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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近百年尤其是近30年的中国，不能不说是一个既反常又合道的事情。说它“反常”，是因为这百年来，除了十几年特殊政治时代外，中国学界始终习惯于紧张地追随西洋东洋，往往是在西潮东风两面夹击下，急急忙忙地模拟和学习，而思想史领域这种彼消却此涨的现象，不能不说是“异数”。说它“合道”，是不仅它在试图回应上述思想的困境，而且也因为它恰恰呈现了近年来中国思想与学术的特殊背景。这些特殊背景是什么呢？我想有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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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尽管经过30年，对西方学术的形摹影随，但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和撰述者逐渐开始注意到种种眼花缭乱的西方学科样式，其实可以重新加以梳理和改造，在思想史领域也可以开始实践新的写法，这就是“让思想说汉语”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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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尽管经过30年的巨变，但是在中国，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思想世界，仍然要通过“思想文化”来最终解决问题，就像古代中国相信要通过“道”来把握“器”，通过“本”来解决“末”一样。特别是在“现代”与“后现代”、“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与“实际生活世界”之间始终有困扰的当下中国，人们似乎很需要回顾既往的思想史，看看是否我们仍然处在思想史的延长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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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1970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的域外新理论和国内新材料，迫使中国思想史研究者不得不回应它们所提出的问题，改变过去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既成脉络和固定结论。而在重写思想史的时候，麻烦的是这种有关思想史的思考，有时还要跳过几十年的学术史，处在一再重新开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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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过去中国的思想史研究，并不能承担对于这些问题的溯源与解释。过去的思想史，是儒家“道统”叙事、日本或西洋的近代哲学史叙事、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的结合。在现代中国主要形成了两种模式，一是中国哲学史的叙述模式：从谢无量、钟泰、胡适到冯友兰，逐渐形成以西洋框架解释中国资料的典范。在1949年以后， 尤其是唯物主义哲学史方式影响巨大，其来源与形成更早在1949年以前，从胡汉民《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1918）、瞿秋白《社会科学概论》（1924）、塔尔海玛（August Thalheimer ,1884-1948)《辩证法的唯物论人门》（1927，李达译，1934）、叶青《胡适批判》（1933,1934），后来一直发展到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形成对大学哲学系至今还有统治力的哲学史叙述模式。二是中国思想史的叙述模 式，尽管从常乃德的《中国思想小史》到蔡尚思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法》等，在1949年以前有多种思想史写法，但是，具有统治力的是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的模式，由于它的史料丰富和内容庞大，它的影响力和笼罩性至今仍然 巨大，按照张岂之的说法，它的基本方法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但是更准确地说，它是在历史叙述中，侧重社会性质和思想属性相结合的阶级分析与历史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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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些模式下的思想史研究，主要是“建立系谱（书写正当性思想的脉络）”和“表彰道统（对于正统思想的凸显）”，却无法恢复历史，也无法诊断当下。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这种中国思想史的写法，也必须破除政治意识形态的笼罩。我自己的两卷本《中国思想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写作的。我没有想到的是，这部试验性的作品，居然推动了中国这一思想史研究热潮 ，而且也引起了学术界的种种争论。如果把这些林林总总的争论归纳一下，我想，大概可以归为六个方面。第一，在中国，是否要思想史代替哲学史，来描述古代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二，是我所谓的“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是否应当写入思想史著作？这涉及思想史的资料范围是否应当拓宽，思想史的背景是否应当重建，思想史是否也应当叙述思想的制度化、常识化和风俗化等问题。也就是说，过去被认为是文化史的内容，是否应当被纳入思想史。第三，是知识史和思想史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在思想史著作中讨论思想的知识基础，势必会把原来有关数术、方技之类的传统知识，也就是今天科学史、技术史、学术史甚至教育史的内容拉进思想史，思想史一定要涉及它们吗？第四，是思想史上的“加法”和“减法”的问题，也就是说，思想史要不要讨论在时间中人们逐渐淡忘的那些内容？把这些被删去的内容重新放回历史，是否恰恰反映了当时真实的文化环境？如果不发掘这些内容，我们是不是在用一次又一次的“后见之明”来误读过去？第五，是这种不以“人”或“书”为章节或单元的思想史写法，是否可以更好地表现历史的延续脉络，这对习惯了的旧章节形式的思想史读者，会造成困扰吗？第六，是思想史的时代如何划分？7世纪初（也就是初唐）和1895年为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时段划分的标志？ 这种与过去不同的时段划分法，是否在暗示什么特别的政治性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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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近10年中，思想史研究尤其是中国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学界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它不仅引起了被称为“学界热点问题”即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而且促使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的转变，甚至引起了文学史、艺术史等学科对于自身的反思，即使是在思想史领域内部，也已经有了多方面的成绩：包括新文献与新史料的充分运用与“眼光向下”的研究趋向；也包括研究范围拓展到所谓“西域”与“东海”，促使思想史研究者思索超越民族国家与恪守民族国家之间的难题，也推动了以“现代性批判”为基本框架的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更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在思想史研究领域中，政治史、社会史与知识史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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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当下中国思想状况与思想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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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尤其是近10来年，总括地说，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有四种思潮彼此交织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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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弥漫于社会上并得到广泛呼应的、以“发掘传统”和“弘扬文化”为旗帜的民族主义文化潮流。特别是近年来，在中国学界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就是所谓“国学热”，也许还可以包括诸如“读经运动”的兴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热播，各种以传授传统中国文化的“国学班”在各种富裕阶层中的流行，百所孔子学院在海外的相继设立 。特别是这种在“弘扬传统”、“反抗霸权”等民族主义外衣包装起来的思潮 ，得到类似“中国可以说不”、“反对妖魔化中国”、“中国不高兴”等夸张的虚设假想敌威胁的情绪激励，很容易引发同仇敌愾的热情。而2008年奥运 会开幕式得到广泛赞扬的“中国文化元素”，也在无意中激起了这种对民族自豪与传统精神的高度热情。这一不仅席卷学术界、文化界，甚至席卷政治界的风气，可以用2004年若干文化人的《甲申文化宣言》作为标志，它不仅得到一些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的参与，把这种价值推向绝对与极端，而且得到近年来的一些官方或半官方的举措的支持，如（1）政府支持的祭祀炎帝、黄帝以及孔子的活动，暗示着鼓励对民族国家的认同；（2）民间自发组织的诸如汉服运动和投壶之戏，激起回归传统的风潮；（3）在整理儒家经典和修撰清代历史的政府经费支持下，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职业的一批学者，宣称自己的立场向“文化保守主义”方向转化；（4）官方推行的以中国经典诵读为中心的、纳入教育体制的各种“课程”，这逐渐形成了一种与经济、政治相呼应的文化潮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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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是在政界和学界的传统左派政治思潮的卷土重来。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逐渐趋向市场化，全球资本对于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把中国纳入全球化和现代性的现象，以及10余年间中共江、朱时代提倡的“三个代表”思想，胡、温时代以“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口号开始的政治转化，引起党内党外新老左派相当激烈的反应和抗议。应当公正地说，“科学发展观” 表明了经济发展策略在市场和计划间的中间选择，而“和谐社会论”则表明以传统儒家伦理对马列阶级斗争学说的修正，本来并没有使中国国情有过度转变，况且它是否有效，尚需要时日证明。但是，在十七大之前，却激起了一百多位部长级干部和教授的激烈上书，上书中表现了来自传统左翼的焦急和忧虑。这种焦急和忧虑，虽然来自较老的左派，但是奇怪的是它也传达了社会的一种情绪，如果我们看传媒上大量出现的革命传统重新书写，如央视的“重走长征路”、各个电视台的“红色经典重拍”等，可以看到一方面是表明政治权力中 心对革命传统失落的担忧，而另一方面则呈现了来自普通社会经验的、民众中对于两极分化等现象的反感，它很容易重新唤起民众对毛时代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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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是流行在学术界和文化界的，由于引进西方新理论导致的时尚新潮流。几十年来，西方理论界对西方的现代性、乐观的发展观、普遍的价值理性的批判和质疑，确实揭示了西方发达社会的一些问题，而国际社会出现的种种棘手现象，如恐怖主义、民族主义、霸权主义等，也确实反映了“现代的困境”。在这些年里，科索沃战争、伊拉克事件等也确实给了中国学界相当复杂的剌激和启迪。但是，由于一些学者过分追随现代西方尤其是美国学院左翼理论 ，横向挪移了当代西方的批判理论，在中国也同样推广对所谓“西方化”和“现代性”进行质疑，应当说，这种充满激情和想象的理论，很容易激起学者尤 其是文学家的共鸣，并引发一些充满道德感和正义感的议论，包括一些对市场、对民主、对自由的价值批判。他们认为，这些来自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遍价值，恰恰对中国不宜，因此要对这种现代化或者“美国化”缘饰下的全球化加以警惕。这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由于他们以“中国特殊论”去批判“西方普遍论”，在尚未充分发育的市场环境中批判市场，在尚未达成民主制度的时代批判民主，在人民没有享受到真正自由的国家批判自由，特别是，他们受西方“后殖民主义”或“东方主义”理论的影响，一方面把批判资本主义和反抗西方作为“政治正确”，一方面把紧跟西方前沿理论作为有价值的前沿 ，一方面把中国本土的八九民主运动纳入“反全球化”框架解释，一方面用时尚的社会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包装这种解释，这就很麻烦了。可是，那种模拟切·格瓦拉式的激进和幻想，很容易引起年轻人的兴趣，并且因为超越“ 启蒙”的诉求，很容易导致一方面与前面所说的传统左派思潮产生奇怪呼应，一方面又因为批判“西方”而与凸显民族主义的思潮也形成某些有趣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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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是从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延续的启蒙与新启蒙思潮。这种以古典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的思潮，从80年代借文化批评政治、90年代以学术批评政治，一直延续到现在，仍然试图在普遍的政治冷感和经济取向中，坚持自己的反抗，他们的口号是坚持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强调市场经济下的自由、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认为中国目前的不公平现象并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是掌握权力者凭借权力牟取不当利益造成的，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公平，让每个人都能从市场中得到公平的机会，就必须推动民主，改变目前的政治体制。但是，麻烦的是他们并不能在实践中证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中国这一特别环境中确实可以防止过度贫富分化，达到“公正”和“合理”，也不能在理论上说明，在西方事先取得优势而导致的国际市场的不平等中，可以有公平的贸易制度和利益分配，更无法在实际上推动政府实现保障市场制度和实现民主自由的条件，特别是它在（一）西方“现代性批判”的新理论冲击下，（二）在现在国际金融风暴中各国普遍“向左转”的冲击下，（三）在民族主义思潮普遍得到情绪支持的影响下，（四）在坚持原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政府的压力下，它如何可能继续存在，不走向极端 ，并保持它的批判性，这仍是很值得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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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种思潮，有无可能互相整合，从而成为将来大陆中国的主流？现在还不清楚。但是，近来大陆中国思想界纷争不少，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在左派和右派之间，有时是三岔口式的激辩，有时是针尖麦芒式的冲突，把人们逐渐引进了愤怒和情绪之中，学理有时反而被湮没。其实，如果我们透过争论中表面的文饰来看，它一方面是若干人文学科学者在文本层面对中国近年来的历史和社会的争论，一方面其实只是蜗角之争 ，也就是像茶杯里面的风波一样，有意气和情绪的成分。换句话说，一方面有很多是理论符号上的新旧之争，也就是谁代表了最前沿的思想（这个“前沿” 似乎常常由国外学界来界定），一方面则是权力和利益之争，由于这些理论上的论争涉及政治、经济与社会，争论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希望得到肯定和回应（毕竟中国思想和理论的价值常常需要落实到政治和制度），因而常常使争论变成谁能获得最有力的支持。由于很多人所不知的背景，总是被淹没在似乎光明正大的旗帜下面，所以在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就需要格外警惕。不过，也正是由于这种冲突与论争，给思想史研究者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需要思想史回应，毕竟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富历史资源、习惯于在历史中寻找答案的国家 ，中国当代思想也总是有在过去思想史中获得合法性与合理性来源的传统，因此，思想史研究仍然会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停留在学界的视野中，并保持其持久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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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18日于上海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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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17日于上海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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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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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当代中国六大社会思潮的历史与未来（萧功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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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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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对思想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思想就是在湍急的生活之流中，碰撞在问题的礁石上激起的智慧水花。只要人类生活中有矛盾困境或疑难问题，这个时代的人们就会调动心智与理性能力，提出并运用一些观念、理论或主义，来判断反思这些矛盾，找出解决之法。这些观念或理论可能有对有错，但都是人类面对困境所作出的文化反应，是主体针对困境想出来的“大办法”。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的种种思潮，我们也可以从这一角度来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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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思潮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思想现象。当互不相识的人们，面对社会上的疑难矛盾，由于彼此间利益相近，经验与价值取向相似，他们对某种社会现象往往会不约而同地作出同样的反应。于是，他们物以类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汇合成一种思想的潮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凡是社会思潮，均具有四个特点：群体性、民间性、公共性、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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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相比，后30年是建国以来民间社会思潮发育、发展最为活跃的时期。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大变局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与新困境。面对困境与挑战，社会上不同的人们，尤其是以思想为职志的知识分子，总会力求提出自己的理论解释、判断与定位，并提出自己认为正确的解决途径。这样就形成不同的社会思潮流派，彼此对峙并展开论争。本文所指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潮，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自发形成的，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运用不同的理论资源来应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矛盾或困境的不同思想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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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丰富与活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社会原因，那就是，从社会变迁的视角而言，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引人，导致社会分化与利益的多元化，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与社会阶层，从企业家、国企管理精英、知识分子、技术官僚、白领中产阶级、离休干部到普罗底层民众，他们出于本阶层的实际切身利益，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对某些特定思想观念与价值，自然会产生亲和感，对另外一些思想，会产生排斥感。这样，不同的社会思潮就会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会遇到自己的追随者与反对者。另外，随着传媒与网络空间的迅速扩大，相对宽松的文化气氛的形成，公众表达自己思想的公共空间也比过去更为广阔，这就为不同思潮的滋育、传播交流与相互碰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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