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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说，早于康有为的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就是一个完整的现代建国方案，康有为谈不上第一个。康有为的莽撞和幼稚，是戊戌变法被葬送的原因之一。他的公车上书已证明是造假，而且康有为向来造假，言行不一，甚至于派人暗杀了不肯把资金献给他的广东企业家刘士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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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在《在儒家传统中发掘宪政资源》一文中说，台湾没有什么启蒙运动。蒋氏父子执政时尽力保护传统文化，可是实现了宪政。日本、韩国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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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说，台湾宪政并不是蒋氏父子诗云子曰而得来的。胡适、傅斯年、殷海光、雷震等人的著作都是启蒙作品。蒋氏父子在台湾对思想先驱的镇压血泪斑斑，是先有思想变革才导致了台湾制度转型。日本是1945年被美国占领之后，才结束了有宪法无宪政的历史，才真正实现了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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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30日，《南方周末》第31版发表秋风回答袁伟时的文章《儒家一直都想限制绝对权力——敬答袁伟时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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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主要是秋风阐述自己的观点，顺带回答袁伟时提出的一些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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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认为，周制与秦制是两个不同传统。“周制传统代表着自由的、宪政的传统，儒家则在坚守这个传统。”从尧舜到春秋，治理架构是封建制，“儒家的宪政主义正是来自于对封建制的宪政主义的记忆和重申”。周公平定管叔 、蔡叔策动的殷遗民叛乱之后，制礼变法，使君王摆脱血亲关系的束缚，将“亲亲”向“尊尊”转变，让君臣关系代替血缘上的兄弟、叔侄关系，由此周人突破了亲缘关系，构建出以契约性君臣关系为基础的理性治理架构，这是中国文明的跃进。西周“宗法”的要旨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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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说，《尚书》中的《微子之命》、《蔡仲之命》等文件，就是西周君臣之间订立的契约文书。“周制的封建的君臣关系乃是一种契约性关系”，君臣之间的权利义务是相互的。《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的“臣一主二”的谚语，表明了假如君王没有履行对臣的义务，臣可以解除君臣契约，与他人订立君臣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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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治理的规则体系就是礼。人的一切活动都在礼的约束之下，礼的规则约束所有人，包括平等约束君臣。因此，在礼治之下，人是平等的。封建时代的人是自由的。正是这种自由催生了后来的百家争鸣。战国时虽然封建制崩溃 ，王权制已出现，但封建传统还深厚，新型的王权还没有掌握控制人参与思想的控制术，战国时人们享有的自由还是封建的自由，当时中国类似欧洲十七、十八世纪的开明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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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说，孔子主张以封建制对抗君主专制，他的核心政治主张是“复礼” 。孔子看到当时封建制松动，君臣关系开始变化为命令服从关系。他对此不满，因此提出复礼，要求君臣还是要恢复权利义务的相互关系，不能形成君只有权利而无义务，臣只有义务而无权利的局面。孔子还意识到礼也有不平等的一面，因此提出仁。仁的含义是人们平等地相互对待。“这样，经由孔子，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人人应当平等地享有自由和平等的现代观念。”至于孔子杀少正卯，那是苟子编造的谣言。孔子并没有讨伐异端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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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说，孔子开创了公民社会。孔子与弟子组成的社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社团。孔子时代，政府只是雏形，战国时代才形成政府。孔子以后，儒生组成的公民社团成为限制政府权力，推动制度变迁的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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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说，秦以后的历史就是抱持着恢复封建理想的儒生反对秦制的历史。体现在制度上，就是建立士大夫与皇权的共治体制。董仲舒所策动的汉武时代及以后的“复古更化”，“就是一场宪政主义革命”，结果是建立了共治体制。从董仲舒——汉武时代到晚清，正常状态下的治理架构均为“共治体制” ，尽管其间发生过一些波折。士大夫组成的士人政府与皇权间出现分立。士大夫一直试图对皇权进行控制和约束，两者之间经常冲突。相对于秦制的皇权绝对专制，共治体制具有一定程度的宪政性质。这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中国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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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11日，《南方周末》第31版发表易中天的文章《儒家的限政只能是徒劳——再与秋风先生商榷》，批评秋风的儒家限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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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说，秋风看好的汉武帝恰恰是个皇权主义者。汉武帝采取很多措施集中央之权于皇帝，比如在宫廷之内另设政府叫内朝，权倾中外，架空外朝（政府），以便乾纲独断。后世的集权、专制、独裁即由此开始。这样一个人怎么能搞宪政？董仲舒明确主张中央集权和舆论一律，力主把“邪辟之说”消灭干净，用国家意识形态一统天下。这才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才有了文字狱。这是宪政还是专政？汉武帝和董仲舒谈不上“对秦制发动了一次根本性改造”。汉承秦制倒是历史上的共识。至于天意，皇帝愿意听你的，你就是代天 立言；不愿意昕你的，就是妖言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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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说，就君臣关系而言，春秋时期的大夫，与君主的关系是非亲即友 ，是帮忙的；秦汉以后的官员，与皇帝的关系是非奴即仆，是打工的。秋风所谓的“君臣共治”乃是一相情愿的想象。郡县制的核心是中央集权，皇帝拥有绝对的治权，但他做不到把天下所有事情都管起来，这就要雇人打工，于是有了各级官员。正如清朝满族官员见了皇帝自称奴才那样，君臣关系是主仆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宪政有多少可能？把君臣关系变成主仆关系的是谁？是董仲舒，因为他提出了三纲五常。君为臣纲这个东西一出来，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儒生抗衡皇权的可能，世界上哪有网眼抗衡网绳的？因此就是要服从、顺 从。可以说，董仲舒摧残了儒生的精神和灵魂。当然，这些官员也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把皇权当成命根子。皇权是皮，官员是毛。没了皇权，怎么捞钱？因此，维护皇权是官员们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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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的结论是，限制皇权是指望皇帝自觉，是一相情愿：以气节对抗强权，是得不偿失；用忠诚换取限政，是南辗北辙。因为你越是忠，就越得顺；越是顺，就越会助长皇权。结果是“风波亭”，是“袁崇焕”，是儒家得寸，皇权进尺。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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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认为，对于中国历史上愈演愈烈的专制独裁，儒家既“有所阻拦”，也“推波助澜”，可谓“功过参半”。因此，独尊儒术，不如博采众家。道家讲自由比儒家多，墨家讲平等比儒家多，孟子讲尊严也比孔子透彻。不必一叶障目，只在儒家这一棵树前守株待兔，应当放眼整个中华传统，发掘“尊严和自由”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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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11日，《南方周末》第28版还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的文章《“改朝换代”与君主和平立宪的可能》，批评秋风的儒家宪政论是无 根之说。秦晖说：“秋风先生最近说儒家是主张‘封建’的，而‘封建’就包含有‘宪政’，中国传统是尊奉儒家的，因此除了秦始皇时的短暂例外，在秦以前和汉武帝以后似乎从来就有‘宪政’。他这个论证链条除了古儒（注意不是汉武帝之后的法儒）主张‘封建’大致不错，其他几个环节都靠不住。即使在英国，‘封建’本身也并不是宪政（包括安茹王朝时那个大宪章，现在被渲染得很神，其实它与近代宪政并没有逻辑关系），否则都铎式王权、英国革命与光荣革命都无法理解了。而‘汉承秦制’后的中国，实际上搞的也不是古儒 主张的那一套，不是‘封建’，当然更不是宪政。不过秋风先生的意思如果是说长期‘封建’传统下比较有可能向宪政和平过渡，那倒是真的。但遗憾的是，中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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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第二部分 专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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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迪：我们关注马立诚的文章大概有两年了。他连续发表有关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系列文章，对当前的一些思潮做了比较详尽的介绍，对我们很有启发。我觉得，他的文章为大学提供了一个思考和讨论的基础。所以，博源基金会 跟立诚商量，能不能把这些文章合集，再经过进一步加工，出一本小册子。今天，我们把大家请来，希望大家对马立诚的研究发表评论，奉献真知灼见。参加今天会议的有马立诚、雷颐、李楯、秦晓、鲁利玲、高全喜、许幸润、郑也夫、竹立家、章立凡、杨继绳、唐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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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请马立诚对中国当代社会思潮作一个总体性介绍，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和相同的意见都可以发表。我们的目的是，为关注这方面问题的研究者提供一个更加广泛的视角，对当下的问题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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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马立诚：八大社会思潮的基本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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