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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也赞成民主法治。他认为，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是西方文化之所长，中国文化之所短。儒家以仁为中心的内圣，无法开出民主科学法治的外王 。因此，儒家的道德理念必须经历一个自我坎陷（自我否定）的过程，接受吸纳西方的民主科学法治，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创新。用牟宗三的说法，就是以前儒者讲外王是由内圣直接推出去，现在所谓的外王（民主），直推是不行的 ，推不出来，必须由内圣曲折一下，转一个弯，转出知性来，才能实现民主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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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是海外新儒家后起之秀。他也指出儒学是为己之学，是身心性命之学。他说儒家的礼是现实，仁是理想。礼是生活中做人的标准，仁是责任的召唤。他认为儒家人士身上有一种清教徒式的自我约束精神，实现个人道德圆满仍然是儒学的中心意义。杜维明指出，过去有些统治者利用儒学的部分内容维护特权利益，控制民众思想，伤害了儒学，导致倒退。杜维明的创新之处是他把儒学研究和现代化转型结合起来，体现了海外新儒家对儒家传统实现现代化转化的探索与关注。他以新加坡为例，指出工业东亚的兴起，开辟出一条具有儒家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虽然儒家与现代化并非直线因果关系，但儒家看重人际关系、道德责任和教育，看重政府干预调节，这些因素对东亚实现经济现代化有一定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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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重要而需再次强调的是，由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徐复观、张 君劢、庸君毅四人联名签署，于1958年元月在台湾《民主评论》及《再生》 杂志同时发表的名文《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力主建立民主政治制度。该《宣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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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政治历史，遂长显为一治一乱的循环之局。欲突破此循环之唯一道路，则只有系于民主政治制度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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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制度中，仅由政府内部之宰相御史等，对君主权力所施之限制 ，必须转出而成为：政府外部之人民之权力，对于政府权力作有效的政治上之限制。仅由君主加以采择与最后决定，而后施行之政治制度，必须化为由全体人民所建立之政治制度，即宪法下之政治制度。只是由篡窃战争始能转移之政权，必须化为可由政党间做和平转移之政权。此即谓由中国君主制度本身之发展，及中国文化对于君主制度下政治之反抗与要求，中国政治必须取消君主制度，而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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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儒家思想之缺点，是未知如何以法制，成就此君位之更迭，及实现人民之好恶。禅让如凭君主个人之好恶，此仍是私而非公，而儒家禅让之说，后遂化为篡夺之假借。而永远之革命，亦不能立万世之太平。儒家所言之革命 ，遂化为后来之群雄并起，以打天下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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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之家天下，毕竟仍是天下为私。同时人民在政治上之地位，不能与君主平等，所谓‘臣罪当诛，天王圣明’；则在人格道德上，以不能与君主平等。反之，如君主与人民在道德人格上真正平等，则人民在政治上，应亦可言 ‘人民圣明，君罪当诛。’若欲使此事成为可能，则君主制度必然化为民主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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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新儒家上述言说，遭到大陆新儒家蒋庆猛烈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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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的批评有两条。一是海外新儒家没有从变革政权和政治的角度入手，只模仿宋儒，把儒学归结为心性之学，注重道德完善，是“甘心沦落为一个哲学上的小流派，偏安于学院之中”，“抛弃了儒者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使国人把当代儒者看作只是追求个人完善的自了汉与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使儒学成为无用之物。二是海外新儒家热心于改造儒学，追求自由民主法治，是背离儒家宗旨，“力图使中国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此必导致中国文化理念中所固有的政治形态灭亡，从而文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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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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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在2003年出版的《政治儒学》一书中说，儒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着眼于政权和政治。他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等文章中也强调，儒教应该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为当代中国重新规划政治蓝图。蒋庆在《政治儒学》中指出，这是儒家应有的抱负。孔子终身怀有这样的政治抱负，他著《春秋》就是为后世立法。公羊学者依据孔子思想划分出“据乱世 、升平世、太平世”三阶段不同的政治及相应制度。蒋庆认为政治儒学的经典 ，就是汉代今文经学中的公羊学，公羊学就是对孔子所著《春秋》的阐释。蒋庆说，只有解决了政治制度问题，才能解决心性（道德）问题。政治儒学虽然也讲道德，但政治儒学把政治问题和心性问题区分开来。政治的要害是权力和制度，政治儒学所要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是“礼”，即古代的礼制。蒋庆主张恢复古代礼制，用礼制来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直白地指出，中国需要复古更化，重建中国儒教，将中国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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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庆规划的政治蓝图中，儒教人物在取得全国政权成为统治者之后，应实行王道政治。他说：“王道是指古圣王之道，具体说来，是指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又说：“王道政治，是为民而王的政治。为民而王，不是由民做主，亦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为民众的利益而平治家国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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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要求统治者在取得政治权力之后必须先尊王。谁是王呢？是孔子。因为孔子制六经，成为中国文化代表。尊孔子为王，即尊中国文化为王。蒋庆说 ：“中国的政治秩序依儒家文化统治为合法，不依儒家文化统治为不合法。”“六经，中国文化之总汇也。孔子之术，即儒术，王者之术也。政治秩序必统于此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即必统于此中国文化之文统道统，方能统纪一而法度明，从而方能合法。”换句话说，国家意识形态应以六经为指导思想，否则就是“违背尧舜以来至孔子一脉相承的王道政治文化传统，其政治秩序必不合法”。蒋庆的朋友，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加拿大汉学家贝淡宁在2010年出版的《中国新儒家》（上海三联书店）一书中对蒋庆的上述主张作了解释。贝淡宁说，蒋庆的意思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意识形态，从长远来看很难作为政治正当性的基础（该书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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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蒋庆儒家政治观最基本的内容。蒋庆强调必须使整个国家回到六经的轨道上来，从而确立政治合法性， 否则政权就没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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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操作层面，蒋庆设计了通儒院（儒士组成）、庶民院（按功能选区选举产生）和国体院（宗教界以及圣贤名人的后代组成）三院制，讨论和决定国家政策。其中任何一院都没有超过其他两院的权力，无疑这将导致权力对抗和政治瘫痪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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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儒家逻辑，蒋庆不赞成依法治国。他在《政治儒学》中说，要依靠教化提高民众道德，“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的纷争，最终实现没有诉讼的理想社会”。“通过道德教化，最终消除法律。”这就是政治儒学的法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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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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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的政治儒学，排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他在《政治儒学》中说：“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与特质……这些价值与儒家价值存在某种层面与程度的冲突，如儒家强调个人对家国天下的道德责任而不怎么强调个人自由，即把道德责任放在行为价值的第一位，个人自由则放在其次 。儒家不赞成形式理性一刀切的西方平等观，而是以‘礼’的‘中和精神’强调‘等差之爱’、合理的等级制度以及相应于每一合理等级的生命价值与行为准则。儒家不赞成民主，因为民主的平面化、世俗化、庸人化以及贤与不肖各一票的所谓平等化，使有道德、有智慧、有品位、有高才而不肯与庸愚为伍的人不能进入政治去转化政治。儒家亦不肯完全肯定人权，因人权源于人的利益欲求而非道德实现，只有反抗压迫的消极意义而无更高的价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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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在这里强调了等级制度，明确表示不赞成自由、平等、民主。其实，这正是儒家社会学说的精要。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另一位大儒梁漱溟有关“严尊卑”的精辟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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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在1922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说：“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字。没有尊卑大小的社会，是他（笔者按：指中国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原来照前所说，中国的拿办法的拿主意的与听话的，是全然分开的两事。而西方则拿主意的即是听话的，听话的即是拿主意的。因此，中国的‘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划然为两阶级，就生出所谓尊卑来了，也必要严尊卑而后那条路才走得下去。西方一个个人，通是‘治人者’，也通是‘治于人者’，自无所谓尊卑上下而平等一般了。于是，这严尊卑与尚平等，遂成为中西间之两翼的精神。尊卑是个名分，而以权利不平等为 其内容……权利的有无，若自大家彼此间比对着看，便有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若自一个个人本身看，便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照中国所走那条路，其结果是大家不平等，同时个人也不得自由。因为照那样，虽然原意只是把大家伙一同往前过活的事，由一个人去做主拿主意，但势必导致一个个人的私生活，也由他做主，而不由个个人自主了。非指公众的事交给他，我们无过问的权，就是个人的言论行动，也无自由处理的权了，这就叫做不自由。虽然事实上尽可自由得很，那是他没管，并非我有权。本来那条路，拿主意的若非拿无限制的主意，听话的若非绝对的听话，就要走不下去的……所以大家要注意看的：第一层便是有权无权打成两截，第二层便是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中国人不当他是一个立身天地的人，他当他是皇帝的臣民。他自己一身尚非己有，哪里还有什么自由可说呢？皇帝有生杀予夺之权，要他死他不敢不死 。要他所有的东西，他不敢不拿出来。民间的女儿，皇帝任意选择成千的关在宫里。他们本不是一个‘人’，原是皇帝所有的东西。他们是没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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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对传统中国等级制度的精确评述，有助于人们理解蒋庆政治儒学的真实内涵。这种尊卑秩序，是实行传统皇权主义的必然选择，不知蒋庆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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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提出，复兴儒教的战略分为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上行路线即是上面所说的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下行路线是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他主张首先必须走上行路线，因为上行路线是儒教形成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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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儒家文化特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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