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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的思维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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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新左派的思维路径就是对“文革”思维路径的一种复制。新左派把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即那些本应该用发展政治学或发展社会学来解释的现象与问题，如干部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条件下的腐败，市场经济中形成的阶层多元化现象，一律用“阶级斗争论”来加以解释。新左派对问题和矛盾产生的原因的认识，是由于特殊的路径与心态相结合的认识机制而形成的。以下从网络下载的一位青年人的心路历程典型地表达了新左派是如何进入这种思维陷阱的：“在八九十年代，我对‘文革’也是很反感的。可是，毕业几年来在身边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的资本主义化，感受到阶级斗争就在身边，走资派正在 走，却让我重新想起了毛泽东。可以想象，当我读到毛主席关于官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论断时，心里是多么激动。他说出了我心里一直怀疑的事，而且早了几十年——谁能及得上毛主席的大智慧呢？老鼠多了，自然会想起猫，这是老农说的话，简单，实在。‘猫’虽然不在人世了，可是他的思想、斗争艺术却留了下来，够我们学好一阵的。他的名字还让受压迫者欢欣鼓舞，让压迫者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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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这位网民一旦用“文革”极左意识形态中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竞争”、“修正主义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宏大概念，把腐败分子定位为“走资本主义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我们民族中原已有之的教条主义的思维，在这一解释过程中被重新激活，并且 “越想越通”，甚至会恍然大悟。新左派的陷阱就在于，“文革”意识形态已经在我们民族心理与潜意识结构中形成一种政治文化定势与民族心理中的积淀。这种思维一旦被激活，就会连成一片。在这些相互依存的概念之间的定向暗示作用下，一通百通。新左派对相当一部分青年人有吸引力，这是因为青年人富于浪漫热情，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的苦难，正如一位研究生对笔者所说的，他们从小学的政教课中接受的就是“兴元灭资”的正统教育，到了大学时代就用小学教学书的接受的那一套东西，来评价当今现实中的不公平。新左思维就通过社会教育中的“左”的理论成分的激活而影响青年一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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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文革”思维的路径依赖？首先，从理论认识角度来说，由于我们的理论资源不足，不能从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来解释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改革综合症”现象。例如，发展中产生的脱序（没有足够的制度来制衡而产生的脱序现象）本来应该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来解决，更具体地说，某些当权者之所以通过“批条子”，与商业贿赂者相互勾结，形成权钱交易，是因为制度约束不够，因而这样做的不当得利的风险极小，成本极低，收益极大，于是正常的人就变成了犯罪者；相反，如果通过制度约束，使权钱交易的风险极大，成本极高，收益极少，这样，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阶级敌人” 也就作为理性的博弈者，不得不规规矩矩，就范于文明秩序。这个“阶级敌人”也就变成公民了。这里面不需要什么阶级斗争理论，本来就是常识。但如果用左的意识形态框架取代常理来对此作出解释，难免要进行“文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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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其实并不难解释，因为“左”的革命文化思维在走向真正的死亡之前，处于假死状态，一旦有机会就会被激活。其次，中国当代改革的学术理论处于初创时期，学术上对发展中问题的理论解释能力相当贫乏，而“意识形态思维”或“类意识形态思维”以及相应的“左”的政治文化，则由于全能主义时代普遍的宣传教育与社会化，在人们思维中则根深蒂固，极其发达，它们总是以“死的抓住活的”的方式，在一些人身上不自觉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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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阶级斗争思维被激活，革命者的道德优越感与斗争哲学就油然而生。明明是要用有效的制度创新来制衡的腐败与两极分化，在新左的眼里，统统被解释为资产阶级复辟、垄断财团打击劳工等。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新左派由于立足于“左”的意识形态思维而具有强烈的斗争的道德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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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与文化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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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安徒生童话》里的一个故事来解释文化浪漫主义是再形象不过了，童话里的主人公不满意他的生活环境，总是向往富有田园诗意与牧歌色彩的中世纪时代。后来他无意中穿上了一双魔鞋，于是真的回到了中世纪的一个小镇，然而，那里却没有路灯、满地泥泞、到处充满私刑、绑架、恐怖与黑死病。到这时，他才意识到那个中世纪才是真正无法容忍的世界。他再也不愿回到中世纪了。这也就是马克思曾经批评过的中世纪“浪漫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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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革”诗化、美化，这样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满足心理上的一种移情与寄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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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体地说，浪漫主义者往往作为主体，把自己的热情、理想、愿望不自觉地投射到另一类事物上去，而并不关注客体本身的属性。通过这种投射来抒发、宣泄主体长期被现实压抑的深层愿望，从而达到审美意义上的升华。其实 ，不同民族、国家、文化的知识分子中都存在对异国情调的浪漫情怀，并由此而很容易产生文化浪漫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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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处于一种受到批判的文化中的人们会对另一种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的文化做出过于美化的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文化误读”？其实，这种“文化误读”实际上是人类思想史上常见的现象。原因就在于，人们对这种异质文化做出想当然的赞美，其实是不自觉的愿望投射的产物。这种投射并不是为了认识该种文化的客观属性，而是为了主体的主观需要，是为了更有力地表达自己立场的坚实性，也是为了达到一种心理宣泄、安慰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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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思潮的未来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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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激进的新左派与反对改革的老左派复旧势力相结合而形成的反对改革、颂赞“文革”的思想浪潮，赢得了不少网上愤青的支持，新左派在网络世界里，确实有相当大的表达空间。但在整个知识界，他们仍然是少数，并不足以支配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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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新左派的一些观念与批判，也并非没有参考价值。从多元制衡的角度来说，新左派思潮反思、批判甚至挑战改革开放的大方向的思想言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起到对改革决策层的警示与借鉴作用。它对底层利益的关注，对公平与平等价值诉求，也是民主社会珍视的价值。而且，在多元化的思想文化环境中，新左派思潮自然会受到自由派、文化保守主义与新权威主义的多 元制约。作为一种在多元时代生存的思想潮流，它在法律许可范围内活动也有存在的权利。在一个法治化时代，随着社会的正常发展，它的激进化趋势会消退，它要经历一个也许一二十年以上的文化修炼期，才能摆脱生长期难以避免的幼稚与不成熟，通过理论上的脱胎换骨与价值转型，才能在未来中国多元思想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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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民族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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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的两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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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是世界上最强烈、最富有情感力量的思想意识，它如同家庭对于家庭成员的天然亲和力一样，对人们产生最直接、最自愿、诉于亲缘本能的感召力。只要世界上存在着民族、国家以及外部世界对这一民族利益的挑战、压力或威胁，民族主义就会激发起人们为维护民族利益的热情、责任与使命感。对于统治者来说，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可资运用的天然的政治资源，尤其是改革以前的意识形态对民众的感召力逐渐淡出以后，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凝聚力资源对当政者来说也就更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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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是一种夹杂着强烈非理性的情感包彩的情感力量，是一种情绪大于理性的、能把非理性冲动甚至自私的动机掩饰在崇高理由之下的一种煽情力，是一种崇高与人性的幽暗面交织在一起的，甚至使被动员者自己也无法理解的复杂激情。在激进的民族主义成为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一旦务实的政府出于民族的长远利益而主张温和、让步、理性妥协，民族主义就会挟道德主义的话语优势，居高临下地挑战政府的权威，斥责政府的“卖国投降”。尤其在群体性聚结的环境中，民族主义的气氛会形成一种广场效应的心理暗示，让不相识的人们，突然地产生同仇敌愾的、法不责众的破坏性行动倾向。其后果远非任何当政者所愿意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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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从复兴到走向激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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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我们可以把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最早阶段是民族主义复兴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民间民族主义开始进入相当活跃的时期，并出现激进化的趋势；第三个阶段，从现在到以后数十年的相当一个时期内，中国民族主义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并有可能逐渐走向温和化。从长时段来概括，随着社会健康的发展，它将走向漫长的“去激进化”时期。当然这只能说是一个大概的总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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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来中国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是在1990年代以后崛起的，一旦百年以来的屈辱产生的压抑感随着国力上升而有了释放的机会，长期受压抑的人们就会油然产生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的心理，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信心的增强，标志着民族主义的复兴时期就由此开始。这种心态在突然崛起的落后民族中都曾 经有过，包括现在的印度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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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中后期，是民族主义显示激进化趋势的阶段。后冷战时代，中国与西方国家随着全球化与经济交往的发展，彼此接触机会大增，对于双方来说，由于进入改革时代的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政治、历史与文化上的巨大差异，新的利益博弈规则一时还没有建立起来。一旦进入利益博弈与利益冲突过程，双方都夹杂着冷战时期的思维定式，这就更容易触动中国人作为历史上的受伤者的敏感神经，成为激发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爆发的重要原因。“银河号事件”、“南斯拉夫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申奥过程中发生的相关事件，均激发了中国民众为维护民族利益与西方对峙。1999年，美国飞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是激进民族主义的起点。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刚愤的激进民族主义思潮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当中迅速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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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族主义激进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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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改革开放时代的民族主义具有激进化的特点？首先，从民族心理角度来说，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形成了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中国是一个百年中受列强侵凌的民族，一个在历史上享有无上荣耀的民族，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自古以来的传统超级大国，在遭受挫折与凌辱之后，这种受伤者的敏感，有强烈的发抒宣泄的冲动，国家实力增强而产生的自信心为这种心理宣泄提供了可能。另外，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国内获得的由政府发布的相关信息的高度同质性，特别容易形成对事件过程的单方面的理解，于是会激发起百年中国人的悲情意识，形成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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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与中国政治文化中特有的泛道德主义相结合，形成激进化趋势。基于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一旦被激活，泛道德主义会进一步把任何现实的温和冷静的态度与言论，解读为“对外软弱”，解读为委曲求全的“绥靖主义”。激进民族主义者会形成对当政者的道德压力，他们以为诉诸百年受辱的历史记忆，就似乎从此具有了压倒一切的语话优势。这种优势话语一旦在民众与知识分子和官员中成为主流，结果就可能使务实的主政者也会被逼得要“顺应”从极端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来的“民意”，被迫以“刚性对抗”作为解决复杂国际关系的基本选择。似乎只有如 此，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才会认同主政者的权威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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