶劣，众所周知。比如反对建唐人街，大规模驱赶华商，在莫斯科公然没收盗窃几十亿美元华商商品等。这种骇人听闻的事件是近来各国都没有发生过的，也没见有人上街抗议。由此可见，并不是谁做了对中国人不好的事情就抗议谁，而是经过仔细挑选，排外锋芒只指向美、日、法，这里暗藏的还是阶级斗争为纲 。正像秦晖所说，这就暴露出民族主义的虚假了，愤青们实际上是被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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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评论家鄢烈山说，煽惑民族主义的某些人实际上是“爱国贼”。这个评语也许尖刻，但却击中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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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第七章 民粹主义急流涌动——民粹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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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的六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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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 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 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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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说：“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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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定义是从列宁那里拿来的，这个定义与俄国历史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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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俄国部分知识分子受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否定资本主义道路。如赫尔岑在《俄国》中说，俄国不必把西方道路重复走一遍，不用再次踏入罪恶的、鲜血铺就的资本主义河流，而是可以绕过资本主义，直接由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赫尔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村社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说，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合理而自由的发展是与西欧社会主义理想一致的。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多次批评这种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俄国社会发展不可能“绕过”资本主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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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3月，俄国民粹派组织民意党用炸弹炸死开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当天还签署文件，决意推行君主立宪改革。一名法国外交官沉重地说，亚历山大二世死的那天早晨，正着手进行一项改革。这一改革本可以使他超越一切人，他本来可以使俄国从此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这一改革就是君主立宪。可是无政府主义者却杀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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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狂潮凸现了民粹主义另一特征，就是热衷于暴力和“推倒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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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列宁批判过民粹主义思潮，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夺取政权之后，用武力消灭资本主义，强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又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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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列宁、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定义，胡绳1999年3月发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批评孙中山和毛泽东的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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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说，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一味斥责资本主义的罪恶，呼唤立刻实行社会主义，就是染了民粹主义的色彩。比如孙中山。胡绳说：“孙中山就这样看 ，他说过，趁资本主义还少，甚至还没有的时候，赶快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做，比以后资本主义多了时再搞社会主义革命容易得多。这是他在20世纪初讲的话。我们不能责备孙中山。他不可能懂得，资本主义不能只被看作一种罪恶，它能为社会主义提供必要的物质准备……如果认为趁资本主义还少，还没有发展起来，就可以马上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就是倒向民粹主义，而离开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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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在这篇文章中还说，拿1949－1953年和1945年相比，资本主义并不是更多一点，而是更少了一点。因为官僚资本很大部分跑到外国和台湾去了，很多民族资本也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国外和香港。毛泽东在1953年就宣布全面社会主义改造，显然步骤过激，是依靠政权力量人为促成。另外，1958年，工业化才发端，就说人民公社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胡绳说：“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范畴。”“人们把一切凡不带有公有制和国有制记号的东西，一切形式的个体所有制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农村中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在党内发现所谓‘走资派’，就是这些恶果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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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还说，太平天国消灭工商业和杀富济贫的绝对平均主义，也是民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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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民粹主义具有多变的内涵，并非只有上述俄国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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