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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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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的政治儒学，排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他在《政治儒学》中说：“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与特质……这些价值与儒家价值存在某种层面与程度的冲突，如儒家强调个人对家国天下的道德责任而不怎么强调个人自由，即把道德责任放在行为价值的第一位，个人自由则放在其次 。儒家不赞成形式理性一刀切的西方平等观，而是以‘礼’的‘中和精神’强调‘等差之爱’、合理的等级制度以及相应于每一合理等级的生命价值与行为准则。儒家不赞成民主，因为民主的平面化、世俗化、庸人化以及贤与不肖各一票的所谓平等化，使有道德、有智慧、有品位、有高才而不肯与庸愚为伍的人不能进入政治去转化政治。儒家亦不肯完全肯定人权，因人权源于人的利益欲求而非道德实现，只有反抗压迫的消极意义而无更高的价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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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在这里强调了等级制度，明确表示不赞成自由、平等、民主。其实，这正是儒家社会学说的精要。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另一位大儒梁漱溟有关“严尊卑”的精辟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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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先生在1922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说：“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字。没有尊卑大小的社会，是他（笔者按：指中国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原来照前所说，中国的拿办法的拿主意的与听话的，是全然分开的两事。而西方则拿主意的即是听话的，听话的即是拿主意的。因此，中国的‘治人者’与‘治于人者’，划然为两阶级，就生出所谓尊卑来了，也必要严尊卑而后那条路才走得下去。西方一个个人，通是‘治人者’，也通是‘治于人者’，自无所谓尊卑上下而平等一般了。于是，这严尊卑与尚平等，遂成为中西间之两翼的精神。尊卑是个名分，而以权利不平等为 其内容……权利的有无，若自大家彼此间比对着看，便有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若自一个个人本身看，便有自由不自由的问题。照中国所走那条路，其结果是大家不平等，同时个人也不得自由。因为照那样，虽然原意只是把大家伙一同往前过活的事，由一个人去做主拿主意，但势必导致一个个人的私生活，也由他做主，而不由个个人自主了。非指公众的事交给他，我们无过问的权，就是个人的言论行动，也无自由处理的权了，这就叫做不自由。虽然事实上尽可自由得很，那是他没管，并非我有权。本来那条路，拿主意的若非拿无限制的主意，听话的若非绝对的听话，就要走不下去的……所以大家要注意看的：第一层便是有权无权打成两截，第二层便是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中国人不当他是一个立身天地的人，他当他是皇帝的臣民。他自己一身尚非己有，哪里还有什么自由可说呢？皇帝有生杀予夺之权，要他死他不敢不死 。要他所有的东西，他不敢不拿出来。民间的女儿，皇帝任意选择成千的关在宫里。他们本不是一个‘人’，原是皇帝所有的东西。他们是没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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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对传统中国等级制度的精确评述，有助于人们理解蒋庆政治儒学的真实内涵。这种尊卑秩序，是实行传统皇权主义的必然选择，不知蒋庆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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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庆提出，复兴儒教的战略分为上行路线和下行路线。上行路线即是上面所说的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下行路线是在民间社会中建立儒教社团法人。他主张首先必须走上行路线，因为上行路线是儒教形成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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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儒家文化特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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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另一位新儒家学者张祥龙认为，蒋庆的上行路线过于激进。张祥龙赞同蒋庆的政治儒学及复兴儒教的想法，但张样龙在《重建儒教的危险、必要及其中行路线》一文中说：“今天的仕途早已被西方传来的党派政治和西式大学培养的‘管理人才’把持，儒家这条最重要的上行路线已基本上被堵死。”“所以，寄希望于当政者实现‘意识形态的转轨’，让儒家进入政治权力的核心 ，甚至立儒教为国教，殊不切合实际。”“就我们的视力可及，还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改变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全球化潮流。”另外，也“没有理由期待实行下行路线的儒教会繁荣兴旺”，因为“儒家教育在现代的西化教育格局中只能是边缘的、辅助性的”，“现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也不会容许儒教的社区建设有大的作为”，“再者，孔庙和儒教在民间的宗教功能，在现行体制中恐怕也远比不上其他宗教，尤其是那些已经在这方面磨炼了数千年的传统宗教。比如，对于解脱生老病死这些人生苦难，儒教对于普通民众有什么超过佛教、基督教甚至道教的地方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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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呢？张样龙提出了中行路线。所谓中行路线，就是在中国设立若干儒家文化特区。在特区内，“以家庭和家族的聚居为基本社会结构，以农业为本，士农工商皆有，三教九流并存。”在特区内，“以手工业为主要的加工方式，以自然或半自然的中医及整体疗法为主要的医疗手段……历法改用农历，纪年用干支或以孔子诞辰为始点。教育则全面有机地复活传统的耕读传统和科举考试，学习内容与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同时加人东西方文化（含哲学、文学、历史、科技、社会科学等）的比较”。在这样的特区内，“儒教的人间生活化和亲子本源的特性、修身齐家治国的特长都会得到充分发挥” 。同时，特区领导层的权力，也可以体现蒋庆所说的政权三重合法性，即民意的、超越的（神圣的）和文化传承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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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说：“这条中行路线是可行的吗？实现之后会有重大的复兴儒家文化乃至传统中华文化的效应吗？回答是肯定的。它肯定要比上行路线容易实现，因为它不意味着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生存方式的全面转轨，也不一定意味着现行执政党的特点的消失，而只意味着已经实行的‘一国两制’向文化维度的推衍，或生物保护区思路与实践的文化转移。换句话说，建立儒家特区或保护区是一种不与现代化主流直接对抗的边缘建构，付诸实行的可能也就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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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由儒士共同体实施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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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还有一位新儒家康晓光，多次演讲并发表文章，主张儒化，呼吁在中国实行儒家仁政，建立儒教。不过，康晓光提倡的儒教，要比蒋庆、张祥龙的儒教开放一些。2005年，他的演讲和文章合集为《仁政》一书，在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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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对现实中国持强烈批判态度。他说，今天的中国，为政不仁，为富不仁。“为什么每隔两分钟就有一个同胞自杀？为什么每十五秒钟就有一个同胞自杀未遂？难道答案还不清楚吗？这个世界没有温情，没有道德，没有正义 ，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强者剃白骨，弱者为鱼肉’来形容今日的中国一点都不冤枉它。中国人啊，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想，这样的社会有什么权力存在？它怎能够让人留恋，让人向往，让人热爱？所以，我对现实秩序的评价是‘不公正’，而且是‘非常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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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康晓光不赞成以自由民主主义救治中国。他根据世界银行和透明国际的数据，对一部分国家的民主化程度与经济增长、腐败指数的关联性作了一个比较统计。结论是，“民主化的程度与十年平均的 GDP增长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民主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根据的。再看腐败问题，统计分析的结果也是如此，即民主化的程度和腐败指数不存在统计上的相关性。这意味着‘民主化可以遏制腐败’这一论断在统计上是没有根据的。基尼系数和民主化的关系也是不相关的”。那么，什么东西决定着腐败的程度呢？康晓光说：“不是民主化程度，而是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这样一个变量，控制着政治腐败的程度。同样，正是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控制着贫困发生率。这意味着，成功的经济增长有可能‘自动’解决腐败和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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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民主不能解决平等问题。“从来就没有人民当家做主这回事。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美国不是，中国也不是……美国和中国一样，都是那些强势集团支配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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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认为，假如中国实行民主制度，中国的问题不会缓解或是消除，正相反，中国已经取得的成绩，如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 ，还有可能丧失。因此，“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也就是说，根据儒家的精神重建中国社会。”“现状不可持续，又不要自由民主主义，中国不是走投无路了？天无绝人之路。还有更好的替代方案，那就是‘仁政’……对于中国来说，既能保留现实的优点，又能克服现时的缺点，非‘仁政’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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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说，仁政属权威主义的范畴，它是一种仁慈的权威主义。在仁政里，谁掌权呢？康晓光说，是儒士共同体，即践行儒家理念的贤人。所谓儒士，即坚持儒家理念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能够实现道统、学统和政统三者统一。“要确立仁政的合法性，就必须建立儒家文化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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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儒家反对多党制和全民普选，“因为儒家坚持实质性的不平等原则 。儒家承认平等原则，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即在‘人皆可以为圣贤’的意义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在现实中，儒家认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人和人之间有贤与不贤之分。儒家认为，大德应该统治小德，大贤应该统治小贤。也就是说，只有贤人才配拥有统治权”。再说，“老百姓也不仁”。因此，儒家坚持“治权”只能属于儒士共同体。康晓光的仁政不采纳“人民主权”论，拒绝多党制和全民普选。他没有说最高领导人产生的具体步骤，但提到了最高权力怎样更替。他说，谈到最高权力更替规则，首选应该是儒士共同体推举，其次是禅让，再次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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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提出，仁政应建立三种机制。一是开放的大众传媒，即新闻自由。二是行政决策咨询机制。把政治行政化，用行政吸纳包容政治，执政者听取各种意见，吸纳精英。三是法团主义机制。实行结社自由，允许人们按不同行业 、职业组织起来，形成工会、行会等各种功能性社团。政府通过与社团领导人沟通，达致共识，共同贯彻执行。法团主义提供了劳动自治和阶级合作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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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说，市场经济使财富脱离了权力控制，大众通过社团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言论自由可以对权力实施制约，外部力量也会对国内造成竞争压力。所以，只要有市场、法团主义、新闻自由、对外开放，仁政就能够跳出黄炎培的（兴亡）周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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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基本原则来看，康晓光的设想的确与蒋庆、张祥龙的设计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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