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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用“市场列宁主义”来形容当下和下一阶段的中国是恰当的，那么自由主义强调这个表达的名词，而新左派则强调它的形容词。很有可能，“市场列宁主义”是真正的中国特色，是世界历史上的新现象，那么对它的认识和批判，将考验中国所有思想派别，所有思想者的道义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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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即使不能说将会永存，至少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存在，因为市场经济看来将以不可阻挡之势居统治地位或主导地位，而新左派思潮将以市场批判者的身份存在，不论市场运转得好不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就像这一二百年历史所表明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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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自由主义，可以断言它在中国的存活期也会很长。它在20世纪30和40年代一度活跃，那只不过是啼声初试，在沉寂半个世纪之后以隔代相传的姿态出现，表明了它的内在活力。如果说，在严酷的内战中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被挤到一边去，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和平时期的宪政建设过程中 ，它一定有用武之地。也许有一天，当中国的自由主义平台已经搭建成功，它会失去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会有其他思潮——比如民族主义，就像在俄罗斯和东欧所表现的那样——流行，但那也是功成身退。这个平台一天没有建立，自由主义的理念和追求一天不会失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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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是走向现代化的一对孪生子，它们在当代中国几乎同时出现，它们力量的消长与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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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徐友渔新浪博客，2007年7月30日。徐友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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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加强研究下层民众思想（王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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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似乎仅仅是精英人物的“思想”才具有研究的价值，这个领域几乎毫无例外地被那些历史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风云人物占据了中心舞台。我们看不到占人口中绝大多数的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的声音，好像他们没有思想或他们的思想无足轻重。这种对“思想”的认识，不仅是近代以来那些精英人物的共同特点，也是现代大多数研究思想史学者们的一致取向 。实际上，中国近代的“思想”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复合体，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地位、阶层、地域划分、教育背景等因素，使人们在中国的思想领域，发出不同的声音（这里并非指精英代表不同的群体的发言，如左翼知识精英代表农工阶级的呼声）。而下层民众的思想和声音，却完全被精英话语霸权所掩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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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中国的思想史是由精英来记录和表达的，关于民众的思想的文字资料或多或少存在记录者的思想倾向。这样，当我们研究下层群体的思想时 ，便面临着相当的困难。许多传统的研究思想史的资料有着明显的局限，它们经常代表精英和正统的观点，其或对民众不屑一顾，或语焉不详，或记录扭曲 的信息。因此，当在使用这些资料时，我们应力图像 Ｃ.基治伯格（Carlo Ginzhurg）所告诫的那样，鉴别“大众创造的文化”与“ 强加在大众身上的文化”之不同。在使用其他资料时，持这种对待资料的态度也是非常有益的。精英撰写、印行和出版了大量文字，其中许多与社会改良和启蒙有关，这些资料提供了对下层人民日常生活和行为的生动描述，但不可避免地都注入了精英意识，而且毫无疑问精英对下层民众是存在偏见的。从晚清开始，地方精英进行了不少社会调查，其目的是为社会改良提供依据，由此而留下了大量关于城市下层民众、社会生活，以及地方文化的珍贵记录。由于这些调查是为改良的目的，当然对那些他们所认为的“落后”、“陋习”、“不文明”等风俗和文化分外关注，难免过分强调了其消极的方面。事实上，各种关于大众思想和文化的文字资料或多或少存在记录者的思想倾向，因此当运用这些文字资料时，我们必须区别什么是民众思想和什么是由精英或西方人所描述的民众思想，力图去重构一个接近真实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文化、生活和思维方式，并借此去探索精英对民众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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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大众思想资料在一般的历史记载中的匮缺，我们可以从文学资料（如地方戏、小说、谚语等）去寻找信息。关于成都大众思想文化的探索，我采用了民间文学、图片（照片和绘画），以及自己调查和采访等，为研究开辟了新视野。虽然民间故事并非历史事件的直接描述，但它们的确揭示了一种文化的思想观念和现象。正如M.舍特（Michel de Certeau）所指出的：如果说“标准的历史写的是权威势力的谋略”，那么那些“编造的故事”则提供了了解文化的基础。我在关于民众思想的研究中，引用了不少竹枝词。与其他诗词不同的是，竹枝词一般并不表现作者的想象、感情或人生哲学，而是客观地描述人或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精英对一般民众的态度。我还考察了民间故事，其可视为一种口述史，生动地展现了人们的过去。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有上千名当地学者参加一个巨大的采风活动，后精选为《成都民间文学集成》。这个集子不仅提供了有关成都历史和文化的故事，而且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人民是如何把他们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一代又一代传下去的。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中国或西方历史学家使用这一文化“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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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成都没有像雨果和巴尔扎克小说那样恢弘、深刻、引人入胜的、以城市为背景的世界经典，但却有颇为不凡的李劼人多卷本小说《大波》和巴金的自传体三部曲《家》《春》《秋》。李劼人和巴金这两位近代中国的杰出作家都是成都人，这个城市为他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生活的源泉。他们关于成都城市和人民的描述都基于他们的自身经历，生动而真实。他们小说中提到的公共场所，像庙宇、街道、商店、广场、桥梁、会所、茶馆以及戏园等都是真实的记录。虽然他们的描述对我们研究下层民众及其思想文化是珍贵资料，但是把文学描述作为历史资料仍存在怎样运用的问题。即使我们有充足理由相信这 些描述是基于历史事实，然而却都经过了作者的加工，注入了他们感情、意识、价值观和想象力。不过，这些因素并不能使我们放弃从文学作品中去发现“失语”（ voiceless）的普通民众声音。当研究政治事件时，我们追求准确的资料；但研究大众思想和文化则不同，模糊的文字常常提供一些独特的、深层的和意想不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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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下层民众和思想文化进行学术探讨要求运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 。中国文化重视传承，历史、思想和文化的许多信息从口头一代传给另一代，我们因此能通过采访收集到不少口述史料。近代以来，中国城市虽然经历了剧烈的变迁，但我们仍能通过在茶馆与老人的谈话，收集陈年的往事；流连在僻静的小巷，探寻岁月刻下的痕迹。当然许多东西已荡然无存，难寻踪迹，令人嘘唏不已；但也经常有意外发现，令人振奋。当然，应充分意识到，以今天的残留文化来重建过去的思想有着臆想的成分，并可能扭曲过去的历史。因为过去的事毕竟已经过去了，正如布罗代尔（Braudel）所感叹的：传统的文化和 生活方式正在我们的眼前消失，即使十分缓慢，然“永远不再是原来的面貌” 。虽然我关于民众思想的研究有部分资料和分析是基于自己的实地考察，但我尽最大的努力抚去历史的尘埃，并与已有的文字资料相互印证，从而对成都的下层民众的思想和文化进行重构，并作出尽可能客观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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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0月21日。王笛，美国得克 萨斯 A&M 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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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注重民间思潮的欧洲思想史（赵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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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教授的《欧洲思想史》有几个难得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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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通常的西方哲学史著作中，我们所接触到的，往往只是知识界少数思想家的思想。希尔教授却时刻注意到各历史时期中民间的思潮，它们与“上层文化”既是对立的，又是互相连接的。这里涉及欧洲的历史。从1世纪到6、7世纪间，许多原在中亚的民族经过巴尔干半岛北部，以不同路线进入中欧、西北欧，其中到西欧的有西哥特人、东哥特人、法兰克人、阿勒曼人（迄今法国人还称德国为阿勒曼）、日特人（今丹麦人）、撒克逊人、伦巴人等 ；在中欧的有马扎尔人（今匈牙利人），向西北欧北上的马扎尔人分支民族则成为芬人（今芬兰人）。这个民族大迁徙的历史，至今还不是很清楚。巴尔干学在欧洲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之一也正在此。这些民族（到欧洲定居后，形成分散的小农经济和领主统治）有各自的异教文化，经过几百年才逐渐接受基督教文化。这个过程大体到10世纪还未完成，这是欧洲中世纪前期。 自11世纪后欧洲经济、文化开始迅速发展，到12世纪形成繁荣时期。这时在法国、德国兴起大教堂学校，在意大利兴起城邦学校，青年人游学四方，成为新知识的传播者。他们所获得的文化知识包含不少古代的异教文化，也包含东方的非基督教文化。基督教会虽然并不赞成，但在12世纪时自身还未感受威胁，因此在文化教育上还持开放态度，不同民族、不同宗教见解、不同思想都能互相容纳 。13世纪之后，罗马教廷与社会大众的新思潮矛盾逐渐尖锐化，发展到设立异端审判法庭，对犯有异端罪的人严酷镇压。这时上层与底层的文化破裂，但即使此时，在代表上层文化的基督教会内，还有不少人同情接受底层文 化，在对立之中还有互相渗透。希尔对欧洲历史有精湛的研究，因此，本书的视野不仅限于少数思想家的小圈子，而是深人到欧洲社会的广阔天地中去，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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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常的西方哲学史著作，往往以西欧为中心，在西欧也只集中注意德、法、意、英四国的思想界，对于中欧、东欧、西班牙、西北欧的低地国家等都很少涉及。希尔教授来自中欧奥地利，使他能容易地看到欧洲的整体。其实，直到13世纪初，欧洲还大体是一个联合的大社会，甚至两国国王交战，民间贸易往来照旧进行，各国间的边境还不曾十分明确固定。例如，在11、12世纪间，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一条国际商路，经过俄罗斯中部的诺沃格洛，直延伸到拜占庭。诺沃格洛的12世纪大教堂的拱门出自德国工匠之手，便是一个明证。不仅如此，直到蒙古人西征和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洗劫君士坦丁堡之前，俄罗斯与西欧还有频繁的商业往来和皇族联姻。只是自14世纪中叶起，欧洲各国的边境才固定下来，一直沿袭到19世纪中叶，甚至有的地方沿袭到20世纪。希尔教授这本书突破了西欧中心观念，例如与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同时，在东正教、俄罗斯正教会内，希腊人马克西莫斯的活动，同样值得重视，而这在许多关于宗教改革的专著中都付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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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尔在突破传统的西欧中心观念时，不仅把东欧思想的影响包括进来，而且把阿拉伯文化在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南部、整个地中海世界的作用突现出来。这就把欧洲思想的历史放到当时的世界中去考察，使读者呼吸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清新空气，并看到从7世纪到15世纪，当时亚欧大陆几个主要的文化系统——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拜占庭、西欧——通过彼此间的交流，都得到显著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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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欧洲来说，上述三方面是结为一体的。希尔着力指出：欧洲东部有它自身的传统，与西部的文化传统在矛盾中互相渗透；南部地中海世界受希腊异教文化、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在向西北欧、中欧扩散时又不断互相激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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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总体的格局之中，每个地区的文化思想有它自身的发展，不断汇入整个欧洲思想发展的洪流；每个历史时期又大致可以看出，有一个地区隐然成为欧洲思想的中心。如果12世纪时巳黎成为欧洲文化思想最活跃的中心，15世纪意大利又走到了前列，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震撼了西欧，17世纪上半叶在巴洛克时期中，西北欧低地国家又走到了前列。在这过程中，处在欧洲边缘的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和英伦三岛的学术文化又对欧洲大陆的文化发展作出独特的贡献。而在每个地区，每个社会里，下层文化比上层文化较易接受外来影响。这些不同的文化之间通常是沟通并连接在一起的，若是这种联系破裂，就不免伴随着动乱。它为我们了解欧洲文化的多样性和历史的复杂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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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赵复三《 弗里德里希·希 尔〈欧洲思想史〉中译者前言》，原载 《世界知识》2007年第5期。赵复三，宗教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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