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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10日，湖北恩施州巴东县野三关镇雄风宾馆女服务员邓玉姣基于自卫，用刀刺死了无理纠缠她调戏她的镇政府官员邓贵大，刺伤镇政府工作人员黄德智。事件发生后，网上舆论一边倒支持邓玉姣，《邓玉姣刺官》、《烈女邓玉姣》、《侠女邓玉姣》、《生女当生邓玉姣》等大量文章传播全国，说邓玉姣“宰恶吏于当场，抒民愤于巴东”，“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恩施州公安局认为邓玉姣“防卫过当”，移送检察院，立遭全国网络猛烈攻击质问，支持邓玉姣的律师和大批网民前往巴东县声援邓玉姣。在网络压力下，该县法院宣判邓玉姣免予刑事处罚。随后，邓玉姣被安排到恩施电视台工作。黄德智被开除了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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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案件中，著名刑法学家、武汉大学资深教授马克昌根据掌握的证据，认为邓玉姣没有受到强奸，属防卫过当，结果遭到互联网猛烈指责，网上评论说他“晚节不保”。大律师张思之听到马克昌遭到网上谩骂，非常气愤。当年“四人帮”辩护律师之一、刑法学家苏惠渔说，马老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马克昌意识到民粹情绪对法律的干扰将会导致恶劣后果，他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法律人如果迁就民意，法治肯定搞不成。他说，当你欢呼舆论审判胜利的时候，别忘了舆论审判的灾难有一天会落到你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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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例证不难看出，草根性、非理性和抗争性，是民粹主义三大特征。仇官、仇警、仇富，是民粹主义的三个火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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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大众利益常遭官方侵犯，而民间组织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法制化表达渠道遭遇阻隔，结果促使民粹趋向于极端化和暴力化。这对中国并不是一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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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民粹主义具有反市场倾向，往往是专制主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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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是对社会不公以及腐败的抗争手段。它的积极效应是平民参与，监督权威和精英。但是它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带有很大的破坏性，多数人暴政的结果是把社会拉向后退，给民众造成更大的伤害。学者吴稼祥说，民粹主义思潮对于社会，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但对于制度化程度越低、转型越不彻底的社会，负面作用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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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往往是激情的、浪漫的。民粹主义在表面上是激进的，而在骨子里，是害怕竞争的保守力量，因而具有深刻的反市场倾向和反现代化倾向。尤其是，当大众被某些魅力型领袖控制利用的时候，民粹主义群众运动往往成为强制意志统一、压制个人权利的反民主的专制手段。比如俄国民粹派当年有句名言：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对敌人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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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并没有核心价值观，也不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因此有人称民粹主义是一种“空心化”的政治工具。民粹主义有时候是进步的工具，有时候是保守的工具，是民主主义者的工具，也是独裁者的工具，是左翼力量的工具 ，也是右翼力量的工具。这种种情况，都源于民粹主义的“空心化”，没有核心价值。民粹主义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也可以依附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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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者常常高举反对压迫、要求公正的旗帜，但从前面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自己的对手或想象中的“敌人”所采用的手段，是不是新的压迫和新的不公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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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一些人往往通过强调全民公决、人民创制权等民粹主义价值，对平民大众从整体上进行操纵和控制，以达成自己的目标。比如阿根延的庇隆在得到民众大力拥护，走出监狱并上台之后，就把法治变成了武力统治，系统地破坏了作为民主制度之根本的言论、出版、集会和不受随意逮捕、监禁的自由，实施个人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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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的民粹主义能够发展到“文革”的地步？郑也夫提出了一种解释。他在《知识分子研究》一书第二章“知识分子与大众”中说，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平等思想之后，产生了一种原罪感。他们认为社会的不平等使大众处于劣势地位，因而觉得自己对民众负有债务。在1949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 ，知识分子在否定自身的同时，往往把大众理想化，认为大众代表着高尚的道德，于是在强烈的自责中提出学习大众，进而放弃了作为先觉者启蒙大众的使命，同时否定现存的教育与文化，不惜以一种文化废墟代替不平等、不完美的现文化。这种原罪意识造成知识分子的软弱性格，从而助长了社会上民粹情绪的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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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提倡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精英主义。中国改革的最大变化之一，是以精英主义取代民粹主义，结果是财富喷涌，经济暴涨。但是，精英群体也是鱼龙混杂。如果精英联手维护自身利益走向特权和腐败并且实施威权统治，也会剌激民粹主义加剧反弹，给社会造成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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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会变革而言，精英的主张常常是温和的、渐进的，但不应将渐进作为保护自身利益拖延变革的借口。至于长期使用刚性手段压制民间不满，更属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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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如果不积极抓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未来有可能出现民粹主义大动荡，精英群体将遭遇重创。就拿上面所举的杨佳袭警案来看，江平也指出上海高院的判决在程序上存在着相关证据不公开、审判过程不公开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剌激民粹勃兴的导火索。所以，在批评民粹的同时，应当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做到透明、公正，这才是缓解民粹情绪的正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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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第八章 大陆新儒家的政治诉求——新儒家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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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斥海外新儒家，志在建立儒教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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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大陆人厉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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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说：“蒋庆和我以及上海的罗义俊等人都是通过阅读港台新儒家作品而从正面接近传统，并由此开始形成自己的体会和思考的。”大陆新儒家虽然起步晚，一出手却高举高打，直指禁区。在大陆某些新儒家如蒋庆看来，海外新儒家无论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还是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都是边缘人自说自话，不过是个自了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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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略举几例，看看海外新儒家讲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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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曾参加起草海外新儒家1958年元月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其中说：“中国之学术文化，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原。”所谓心性 ，乃是儒家的仁心。唐君毅终其一生，致力于炎黄子孙道德的完善。他说人生的目的是实现道德自我，追求完满和至善。唐君毅认为，无论是科学、经济还是政治，都应以仁心为主宰，否则，科学、经济、政治将会变异，导致虚无主义、功利主义和权力崇拜。唐君毅说儒学具有极高的宗教精神，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本根。他说道德应该涵盖一切，“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但唐君毅也承认，要超越世俗，达到生命人格的至善，步步艰，处处难，必须与生命的自然要求时时作战。到晚年，唐君毅时常感到新儒家提倡道德至善的努力收效甚微。他曾在台湾三民书局出版《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一书，慨叹很多中国人为贪图个人便利放弃中国国籍而加入外国国籍，丢弃祖国，对中国人遭遇的苦难视若无睹，乃是忘本负恩，未能觉察个人生命之所依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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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赞成民主自由。他说孔子的“为仁由己”的自由定义，可以涵盖中西各种自由观念。他指出，由于儒家思想的民主精神只局限于道德领域，未能进展到公民人格和社会组织层面，因此没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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