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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认为，关于自由主义思潮，要有两重视角，一重是官方视角，一重是民间视角 。自由主义思潮究竟处于何种状态，要从这两个视角来看。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当然不可能畅行无阻，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言论自由表达的制度平台。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30年来自由主义所推销的一系列观念与价值，已经深入人心，变成大多数中国人的诉求。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如果窥测到他们的内心，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权利意识，都赞同一个民主的社会，都对腐败和官僚专制有切肤的痛恨，都希望法治与人权，这些已经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生活本身的东西。你说它是自由主义的思潮，它就是思潮；你说它是维权运动，它就是维权运动；你说它是改革开放，它就是改革开放。我认为，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总是说，自由主义在中国没有市场。30年以前，20年前，甚至10年前，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改革思想以及维权活动，是从哪里来的？不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培育过程吗？因此，不能老说自由主义处于劣势。我说，自由主义的表达处于劣势，但是自由主义的观念本身在中国社会的生命力不是劣势，它是民间社会的主流。我觉得，在这方面，理论家、作家言辞的表达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数以亿万计的中国人在30年的变革中，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几乎全都不自觉地受到了自由主义思潮的洗礼，接受了这些东西，变成了自己的主张和信念。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现代资讯和公共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虽说互联网是把双刃剑，但互联网上主流的东西是有益于自由观 念的传播的，尤其是在中国。我赞同一种说法，“互联网倒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对此，我希望马立诚能在自由主义思潮的背后，关涉权利意识、公民意识，对政府的约束，市场经济的规则意识，法治观念，民主宪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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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认为，马立诚关于民族主义思潮的论述较为简单，甚至有些片面性。我们知道，民族主义也是双刃剑。尤其是对后发国家来说，民族独立，国家发展，建立一个民族的政治共同体，这些诉求是有一定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对于民族主义不能一棍子打死。当然，极端的民族主义是可怕的。历史上，这种民族主义的喧嚣，制造了很多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灾难。所以，马立诚对于中国当前民族主义的谴责，我是赞同的，并且非常不赞同中国当前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滔滔言辞。我认为，他们不过是哗众取宠，属于丑恶的民族主义。但是，我要指出的是，民族主义还有合理性的内容，被称为“自由的民族主义” 是值得关注的。或者说，如果在当今世界无法彻底消除民族主义，那么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自由主义驯化民族主义，克服民族主义极端暴戾的色彩，构建一种自由的、理性的民族主义。其实，当今即便是在西方，自由主义也只是一种普适性的理论或价值诉求。在各个国家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真正扮演重要作用的，仍然是自由的民族主义，或内政上的自由主义，外交上的民族主义。对此，我们要有一种理性的认识。如何缕析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我觉得要有这样一个坐标系，对民族主义不能仅仅是外在的批判，要予以内部的整合。说白了，就是用自由主义统辖民族主义。中国时下的所谓民族主义，说到底，他们没有几个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他们转向国家主义，拥抱中国模式论，其用心不用多言。所以，我觉得一个重要的理论工作，就是要辨析：什么是中华民族？什么是支撑这个民族得以复兴的真正优良的政体制度与文化精神？什么是中国根本性的国家利益？说到这些，自由主义的理念、价值与制度，就成为一个选项，一个可以与民族主义结合的选项就浮现出来。我个人认为，自由主义加民族主义，或自由的民族主义，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个基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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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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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李楯：中国当代思想史的三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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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思想史，我是外行，但一直在关注。所以，很希望能尽早看到马立诚这本书。作者有传媒人的经历，同时又是作为中国30年思想交锋的亲历者，有他特定的表述方式，不需要按学术研究的范式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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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潮是与它并存的社会的制度化结构——我们常提到的制度、规制就是与一种最外显化的制度化结构相关联的，还会与这种制度化结构中的不同人群相对应。对于一种思潮，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种位置的人群对它认可，赞同，反对，也就是说，这种思潮影响了哪批人，哪批人在行动中选择或是呼应了这种思潮？在这里，会有一种动态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是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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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表述中国当代思想史？在20世纪80年代，我和张显扬谈过，中国当代思想史可以从三个维度去看。一个叫“指导思想演进史”。在中国，指导思想是一种不同于外部别国“社会主流”的“主导”。在当代中国独特的制度中，执政党的指导思想与一般社会思潮是不同的，但与它同处的社会思潮又有一种重要关联。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从当年讲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到与国民党争天下；从作为苏联（第三国际）的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到走出自己的道路；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联合政府”构想到“不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结束“文革”到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提出“四个坚持”到确立市场经济、法治国家的发展方向；以至到提出“三个代表”，签署国际人权公约、人权入宪，加入世贸组织，提出“科学发展观”与“维稳”，等等。这种指导思想的演变，是需要认真梳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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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维度是“思想改造史”。1949年前后的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普遍推进的“两忆三查”（亿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 、查工作）运动，要解决的都是思想问题，也就是在思想上要整齐划一，消灭或者最起码是要否定各种不同的思潮。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针对当时知识分子中存在的亲美、崇美，反苏、疑共的思想，“两忆三查”运动是要提高阶级觉悟，坚决跟共产党走。前两天，我看《冯友兰学术自传》很有感触。冯说：通过参加土改，明白了到底是地主养活了农民，还是农民养活了地主的问题，改变了以往认为地主和佃农是“互惠关系”的错误思想，认识到了地主是在“剥削”。冯友兰的这个认识过程，拿到今天来看，是很值得玩味的。1957年的反右运动，可以看作思想改造的一个方面；而“斗私批修”，思想专政，把拥护党的领导作为公民“义务”，则是实现改造的另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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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维度是“思想解放史”，始于否定“文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解释权”之争，等等。思想解放像是一个未完成的乐章，无疾而终，为什么？也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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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三个维度可以看出，在独特的当代中国制度文明质态之下，后总体性社会中各种思潮之所以显现一些脉络，一方面是因为当政者一直强调建立“核心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则由于各种思潮的涌动。不同的思潮并不是多元并存，有一些则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为什么？很有必要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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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所列八种思潮，相互间会有部分主张的重合。就社会中的不同人群而言，与这些思潮又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不是可以简单地划清对应关系的。在人与社会、民族、国家这些标题之下，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国（家）——社（会）本位”，也可以链接到今天的“以人为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景下，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与阐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反全球化，在某种情境下，也可链接。在文化断裂后，接续“儒家”，既可以针对当下的“礼崩乐坏”开药方，也可以用来反西化、反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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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思潮还是作为制度都是多样的，甚至相互间是不能相容的。仅以“社会主义”四个字而言，它可以和当政者的主导思想，和阶级分析、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形形色色的新左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以及其他诸多的制度、思潮和主义相链接。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今日中国的表现，又与当初对历史结论“宜粗不宜细”，信息不公开，事实真相不为多数人知晓，以及教育问题等相联系。现在，40多岁、30多岁、20多岁的人，包括持新左主张的人，对“文革”和前面的事基本上知之甚少，没有切肤之痛；而在底层，很多农村人、工人眼见的新的问题，新的不公正太多了，感受到的现实的生存压力太大了。人们对人民公社时期的贫困，对20世纪60年代初的饿死人，对政治运动对人的摧残，已淡漠忘记。一方面，有一批留美的博士，把美国具有批判精神的“在美国，批美国”，学成了“回中国，批美国”来。另一方面，改革的停滞、贫富的分化，造就了“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的格局。底层太大，生活在农村的人，从农村进城谋生的人，城市失业下岗的人，组成这么大一个弱势人群，在某方面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新左，甚至是国家主义相呼应。仇富、仇外国，崇尚暴力，动不动就“准备打仗”，对执政党“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潮流” 的判断全然不睬，相信一些“不证自明”的说法，很难通过对话、辩论，在认清事实真相后，再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因此，今天，在我们谈及一种社会思潮的时候，要考虑它联系着的社会的不同人群，及它对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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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时代，承上启下，继往开来。许多事，我们都是亲历者，有些话，在座这个年龄的人不去说，以后就更说不清楚了。我觉得，我们基本上是快退出历史舞台的人。但是，我们有责任把一些事的真相讲清楚，以留待更年轻的人去思考，去判断，去选择他们所要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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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作者所言的思潮只八种，并没有穷尽。作者没有言及的，还有研究者曾论及的政治上的犬儒主义、人生观上的物欲主义和道德上的虚无主义，这些也应关注。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们要特别注意今天的世界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这种行为方式的影响正波及英国、韩国；欧洲债务危机中的街头行动，联系起其他的一些问题——北非的、中东的一些事件，我们要注意到这个世界是否可能正在发生一种变化。中国的社会思潮始终是处于“整体世界”或全球化语境之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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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中国只是走向开放，用也夫的话说是“半开放社会” 。因此，对于一个30年于封闭中形成了独特的制度文明质态的中国大陆，外部的人很难真正深入，而且还有他们文化背景的影响，搞不清楚；而内部人又受自身环境的影响，对一些问题，往往身在其中，视而不见，也搞不清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提到一种思潮、一种主张时，相互之间对对方的误读和被对方误导的情况就产生了。人们往往带着自己所处社会的问题去看对方，有时会产生一种类似于“移情”的东西。最明显的就是“左派”、“右派”之说，在中国大陆和在国外的指向、内涵是大不相同的。我们说，在美国，是“左派大学”、“右派政府”。在美国大学里很多人讲马克思主义，他们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持批判态度，他们会莫名其妙地从你这里找到一种“希望”，找到一种 “批判的武器”。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也会有。当我们对中国现存问题 持批判态度时，也会向外部寻求好的可借鉴或可学习的东西。各个国家、各种制度都会有自己的问题。但是，一种人类文明的积淀，一种人类发展中共通的或说是国际社会主流的、世界公民社会共有的价值理念、基础规制是存在的。正是由于“半开放”，误读和误导就出现了。国外的左派支持中国的新左，误认为既然是“左”就一定受到打压，他们不清楚中国的新左只反市场，反全球化，却和政府的关系不一般，这和在国外完全不是一回事。因此，在讲思潮的时候，要考虑到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转型这一大背景，要考虑到内外的交互影响，要考虑到中国发展到这一特定的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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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楠，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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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郑也夫：民间宗教应进入思想史研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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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八个章节的题目，多数是清晰的。新权威，就字面上看不太清晰，但大家都知道说的是什么，毕竟其中的内容比较单一；但第三章的所谓“新左” 是最模糊的，这个标签太大了，标签里面的东西甚多。这个关键词跟其他七个关键词在清晰度上相去甚远。在“新左”这个群体里面，人的主张不一而足，何必不找更清晰的路子走。既然这个篮子里放的东西甚多，为什么不把它理清一下？它里面要是有两大内容或三大内容，就变成两个题目或三个题目。八个篮子大小不一，这也是一个自然的存在，但是要正视这个事情。不然，相互之间要么差距太大，要么有些篮子小到都不太好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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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民粹主义，这个思潮本身的思想含量就不高。长期以来，它特别强悍，是因为它挟持着的道德的强度，是从俄国来的，从贵族当中的反叛者那里产生的，具有强悍的、反叛的心理倾向，增加了这个思潮的力量，而不是因为其思想含量。但是，你要具体挖掘这一思潮中的思想，就没太多话可说，要下很大工夫，从张三、李四的言论中摘出只言片语，但是摘了半天篇幅还会很小。它的思想含量小，你不可能把它扩大，不能靠讲故事来填补。如果说故事中人的行为属于民粹主义，也是加入了你的理解，不是民粹思潮本身的阐述。一个建设性的意见是，这章中对这个思潮的批判可以占更大的篇幅。这章作下来，不是简单的陈述民粹思潮了，其中相当部分是通过批评民粹思潮来充实这一章的内容。同理，对民族主义也可以作这样的处理。这个主义下面有多少内容？恐怕也说不出太多。相反，我读到的一些东西，包括李泽厚跟刘再复关于民族主义的对话，我觉得谈得挺别致，挺有意思。当然，这么写会造成整个写作的路数的不一致，因为你讲的是思潮，可是有些章节中居然批评该思潮占了主要篇幅，那不成了“争论”或者“焦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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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建议马立诚对思潮做过多的评价。我想，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对目前的社会思潮搜罗、梳理、概括、呈现，这就挺好。比如，说自由主义的学问做得不好，不好贸然评价，哪拨人的学问做得就好？其实，细说起来，自由主义是整个西方最大的道统，人家对这种思想的阐述几乎快穷尽了。一二百年来，在这个思潮下的学者多数作的是传播，传播者如何能具备原创者的魅力？我们讲言论自由，很难具有穆勒的魅力。当然，传播自由主义思想可以和中国问题接轨，并因此获得魅力。当年，胡平的言论自由，在中国社会那是时代强音，所以不胫而走。对比之下，我觉得，新左不大接地气，他们面对的不是中国社会的问题，而是洋学者的眼色——他们是否看得上我的论文，允准我参加他们的会议？这样如何能做好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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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谈的是，希望立诚的书中能加入一个思潮的介绍，即民间宗教。半年前，我偶然听到台湾学者龚鹏程的演讲：台湾60年思潮。无论如何没想到，我的最大收获是了解了台湾民间宗教的发展，其繁荣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我原以为，中华民族无可奈何地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民族，但民间宗教居然在台湾解除党禁后蓬勃发展起来了。如果没有民间宗教的力量，我实在不知道我们民族的道德该如何提升。其实，这方面也是有言论和声音的。我的老同学何光沪在1994年发表过一篇文章《中国宗教改革论纲》，他的结语是：“ 中国宗教若不进行改革以发扬其真精神，是没有前途的。中国社会文化若不进行改革以吸纳真宗教精神，也是没有前途的。”眼下，这一思潮或许微弱，但应该进入思想史家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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