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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后来自由主义又遭遇新的困境。首先是1998－2002年国企改革下岗职工3500万，很多人成为弱势群体，下岗人员对缺乏法治和民主的市场竞争产生反感，滋生一种反市场反竞争的情绪。国企买卖过程中有很多“黑箱”作业，私相授受，更加剧了弱势群体对市场的不满。再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部分化，造成的杀伤也很大。第三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到现在，西方经济陷入困境，新自由主义理论遭遇重创，国际左翼力量上升。当然，更为根本的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空间一直受到压抑，这是总体大环境。你强调宪政和法治，就会导致权力者的权力缩小，这当然在一些当权者那里引起反感。这些因素使自由主义再次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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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韧性很强，有起有伏是常态。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一般认为是从1997年汪晖发表的有关现代性问题的长文开始的，但实际上是1995年刘东和雷颐在《二十一世纪》发表了批评崔之元和甘阳的文章开始的。 我这本书里介绍了这次争论，也是做了一个历史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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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是以血缘为基础的排他性的情感和意识 。它是非理性的，缺乏价值内核，什么样的势力都可以利用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里面压制个人自由和权利，是集权性质的，是专制的。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比如民族主义在政治上主张一族一国，就是国家边界和民族边界应该重合。所以鼓动民族主义将来要吃亏的。英国思想家伯林说，受过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就像压弯的树校一样过度反弹，力量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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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内的民族主义来看，一个是上层的知识分子圈子的小范围讨论，199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战略与管理》发表过两期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何新最早提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抵制西方。还有季羡林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全世界要依靠东方文化解决问题。再一个是大众民族主义崛起，从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开始。这本书发行300万本，引起极大反响。后来出了许多书，煽动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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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民族主义有三个主要内容。一是仇恨西方。比如《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站起来》、《中国不高兴》等著作，说要焚烧好莱坞，说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所有报道都是妖魔化中国，说西方是世界的病灶，西方就代表着侵略、掠夺、奴役、谣言、不平等。还批判五四运动，批判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说他们主张西化，给他们戴上了卖国贼的帽子 ，总之比较情绪化。二是反对全球化，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主张中国在经济上光荣孤立。像《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碰撞》等著作，作者们说，如果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经济就会完蛋，工厂都要倒台，农业更甭提跟人家竞争。好在我们中国很大，可以光荣孤立。三是军事冒险。比如《中国梦》、《C 型包围圈》等著作，提出战争崛起论，战争也是中国的机遇，要打仗，在战争中和美国争夺世界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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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认为当前民族主义非常狂热，它的背后常常就是种族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现在民族主义已经发展成为国家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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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民粹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是反精英的，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极端平民化，比如“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民粹主义反对程序民主，反对代议制民主，主张直接大民主。民粹主义在经济上主张均贫富，要求结果平等。民粹主义是反市场的，害怕竞争。其典型言论就是：“你也是人，我也是人，为什么你这么有钱？”他不会问：“你也是人，我也是人，我为什么没有发明微软视窗？”还有，民粹主义主张革命道德至上，革命道德高于法律，只要是革命行动，杀人放火也可以。民粹主义热衷于街头运动，热衷于暴力，热衷于“大翻个”，不耐烦改革。民粹主义崇拜魅力型领袖，容易被魅力型领袖利用。民粹主义也是空心化的，它适用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俄国民粹派说，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从这里看，民粹主义也是专制的、暴力的。当然，民粹主义是一种抗争手段，要求解决社会不公问题，但是这种解决问题 的方法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教训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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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前几年在网上热炒“富人原罪论”，炮打茅于轼，再比如2007年重庆钉子户拒绝接受法律裁决。还有杨佳杀了六名警察，很多人称赞他的暴力手段，不同意判他死刑。再有湖北小姑娘邓玉娇的事件，我们当然极为同情她，痛恨那两个调戏她的小宫。但是她杀了人，的确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然而大批网民赶到湖北力挺邓玉娇，有关方面就不敢追究防卫过当的问题，而且把她从修脚的岗位调到电视台工作，这是屈从民意对司法的干扰。当然，官僚干预司法的问题更多。总之，由于腐败丛生、贫富分化，民粹主义正在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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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新儒家思潮。海外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劢等人，在1958年写过《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文章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提倡心性之学，成圣成德；二是提出民主自由。国内新儒家蒋庆就说海外新儒家完全不对头。蒋庆说儒家不赞成自由、民主和人权。儒家讲等级制，怎么能提倡自由民主？孔子和小偷，权重多么不同，但也要一人一票，这是多么不合理的一个制度，所以民主选举断然不能。蒋庆提出，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以儒家思想统治中国就是非法政权，以儒家思想统治中国就是合法政权。张祥龙说，蒋庆这些主张不行，政权怎么能交给你呢？退一步，我们要求建立一个小的儒家特区。特区是农耕社会，实行农历、中医、读经，举行科举考试。再看康晓光，他对现实的不满比在座的诸位要激烈得多。他说现在中国腐烂了，这样的中国怎么能让人爱？怎么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靠民主，民主解决不了经济增长问题，也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他要求让儒家知识分子掌握政权，建立儒教，实施仁政。另外一位新儒家陈明说蒋庆是原教旨主义者，自由民主和人权是从每个人心中滋生出来的东西，我们新儒家如果不能正视这一点，怎么复兴中华？陈明赞成宪政，同时要建立儒教，结果两头不讨好。这边说他不是真正的儒家，那边说他不是真正的自由派。还有一位郑家栋，原来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哲史主任，曾出版多部解释儒家的著作，被誉为长江以北 的儒家领军人物，足以和海外新儒家抗衡。2002－2005年，他利用多次访问美国的机会，先后与四个年轻女子伪装成夫妻，把这四个女人偷渡到美国。为什么这样做？郑家栋说，是为了让这些女子到美国过好日子。结果，郑家栋犯 了罪被判刑，网上骂声一片，对大陆新儒家打击很大。另外，学者秋风近年发表文章说，中国古代社会就有宪政。他认为秦始皇之前和秦始皇之后都有宪政 ，孔子建立了公民社会，儒家知识分子构成了宪政力量。很多学者质疑秋风的见解，易中天、袁伟时两位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批评秋风，引起一场辩论 。秋风还说蒋庆是30多年来唯一的思想家，其他人物如浮云耳。评论家熊培云说，好多人怎么一研究儒家就不会说话了？这是针对秋风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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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提纲挈领地介绍了当今中国八种社会思潮，详细内容请阅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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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杨继绳：对当代社会思潮的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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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在发言中提出，除了介绍居于主导地位的邓小平思想之外，还介绍了老左派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新儒家思潮、民粹主义思潮。我认为，这些思潮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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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潮不等于学术思想。但每一种社会思潮可以从某种学术思想中找到思想资源，每一种学术思想也可以从社会思潮中吸取营养。社会思潮有两个特点，一是流行性，是一时流行的，因而也会随时间而变动的；二是民间性，不是官方的，但会受到主流动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会影响主流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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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2001年发表的《跨世纪的争论》一文中写道： “当今，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两侧，有两种思想派别进行着激烈的论战。右侧是自由主义，左侧是新左派。这场论战已经进行了两三年，目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篇文章反映的是十多年以前的情况。时过境迁，最近十来年，社会思潮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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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可以公开讲宪政民主了。十年前，我把《跨世纪的争论》给李慎之看，他在2001年1月13日给我写了一封两千多字的信。他在信中最后说：“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还有一个差别，前者主张制度创新，其实也就是西方已有的‘民主宪政’，但是他们不敢说出口。后者则根本无纲领，或者其纲领就是激烈批评自由主义。”那时，李慎之说“‘民主宪政’说不出口”，为什么说不出口？当时的政治条件不允许。不久，广东的一位左派拿到了我这篇文章和附在后面的李慎之的信，他好像抓住了“重要罪证”，连呼“好东西，好东西”。他写道：“在自由主义者还说不出口的时候，如果我们还三缄其口，不用多长时间，他们就会说出来了！”他号召共产党员起来批判“民主宪政”，不要让自由主义者“说出口”。2006年，贺卫方在杏林山庄的一个会上真的 “说出来了”，我当时在场，为他鼓掌。会后，就掀起了一场对“西山会议”的围剿。今天，不仅可以在会上说“宪政民主”，也可以写成文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变化。这个变化是社会状况变化的结果，也反映了十年来社会状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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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竟然公开肯定“文革”了。十年前，老左派否定“文革”，但肯定1950年代；而新左派由于没有经历毛时代，不知道毛时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只是模糊地“把毛抽象为一种社会公正的符号”，他们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肯定毛、崇拜毛的，但没有人提出回到毛时代。今天，似乎“文革”的伤痛已经痊愈，回到毛泽东时代，回到50年代，甚至搞第二次“文革”的言论也可以公开说了，而且是高调门地说出来了，公开为“四人帮”平反的话也说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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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各派均有分化。有的自由主义者转向了左派，有的左派转向了自由主义，但是，自由主义的分化似乎更厉害一些。这反映出十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自由主义的处境恶劣了。同时，自由主义和左派的诉求也和十年前不一样，这与大家关注的变化要关，因为社会问题的焦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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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社会思潮更加多元化了。十年前，新左派（包括老左派）和自由主义两军对垒，今天社会思潮多达八种，也许还更多。例如，国家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也是存在的。这也许是近十年来利益多元化、社会角色多元化在社会思潮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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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制度设计来看，八大思潮可归结为两大思想体系。上述种种思潮表现为价值层面、文化层面、社会诉求层面，但从构建政治体制来看，从人类的社会实践看，不能说有一种思潮就有一种制度追求。我认为，从制度构建这个角度看，只能有两大思想体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一旦进入制度层面，其他种种社会思潮都会汇集或依附在这两大思想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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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自私自利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概念。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对应；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相对应。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相结合，这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也是产生于西方文明并促进西方文明发展的动力。波普尔认为，“在人类道德的发展历程中，还没有其他跟它一样如此有力的思想。”“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 ，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与爱好。”个人主义者认为，无缘无故地压制别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错误的。基督教徒会说，其错误就在于违背了上帝对人的设计。只要除去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个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结果是生产力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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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集体主义并不是与分散主义相对应的概念。尽管集体主义不完全否认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友爱，但提倡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对个人利益的剥夺，对个人尊严的损害。苏联、东欧和改革以前的中国，就是集体主义思想构建的制度体系。我们经历了几十年集体主义的制度，每个人都是有亲身体会的，我就不多说了。我们的改革，就是为了从这种制度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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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如何把成千上万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魔鬼性的人组织起来和谐相处，即如何组织社会生活？诚然，组织社会生活需要权威，怎样防止组织社会生活的权威变成压迫人类的恶魔？这是人类社会探索了千百年的古老难题。两三百年前，随着工商文明的发展，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梁启超敏感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引述了颉德（即英国哲学家基德，著有《社会进化论》）的话：“今之德国，有最占优势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 （即马克思最早汉语译名）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尼采的早期汉语译名）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强者所压伏；尼志埃 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劣者所钳制。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两种理论，使得人类对千古难题的探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路线：第一条线：集体主义——行政整合——公有制——计划经济——专制政治——封闭社会；第二条线：个人主义——契约整合——私有制——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开放社会。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两条平行线。这两条平行线不能交叉，不能重合，却相互感应，在感应中一定程度上吸收对方积极因素。在这两条平行线之间，因专制程度（自由程度）不同，有一个广阔的过渡地带。这两条平行线的极端把对方当成势不两立的异端加以攻击，两个极端还不停地争夺中间地带。数百年来，这两条线不断地摩擦、碰撞、互补、融合。但从总的趋势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个性不断得到解放，自由主义不断得到张扬，个人的尊严逐渐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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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这两大思想体系中选择，我们在构建制度时，应当选择哪一种思想体系呢？我们会毫不犹豫地说：选择个人主义的思想体系，也就是“把人当人看”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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