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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儒家思想之缺点,是未知如何以法制,成就此君位之更迭,及实现人民之好恶。禅让如凭君主个人之好恶,此仍是私而非公,而儒家禅让之说,后遂化为篡夺之假借。而永远之革命,亦不能立万世之太平。儒家所言之革命 ,遂化为后来之群雄并起,以打天下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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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之家天下,毕竟仍是天下为私。同时人民在政治上之地位,不能与君主平等,所谓‘臣罪当诛,天王圣明’;则在人格道德上,以不能与君主平等。反之,如君主与人民在道德人格上真正平等,则人民在政治上,应亦可言 ‘人民圣明,君罪当诛。’若欲使此事成为可能,则君主制度必然化为民主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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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新儒家上述言说,遭到大陆新儒家蒋庆猛烈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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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的批评有两条。一是海外新儒家没有从变革政权和政治的角度入手,只模仿宋儒,把儒学归结为心性之学,注重道德完善,是“甘心沦落为一个哲学上的小流派,偏安于学院之中”,“抛弃了儒者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使国人把当代儒者看作只是追求个人完善的自了汉与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使儒学成为无用之物。二是海外新儒家热心于改造儒学,追求自由民主法治,是背离儒家宗旨,“力图使中国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此必导致中国文化理念中所固有的政治形态灭亡,从而文化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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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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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在2003年出版的《政治儒学》一书中说,儒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着眼于政权和政治。他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等文章中也强调,儒教应该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为当代中国重新规划政治蓝图。蒋庆在《政治儒学》中指出,这是儒家应有的抱负。孔子终身怀有这样的政治抱负,他著《春秋》就是为后世立法。公羊学者依据孔子思想划分出“据乱世 、升平世、太平世”三阶段不同的政治及相应制度。蒋庆认为政治儒学的经典 ,就是汉代今文经学中的公羊学,公羊学就是对孔子所著《春秋》的阐释。蒋庆说,只有解决了政治制度问题,才能解决心性(道德)问题。政治儒学虽然也讲道德,但政治儒学把政治问题和心性问题区分开来。政治的要害是权力和制度,政治儒学所要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是“礼”,即古代的礼制。蒋庆主张恢复古代礼制,用礼制来规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直白地指出,中国需要复古更化,重建中国儒教,将中国建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儒教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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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庆规划的政治蓝图中,儒教人物在取得全国政权成为统治者之后,应实行王道政治。他说:“王道是指古圣王之道,具体说来,是指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治国平天下之道。”又说:“王道政治,是为民而王的政治。为民而王,不是由民做主,亦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为民众的利益而平治家国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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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要求统治者在取得政治权力之后必须先尊王。谁是王呢?是孔子。因为孔子制六经,成为中国文化代表。尊孔子为王,即尊中国文化为王。蒋庆说 :“中国的政治秩序依儒家文化统治为合法,不依儒家文化统治为不合法。”“六经,中国文化之总汇也。孔子之术,即儒术,王者之术也。政治秩序必统于此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即必统于此中国文化之文统道统,方能统纪一而法度明,从而方能合法。”换句话说,国家意识形态应以六经为指导思想,否则就是“违背尧舜以来至孔子一脉相承的王道政治文化传统,其政治秩序必不合法”。蒋庆的朋友,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加拿大汉学家贝淡宁在2010年出版的《中国新儒家》(上海三联书店)一书中对蒋庆的上述主张作了解释。贝淡宁说,蒋庆的意思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外来意识形态,从长远来看很难作为政治正当性的基础(该书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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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蒋庆儒家政治观最基本的内容。蒋庆强调必须使整个国家回到六经的轨道上来,从而确立政治合法性, 否则政权就没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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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操作层面,蒋庆设计了通儒院(儒士组成)、庶民院(按功能选区选举产生)和国体院(宗教界以及圣贤名人的后代组成)三院制,讨论和决定国家政策。其中任何一院都没有超过其他两院的权力,无疑这将导致权力对抗和政治瘫痪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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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儒家逻辑,蒋庆不赞成依法治国。他在《政治儒学》中说,要依靠教化提高民众道德,“从根本上消除人与人的纷争,最终实现没有诉讼的理想社会”。“通过道德教化,最终消除法律。”这就是政治儒学的法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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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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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的政治儒学,排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他在《政治儒学》中说:“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与特质……这些价值与儒家价值存在某种层面与程度的冲突,如儒家强调个人对家国天下的道德责任而不怎么强调个人自由,即把道德责任放在行为价值的第一位,个人自由则放在其次 。儒家不赞成形式理性一刀切的西方平等观,而是以‘礼’的‘中和精神’强调‘等差之爱’、合理的等级制度以及相应于每一合理等级的生命价值与行为准则。儒家不赞成民主,因为民主的平面化、世俗化、庸人化以及贤与不肖各一票的所谓平等化,使有道德、有智慧、有品位、有高才而不肯与庸愚为伍的人不能进入政治去转化政治。儒家亦不肯完全肯定人权,因人权源于人的利益欲求而非道德实现,只有反抗压迫的消极意义而无更高的价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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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在这里强调了等级制度,明确表示不赞成自由、平等、民主。其实,这正是儒家社会学说的精要。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另一位大儒梁漱溟有关“严尊卑”的精辟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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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在1922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说:“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字。没有尊卑大小的社会,是他(笔者按:指中国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原来照前所说,中国的拿办法的拿主意的与听话的,是全然分开的两事。而西方则拿主意的即是听话的,听话的即是拿主意的。因此,中国的‘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划然为两阶级,就生出所谓尊卑来了,也必要严尊卑而后那条路才走得下去。西方一个个人,通是‘治人者’,也通是‘治于人者’,自无所谓尊卑上下而平等一般了。于是,这严尊卑与尚平等,遂成为中西间之两翼的精神。尊卑是个名分,而以权利不平等为 其内容……权利的有无,若自大家彼此间比对着看,便有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若自一个个人本身看,便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照中国所走那条路,其结果是大家不平等,同时个人也不得自由。因为照那样,虽然原意只是把大家伙一同往前过活的事,由一个人去做主拿主意,但势必导致一个个人的私生活,也由他做主,而不由个个人自主了。非指公众的事交给他,我们无过问的权,就是个人的言论行动,也无自由处理的权了,这就叫做不自由。虽然事实上尽可自由得很,那是他没管,并非我有权。本来那条路,拿主意的若非拿无限制的主意,听话的若非绝对的听话,就要走不下去的……所以大家要注意看的:第一层便是有权无权打成两截,第二层便是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中国人不当他是一个立身天地的人,他当他是皇帝的臣民。他自己一身尚非己有,哪里还有什么自由可说呢?皇帝有生杀予夺之权,要他死他不敢不死 。要他所有的东西,他不敢不拿出来。民间的女儿,皇帝任意选择成千的关在宫里。他们本不是一个‘人’,原是皇帝所有的东西。他们是没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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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对传统中国等级制度的精确评述,有助于人们理解蒋庆政治儒学的真实内涵。这种尊卑秩序,是实行传统皇权主义的必然选择,不知蒋庆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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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提出,复兴儒教的战略分为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上行路线即是上面所说的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下行路线是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他主张首先必须走上行路线,因为上行路线是儒教形成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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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儒家文化特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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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另一位新儒家学者张祥龙认为,蒋庆的上行路线过于激进。张祥龙赞同蒋庆的政治儒学及复兴儒教的想法,但张样龙在《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一文中说:“今天的仕途早已被西方传来的党派政治和西式大学培养的‘管理人才’把持,儒家这条最重要的上行路线已基本上被堵死。”“所以,寄希望于当政者实现‘意识形态的转轨’,让儒家进入政治权力的核心 ,甚至立儒教为国教,殊不切合实际。”“就我们的视力可及,还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改变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化潮流。”另外,也“没有理由期待实行下行路线的儒教会繁荣兴旺”,因为“儒家教育在现代的西化教育格局中只能是边缘的、辅助性的”,“现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也不会容许儒教的社区建设有大的作为”,“再者,孔庙和儒教在民间的宗教功能,在现行体制中恐怕也远比不上其他宗教,尤其是那些已经在这方面磨炼了数千年的传统宗教。比如,对于解脱生老病死这些人生苦难,儒教对于普通民众有什么超过佛教、基督教甚至道教的地方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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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呢?张样龙提出了中行路线。所谓中行路线,就是在中国设立若干儒家文化特区。在特区内,“以家庭和家族的聚居为基本社会结构,以农业为本,士农工商皆有,三教九流并存。”在特区内,“以手工业为主要的加工方式,以自然或半自然的中医及整体疗法为主要的医疗手段……历法改用农历,纪年用干支或以孔子诞辰为始点。教育则全面有机地复活传统的耕读传统和科举考试,学习内容与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同时加人东西方文化(含哲学、文学、历史、科技、社会科学等)的比较”。在这样的特区内,“儒教的人间生活化和亲子本源的特性、修身齐家治国的特长都会得到充分发挥” 。同时,特区领导层的权力,也可以体现蒋庆所说的政权三重合法性,即民意的、超越的(神圣的)和文化传承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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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说:“这条中行路线是可行的吗?实现之后会有重大的复兴儒家文化乃至传统中华文化的效应吗?回答是肯定的。它肯定要比上行路线容易实现,因为它不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生存方式的全面转轨,也不一定意味着现行执政党的特点的消失,而只意味着已经实行的‘一国两制’向文化维度的推衍,或生物保护区思路与实践的文化转移。换句话说,建立儒家特区或保护区是一种不与现代化主流直接对抗的边缘建构,付诸实行的可能也就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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