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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看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自由派，已经与1989年街头激进的自由派有很大的区别。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比较激进的自由派人士，有时会表达出更激进的另类观点。但主张温和理性的自由主义的人士渐渐在这一流派中占据了多数。他们积极推进中国融入世界，支持经济全球化，强调人权、民主与自由，支持政府的改革开放。虽然他们对政府也时常抱着批评的态度，但基本还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发出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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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90年代以前，中国民间思想界差不多是清一色的同质化的自由主义思潮或倾向，那么，到了21世纪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思潮只是民间多元声音中的一种，极端与激进者的少数派还受到其他不同思潮力量的制衡与缓冲。当政者应该习惯于这些声音的存在，要学会在“后全能主义”时代适应新的思想多元气氛，不必对之作出过度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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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民间自由思潮可以扮演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首先，它对于新老左派否定改革开放的思潮，可以起到良性的制衡作用。虽然自由主义者对权力腐败、社会贫富分化、分配不均等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评同样十分强烈，但他们坚决支持通过继续改革开放来解决这些问题。一个颇为意味深长的例子是，一位自由派人士在某所大学做报告时，听众中一个新左派当场打断了他，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你！”这位自由派则回应说：“没有邓小平也就没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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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自由派对于激进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可以起到降温作用。激进的民族主义一旦成为主流，就会造成社会的失控，而自由派则强调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的意义，强调融入国际社会的必要性与历史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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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自由派对政治改革还起到提醒作用，他们不断呼吁并提醒执政者深化政治改革的必要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民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年来始终持之以恒地致力于推进基层的公民社会建设，致力于社会的民主实验，积极推动社会公益与慈善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他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发展方面功不可没。在民间社会思潮的光谱中，自由派将始终占据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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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权威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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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权威主义是对激进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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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后期，一股质疑激进自由主义的民间思潮开始出现，它就是新权威主义，这种思潮以渐进、稳定与开明权威为杠杆的秩序作为主要价值。在新权威主义看来，开明专制下的社会进步，才是最终实现民主与现代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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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激进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向运动，它的逻辑如下：一个后发展国家，只有通过开明家长式的威权政治与国家引导的经济发展，才能有效地发展市场经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导致社会的利益多元化与中等收入阶层的极大增长，只有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中产阶级的成熟，与阶层多元化相对应的妥协性、宽容、尊重契约性法治的政治文化的发展，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舍此以外的民主，由于缺乏民主需要的社会条件的支持，不是空中楼阁的幻想，就是不切实的 、不稳定的民粹主义无序状态。新权威主义者认为，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后发展民族不经过经济发展而一步到位地成功地推行多元民主政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权威主义体制被认为是为未来民主铺平道路的过渡性政治手段。用开明权威政治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创造民主政治这只“看不见的手”，保持转型的可控制性，就如同将杯子里的水平稳地倒到盘中一样，这一过程需要始终保持平衡。作为平衡杠杆的新权威政治对变迁过程的可控制性，是后发展国家能否成功向民主转型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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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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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社会刚刚从某种权威体制所造成的危害中摆脱出来，人们对任何权威政治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新权威主义的对立面，自由派认为，在中国尚没有充分清算专制主义流毒的现实情况下，新权威主义的出现，起到“为虎作伥”的负面作用，并使中国有“倒退的”危险。他们指出，当人们已经受到专制权威的痛苦之后，有什么理由把自己的命运再次托付给专制权威统治者？他们还认为，不受约束的权威具有危险性，一种不受民主派压力的 权威很难避免腐化。新权威主义回答说，由市场经济引发的多元化的社会力量 ，是天然的对权威政治的制衡因素，这种力量将随着社会的现代化与法治不断成熟。但这样的回答并不能使自由派满意。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 大陆自由派与新权威主义的论战也扩大到海外，这场权威与自由之争，是知识界最早的思想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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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这次思想论战？可以说，它实际上是20世纪初期自由民主派与开明专制派之争的历史延续。这两种思想之间的冲突，并不在于中国是不是应该实现自由民主这一最终目标，双方在最终目标上并没有根本分歧，而在于以什么方法与途径才能实现中国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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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从历史事实来看，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新权威主义体制都能成功地向民主过渡，劣质的威权政治，如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拉美海地的军人政权等，只能导致朋党式的“苏丹化”政权。威权政治走向成功的民主，需要新权威主义政权具有可变通性、开放性与开明性，以及容许试错过程中制度创新的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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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权威主义的发展观认为，对于威权体制下的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试错式的渐进的制度创新的方法来解决。通过渐进的方式，随着中产阶级的成熟，逐渐减少权威政治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比重，以开放的心态，在多元试错中，渐进地接近民主政治的目标，这样，就从权威主义经由“后权威主义”、“前民主政治”，而最终走向民主政治。这才是中国政治演进的正途。中国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的速度与路径依赖发展的速度，何者走向更快。而要实现有效的制度创新，必要的活跃的自由空间是不可少的。高明的开明权威主义，是渐进地在试错中走出权威主义的权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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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新权威主义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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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权威主义思潮在1980年代后期崛起，作为对激进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与批判思潮，它在1990年代前期成为中国知识界普遍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并在海外与国际中国学界引起广泛注意。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思潮却渐渐退出知识界与公共网络的关注焦点。当下中国思想界，是自由派与新左派两雄角逐的时代，新权威主义思潮似乎已经淡出，处于边缘状态。造成这 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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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激进自由主义思潮，即主张直接推行多元民主政治的思想主张，自1990年代以后，其社会活跃程度已大为减弱。因此，作为以批判激进自由主义为己任的新权威主义，不再有发挥批判制衡功能的表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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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已经进入了事实上的新权威主义时代。作为既成事实，知识分子与学界已经不再感到有持续辩护这种体制的必要性。另外，党国威权体制虽然在经济发展上有骄人的成绩，但权威政治的弊端也进一步凸显，社会普遍关注的疑难困境与矛盾，不再是权威受到激进思潮冲击而解体，或由此导致的无政府状态或脱序危机，而是权威政治下的腐败、两极化与威权家长制的消极性。而新权威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并没有足够的理论资源来分析这些世人关注的焦点问题。换言之，新权威主义对于解决上述时代疑难问题，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概念与方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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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新权威主义要保持它的生命力，就需要适应时代的变化而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解释力，尤其是将新权威主义的理论与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社会学、新制度主义与政治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相结合，形成对权威主义体制下的发展综合症的解释力，就成为应有之义。相对于具有意识形态取向过强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更具有中性的理性的品格，新权威主义能否与工具性的新理论相结合，以形成强大的具有可操作性与解释力的新理论，则是它是否能保持社会影响力的关键，这本应该是它可以发挥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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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与视角，与政治社会学有着天然的方法论与视角关联，它对于理解与解释转型中的中国的政治结构，对于深化中国走向民主化过程所必需的社会支持条件的认识，对于考察中国转型政治的各种运行机制，对于制衡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的激进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仍然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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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作为1980年代的新权威主义者，近年来运用新权威主义的思路，转向对当下中国的权威政治的政治社会学考察，分析了当今中国的权威体制的结构特点，指出这是一种特殊的形态，脱胎于全能主义或全控主义体制的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极强国家”与“极弱社会”相结合的权威政治，在人类转型模式中是一种稀有物种。可以称之为“中国越南模式”。一方面，它所特有的强大国家行政优势，作为一只创造“看不见的手”的“看得见的手”，对于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制约力度极低的“极强势政府型”的权威政治，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在“极强国家——极弱社会”的环境中，强势控制的做法由于引不起社会有效反弹与约束，实现国家引导式的转型与发展似乎轻而易举，得心应手，成本又低，于是会不断自我强化这一体制，结果将陷入一种路径依赖的恶性循环，使极弱社会变成“极极弱社会”，这种路径锁定的死胡同，最终失去通过制度创新解决矛盾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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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左派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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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的核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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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是199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如果说，新权威主义是从“右”的权威主义的立场来批判自由主义，那么，新左派则从左的平等主义的立场来攻击自由主义。它把改革开放中的贫富分化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看做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伴随来的恶果，从左的意识形态与西方新左翼理论（如依附性发展论、罗马俱乐部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寻找对改革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的解释框架，并由此而形成批判改革开放的一种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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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4年，笔者结识了一位从美国留学返国在北京工作的经济学博士，他鲜明地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改革就是受资本家剥削，开放就是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这一观点虽然过于简单与极端，却相当鲜明地表达了新左派的价值趋向。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新左派的发展势头很快，它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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