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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推翻僭主政权后，建立的民主制度日益激进；此为斯巴达一手造成，也为它所始料不及。斯巴达的政策是在其他希腊城邦扶植与它友好的寡头政权，但在雅典，它的愿望落空了。雅典的激进民主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制度持续了几乎两个世纪，虽然其间时有中断。2000多年来，它一直激励着激进分子和穷人的奋斗，使保守人士和富人警惕不安；它与罗马共和国和美国一样，是政治创新史上的里程碑。开启这个进程的克里斯提尼是一名贵族。他自公元前508年起主导雅典的政治，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加强战备能力，并通过允许贫穷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来保持社会和平。其实这两个目的是彼此相连的。在雅典舰队中做桨手的都是称为thetes的最低阶层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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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的公民”并非雅典境内的任何居民。雅典社会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构成它政治道德观基石的是两个鲜明的区别，一个是自由人与奴隶的区别，另一个是雅典人与外邦人的区别。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界限神圣不可侵犯，自由人绝不能和奴隶通婚，如果他们非法结合，生的孩子也是奴隶。雅典没有归化这一说，外邦人即使长久居住在雅典，也不能成为公民，按专门法规，获得长期居留权困难重重、代价巨大。希腊城邦对其他民族的排斥是一个缺点，也是雅典人在政治上不如罗马人精明的地方。罗马人把被他们征服的人民都变成了新罗马人，雅典的公民权则只能靠继承。要想当公民，父母必须是公民，否则就别想。这种鲜明的二元对立也扩展到对男女两性的态度。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在政治、贸易和作战方面均勇于发明创新，但对女性却采取了一种在希腊并不普遍的限制性态度。这并非出于对性的严格限制。雅典的男人经常嫖妓，不以为耻，成年男人和男孩子之间的同性关系也司空见惯。然而，雅典上层阶级的妇女在公共场合要戴面纱，除了参加宗教活动的女人外，上等人家的女性都藏身深闺，如有男客来访，就得避到女眷专用的房间里去。劳动女性受的限制较少。随着雅典成为东地中海的头号贸易大邦，它成为一个大都会，城中居住了大量的外邦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此颇有怨言。雅典发展出了重商经济，也建立了银行和保险制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斥责过唯利是图、一心赚钱的行径。但外邦人无论多么有钱，仍然是外邦人。妇女只是靠着作为公民的女儿、姐妹、母亲和妻子的身份才被算作公民，但不能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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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民主的关键是公民大会（ecclesia）。它集现代意义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职能于一身，对它的决定无处上诉，除非是向公民大会的下一次会议，或在一个法庭上提出申诉，而法庭仍然是公民大公的一部分。虽然公民大会的成员人数有可能达到40000，但它其实是通过许多较小的机构来运作的，比如它下属的几个各有500名成员的法庭。特别重要的机构有500人的治理委员会（boule），它负责雅典的行政管理，成员任期一年；还有治理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prytany），有30多个成员，每月轮换。治理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均由抽签决定，参加抽签的候选人都经过仔细的资格审查。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雅典人试验过各种新的委员会和法庭，以图把权力从古老的贵族机构手中转给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既是立法机构又是法庭，这在现代人看来似乎有些奇怪，但它突出表明了雅典人对权力的怀疑。任何人都可能被指控滥用公职而被公民大会革除。没有公共检察官，一切诉讼都由个人提出，有一整套复杂的规则管理着起诉权。由于起诉方有权得到判处罚款的一部分，雅典人以好讼闻名也就不令人惊奇了。这个制度极易受到滥用，然而却出奇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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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提尼对公民权和公民大会的成员资格做了合理化改革，把海军和陆军的开支纳入了经常预算。预算费用主要由富人负担，因为大多数人民仅能温饱，但军费开支是必需的花费。雅典比较幸运，因为它有储量丰富的银矿，也有足够的奴隶去开矿。希腊各城邦无时无刻不处于战争状态，不是正在打仗，就是很快就要开战，不实际作战的时候经常是处于暂时休战的高度戒备状态。克里斯提尼解决了引发国内冲突的最严重的问题，办法是把公民组成10个“部落”。部落按地理位置确定，不是按阶级或亲族关系组成，无论部落成员身在何地，其政治权利都由部落决定。形成部落的地理单位是阿提卡的村庄（demes）。雅典人在自我介绍时，总要说明自己是某某村庄的某某人。每个部落向立法议事会派遣50名成员。立法议事会的工作至关重要，因为它要为公民大会准备立法法案，还要监督官员的行为。成员任期一次不得超过一年。后来，规则进一步严格，规定每个人一生中不能担任两次以上的立法议事会成员。由于公民人数少，需填补的空位多，所以普通雅典人一生中很可能至少有一天能登上相当于雅典总统的高位，并有一个月能成为“内阁”成员。这反映了雅典人对实现公民在政治影响力上的平等的热衷。现代人若是有同样的热情会怎么做，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不过我们目前的许多政治安排恐怕就保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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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0个部落还提供10位将军（strategoi）。将军的职位是选出来的，可以多次连任。有些荣誉职务是终身制，不经过选举，而是世袭或经抽签决定。雅典有常设的行政当局，这对一个维持强大的海军舰队，又要为美化市容不惜巨资的城市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克里斯提尼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民主平等不适用于军事指挥官的任命；即使如此，公民大会仍然有权当场罢免将军。雅典人与我们的一个关键分别是，我们依靠选举出来的代表，而他们是从公民中随意点人，等于在有资格的人当中抽签。不过，随着雅典的民主日益自信，以出身和财富为基础的资格要求逐渐被去除。在选择将军和其他行政官员的时候，民主的原则让位于经验、专长和可靠性。最著名的将军伯里克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和战争初期一直担任雅典的领导人。他多次重新当选，行使着相当于现代总统的权力。修昔底德在评论伯里克利的生涯时说，“在民主的名义下，实际上是一人大权独掌。”3出身保守贵族的修昔底德将此言作为赞美之辞。现代评论家注意到，雅典领导人大都出身于上层阶级家庭，因此认为，雅典与现代的民主国家类似，实际都是寡头政体。但修昔底德对此没有意见。他称伯里克利为“第一人”，意思是说他是雅典最睿智、最正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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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公民大会牢牢掌握在手中的伯里克利具有民众领袖（demagogue）的素质和才能。包括柏拉图在内的那些不喜欢他的人毫不客气地说他是demagogue，用的却是这个词今天常用的贬义，指挑唆煽动愚蠢的人群为己所用的人。克里斯提尼创立的制度不同于现代民主，不仅因为它是直接民主，不是代议制民主，而且因为他的制度不是自由民主制，对公民大会的权力没有宪法的限制，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没有界线，公民大会对私人生活可以随意干涉。雅典人把抽签视为不言自明最平等的分配权力的方法，而我们除了召集陪审员之外，基本上不用任意抽选的方法。雅典的平等只限于政治。名门望族坚信自己在社会上高人一等；男人坚信自己比女人优越；雅典人坚信自己比外邦人高级；奴隶位于社会的最底层。尽管如此，公民大会的权力是实实在在的。它罢免伯里克利和其他将军的职务时毫不犹豫。有时，公民大会的成员在勃然震怒的时候，会不管三七二十一草率做出革职的决定。公民大会拥有绝对主权，成员对此都十分清楚。结果可想而知。除非公民大会尽忠职守，否则它就会被阿谀奉承者所引诱，被阴险狡猾者所欺骗，被能说会道、头脑机敏的人牵着鼻子走。它发起脾气来会做出非常恶劣的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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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光荣与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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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提尼的民主在头30年间居然存活了下来，实在出人意料。他甫一上台，雅典就陷入了生死存亡的战斗。公元前5世纪发生了两场大战，第一场以希腊人集体的胜利告终，第二场的结局是雅典的惨败。波斯战争从公元前500年打到前479年，中间时有休战，前479年后又继续了20年，其间战事的激烈程度有所下降。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以雅典及其盟友为一方，斯巴达和科林斯以及它们的盟友为另一方，在公元前404年以雅典完败而告结束。公元前479年后，雅典成为希腊首屈一指的海上强国，也是包括爱琴海和小亚细亚西海岸在内的海洋帝国的中心。其他城邦，尤其是科林斯和斯巴达，对雅典日益增长的力量忧惧交加，于是组成联盟，和雅典打起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尽管雅典遭到惨败，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它历史的最后3/4世纪中再次复兴，并两次企图重建爱琴海帝国。到马其顿的腓力国王于公元前338年在喀罗尼亚赢得了对希腊联军的决定性胜利，马其顿在公元前322年的阿莫格斯海战中最终击败了雅典舰队之后，民主的雅典作为独立的国家才真正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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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激发了古代两位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才思。记叙波斯战争的希罗多德人称“历史之父”，但他的另一个称号是“谎言之父”。人们说，他对云山雾罩的传言信以为真，尽管后来的研究表明，只要他有条件弄清事实，他的记叙通常都是真实的，而且他关于几世纪前发生的事情的猜测也都有据可依。记叙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修昔底德从未被指责过轻信人言，并且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政治分析家之一。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撰写的历史并非持平之论。他们两人都同情贵族，认为民主容易引发意见不合，会造成行事朝三暮四，并可能受到诡计多端、野心膨胀的恶棍的操纵。希罗多德对波斯君主制的高效颇为倾倒，被批评为“亲蛮族者”。看了希罗多德的著作后，读者会因民主雅典的人居然能团结起来打败波斯人而感到惊讶，而修昔底德则使读者认为，雅典公民大会那些自我毁灭的行为一点儿也不奇怪。修昔底德的历史写到公元前411年为止，那是雅典战败的七年前，但他的著作通篇都预示了雅典失败的必不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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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撰写了《历史》一书来解释希腊人和波斯人为何注定要打仗。书中并未对这个问题作出确切的回答，但读者可以根据书的内容作出推论。战争的导火索是公元前500年小亚细亚西海岸的米利都和其他希腊城邦发起的叛乱。那些城邦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遭到波斯的入侵和占领，在波斯君主统治下过了半个世纪才起来造反。造反的原因不明。人民并未因成为波斯君王的臣民而生活受到影响。他们固然要向波斯君王纳贡，城邦之间的关系也要受波斯人的控制，但城邦的内部治理、宗教仪式和经济活动都由各城邦自己管理。后来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君主国和罗马帝国也采用了这一方式。公元前6世纪末，宗主国波斯并未加紧压迫，那些城邦的经济也繁荣兴旺。也许造反是繁荣自信的表现，不是被压迫的受苦人的奋起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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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接到叛乱城邦的求援后，派去了20艘三列桨船。它为何要冒险干预，原因同样不明。雅典人提出的理由包括：那些城邦曾是雅典的殖民地，与雅典有特殊的关系；雅典人与那些城邦的人同属“爱奥尼亚人”，所以要和他们站在一起。但实际上，雅典人通常并不特别重视这样的关系。希罗多德认为，暴君制的波斯和民主制的雅典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许多撰著人也和希罗多德一样，相信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无法安然共处，民主政府的存在会激励被奴役的人民向往自由，而压迫性的政府则会努力扩张边界，以防本国人民受到民主邻国的教唆挑拨。事实上，这两类政体之间的紧张从来就没有那么严重。波斯人和希腊人都曾为了自己的目的与对方结盟，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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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亚细亚的叛乱在公元前494年被镇压了下去，雅典人也意识到他们为自己树了一个强敌。前492年，大流士一世入侵雅典，却因为舰队被暴风雨摧毁而无功而返。前491年，波斯人要求爱琴海中的岛屿和希腊大陆上的城邦向它献上“土壤和水”以示臣服。许多城邦屈从了波斯的要求。雅典和斯巴达却不仅坚决拒绝，而且杀害了波斯派来的使节。雅典人将波斯的两位大使和他们的翻译送交审判，因为他们冒犯了希腊语言予以处死。斯巴达人干脆把波斯使节扔进了井里。前490年，大流士率大军再次入侵希腊，但入侵到了马拉松海岸边即告完结，被比波斯军队人数少得多的一支雅典重装步兵一举击溃。雅典人并非陆上作战的劲旅，他们曾请求斯巴达伸出援手，帮助打击“蛮族人”，但斯巴达人却因正在庆祝宗教节日而没有来援，所以雅典打败了波斯大军更是出人意料。普拉提亚城邦倾其所有，派出了由1000名重装步兵组成的全部军队，这支部队很可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马拉松会战使波斯人见识了对手的能力。雅典人及其同盟没有斯巴达的帮助也取得了胜利，这使会战结束后才赶到战场的斯巴达人意识到，他们的头号军事强国地位已不再坚如磐石。雅典人开始向成为爱琴海帝国的目标挺进。他们的自信开始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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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会战的胜利并不标志着波斯威胁的消失。10年后，波斯人在大流士的儿子和继承人薛西斯的带领下挟更多的兵力卷土重来。公元前480年夏，波斯海军在埃维亚附近海域受到希腊盟军舰队的阻挡，但未被击败；在陆上，波斯军队在温泉关与希腊盟军狭路相逢。温泉关地处山海之间，隘口狭窄，可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若非埃非奥特斯叛变，为波斯人指了一条绕到希腊军队阵地后方的山路，驻守的7000希腊防军本来可以坚守阵地，使波斯人最终知难而退。希腊防军的阵地被破后，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命令所有人撤退，只留下300人断后。这300勇士以自己的行动补偿了斯巴达10年前的犹豫失机，死死地守住关口，使大部队得以撤到有利的地形。斯巴达300勇士全部阵亡，此外还牺牲了700名泰斯庇斯人、几百名底比斯人和其他城邦的人。300勇士的墓志铭现已家喻户晓：“过客啊，请带话给斯巴达人，我们遵守了诺言，长眠在这里。”4德马拉图斯当时就在薛西斯的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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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关之战是斯巴达价值观的胜利，却是军事上的失败。波斯军队突破温泉关后，比奥细亚门户大开，可长驱直入挥师雅典。雅典执政官泰米斯托克利劝说雅典人民弃城撤退，并送信给波斯舰队，暗示愿意归顺波斯。公元前480年9月，波斯舰队被泰米斯托克利诱入萨拉米斯海峡，惨败于希腊舰队。萨拉米斯海战后，薛西斯回到了波斯，由马多尼乌斯将军统帅波斯大军在下一轮作战中消灭希腊人。但波斯人在公元前479年运气依然不好。波斯军队兵败普拉提亚，连马多尼乌斯本人都阵亡牺牲——这一次，希腊盟军是由斯巴达领导的。此次失败迫使波斯放弃了征服希腊大陆的企图。这并不意味着冲突的完结，此后双方在东爱琴海还发生过多次战斗，但外国入侵希腊的严重威胁至此终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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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75年见证了雅典激进民主制的兴衰。2000多年来，政论家一直将这段历史作为警醒后人引以为戒的实例。它的教训包括过分傲慢自信的危险、让下层阶级主导政治的愚蠢、权力造成的腐化，等等。后人吸取的最主要的教训是：民主政治与正常的审慎难以共存。问题的实质很简单；雅典变成了帝国，手伸得太长，力不从心。波斯战争结束后，雅典跃升为海上第一强国，并与爱琴海中的各个岛屿结为联盟，以图趁波斯虚弱之机消灭波斯海军，并借索取战争赔款为由抢夺波斯的财产。这个联盟名为提洛同盟，总部设在提洛岛，金库也设在那里。提洛同盟迅速变身为雅典帝国。联盟的成员成了雅典的纳贡国，它们缴纳的贡赋用来美化雅典城和补贴雅典下层阶级的政治生活。雅典为了实行它那种形式的民主，必须出钱补贴下层阶级的公民，好让他们从每日糊口的生计中抽出时间来投身政治。至于这笔钱的出处，雅典人丝毫没有良心上的不安，也不试图作出道义上的辩护。他们认为，每个国家都尽力增强自己的力量，此乃天经地义；强国必然会剥削弱国，不过强国也许不应取之尽锱铢，这样万一它身陷战争，弱国就会比较愿意来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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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只有为了自身利益才会在行为上有所克制。如果斯巴达在第二次波斯战争之后能继续保持其军事和政治上的领导地位，雅典人也许会更谨慎一些。提洛同盟中的岛屿成员如果起来反抗，也许会使雅典人认识到强迫它们纳贡得不偿失。然而，这两个障碍均不存在；斯巴达软弱犹豫，纳贡国力量弱小。于是雅典开始扩张民主制度。只有荣誉职务仍专为出身高贵的人所保留。权力开始向立法议事会和公民大会集中，同时却没有建立规定来确保公民大会或立法议事会行不逾矩。当时，权力分立和依法行权的思想均尚付阙如。一个半世纪后，这两个思想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才初现雏形；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的法律也向着这个方向做了修改。但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的做法却完全不同。雅典是激进民主政体，它的法律把绝对权力交给“人民”，个人的安全和对国事的明智管理全靠人民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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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逐的做法显示了雅典普通公民掌权的程度。放逐制度使公民能够以任何理由，或毫无理由地任意赶走任何人，特别是著名的人。（“放逐”一词来自公民在上面刻下他们想驱逐的人的名字的陶片。）有一个关于亚里斯泰迪斯的放逐的出名故事。亚里斯泰迪斯是位高权重的政治家，还是萨拉米斯海战的英雄。他遇到一个不识字的公民，那人请他帮忙把亚里斯泰迪斯的名字写在陶片上。亚里斯泰迪斯问他有没有见过亚里斯泰迪斯，那人回答说没有，但是他厌烦了总是听人说亚里斯泰迪斯是“公正的人”。亚里斯泰迪斯帮那个人在陶片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受到的惩罚不重，名义上罚他流放10年，但不没收财产，并保留了他随时回来不受追究的权利。许多遭到放逐的人只离开短暂的一段时间。亚里斯泰迪斯在公元前482年遭到流放，两年后被召回，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一般的人被放逐也许是因为道德败坏、欺凌邻里，或者是极端招人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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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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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雅典的扩张造成了它与其他希腊城邦之间一系列时断时续的小型冲突。到公元前431年，雅典及其海上盟友与科林斯和斯巴达领导的联盟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敌方联军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本应势如破竹。哪怕双方的军力对比不是如此悬殊，雅典也有机会在不损尊严的情况下罢战求和；一个机会是开战的第二年，雅典城中爆发了瘟疫的时候，另一个机会是伯里克利这位唯一能在灾难面前维持雅典人团结的领袖与世长辞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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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战争打了27年。雅典居然力拒伯罗奔尼撒联盟如此之久，这证明了它出类拔萃的才智和精力，也显示了它筹集资金、装备舰队和军队、任命善战将领的能力。尽管公民大会经常会突然对将领们翻脸，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对城邦的忠诚。2500年后，政治理论家还陷在民主政治和有效行政只能二者择其一的思想陷阱中不能自拔。雅典的例子却证明，并不存在这个两难的问题。另一方面，雅典在战争中的某些行为恶劣已极，给民主抹了黑，败坏了雅典人的名声，也证明了人性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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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修昔德的记载，伯罗奔尼撒战争成了恺撒的战争之前最广为人知的战争。政治理论家对修昔底德推崇备至。他们记住了修昔底德阐述的战争的教训，却常常忘记，修昔底德撰写的历史是对民主之缺点的绝妙评论，而那正是修昔底德撰著的目的。修昔底德是贵族，也是统军的将领。公元前424年，他被公民大会革职流放，原因是他没能及时带领援军赶到希腊北部的安菲波利斯，结果那个城邦投降了斯巴达。对这位历史学家来说，流放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它使他得以不仅从雅典人的角度，而且也从伯罗奔尼撒人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战争，但在增进他对雅典的感情方面，流放却一点好处也没有。凡是读过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读者都对里面的三段内容印象深刻。第一段叙述了战争开始一年后伯里克利在一场葬礼上的演讲。伯里克利赞扬了死者，称雅典为“希腊之师”，也为民主的生活方式作出了辩护；演讲中的言辞至今仍能引起共鸣。伯里克利对雅典人的勇气、多能和聪明才智的褒扬正好与修昔底德此前写到的科林斯人和心存犹豫的斯巴达人之间的辩论形成了对比。科林斯人催促斯巴达人对雅典作战，而斯巴达人则不敢肯定能否打败雅典人。他们都害怕雅典会用计打乱他们的阵脚。敌人的忧惧是对雅典人能力的最实在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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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讲的是雅典人对米洛斯岛上居民的屠杀和奴役。最后一段叙述了雅典远征叙拉古[3]的惨败。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政府侵犯人权的时候，会认为它不是“民主的”政府。知道了雅典人对米洛斯人的悍然暴行，再下这样的判断时就需三思。雅典是毋庸置疑的民主政体，但它也经常犯下残暴的恶行。我们无法知道后人对民主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战表现会如何评说，但是，对平民百姓投掷燃烧弹，对日本使用核武器这类行径很可能会使我们的子孙后代犹豫为难。今人坚信，民主国家彼此不会打仗。20世纪期间，北美、欧洲和英联邦的自由民主国家从来都是盟友。然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民主的雅典却对民主的叙拉古用兵。修昔底德说，民主的雅典嗜战如狂。这是因为古时的战争有利可图，抢劫比务农所得更多，在生存线上勉强过活的穷人能从战争中得到好处，虽然也许没有富人得到的好处大。这也是后来罗马人打仗的一个重要原因。修昔底德认为，民主政体普遍具有侵犯性。他告诉读者说，他写的历史是“永恒”的历史。人性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一成不变，人类的政治热情和野心根深蒂固，所以，任何关心自己时代政治的人都能从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叙述中获得启示。19世纪北美大平原的印第安人如果对历史感兴趣，可能对修昔底德说民主政体惯于侵略扩张的观点深有同感。可以肯定，21世纪的国际关系学者读修昔底德的著作既是为了消遣，也是为了从中获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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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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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对他写作手法的描述非常有趣。《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一系列的演说为主线来叙述各个事件的发生，揭示参与那些重大事件的人的性格。这就引起了一个明显的问题：那些话是否真的是有关的人说的？对此，修昔底德的回答是，他如果知道某人说了什么，就引用该人的原话，如果不知道，就根据当时的情势发展编出那个人应该说的话。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比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更长，而且比它早2500年；这两篇演说被广泛视为不仅是民主政府，而且是民主社会精神的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辩护词。林肯的演说是否参考了伯里克利的演说，我们不得而知，但两篇演说的修辞方法是一样的。两位演说人都强调，死者不需要演讲为他们增加荣耀，因为他们的事迹彪炳千秋。他们也都歌颂阵亡将士、赞扬国家的创始人、讴歌阵亡将士为之捐躯的社会和政体、呼吁勿因对死者的哀悼而减弱维护自己独一无二的政体及其生活方式的决心。提醒听众不要忘记他们为之战斗的事业，这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这两篇演说的目的。林肯的联邦弥漫着厌战情绪。伯里克利的雅典遭受着超出意料的苦难。伯里克利知道，雅典陆军阻止不了斯巴达人及其盟友蹂躏阿提卡的乡村地区，所以劝说雅典人放弃乡村，迁入城里，靠海军保证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这个策略聪明巧妙，但所有的人都为之付出了代价。雅典的富人在乡间的房屋和庄园被敌人摧毁，一般务农的人更是承受不了斯巴达人及其盟友造成的破坏。战局胶着，瘟疫肆虐，雅典人因此而斗志消沉。不久后，伯里克利遭到罚款和革职的处分，然后又被召回，但他随即感染了瘟疫，于公元前429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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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国葬的传统源远流长。死者在葬礼上得到纪念，遗骨安放在凯拉米克斯公墓。伯里克利的演说无论是他本人写的，还是出自修昔底德之手，抑或是两者的结合，都与当时的习惯大相径庭。在演说开头的时候，他说他不该做此演说，因为死者的光荣不应受到演说中拙劣言辞的拖累，然后他转向对祖先的颂扬。演说至此还算是循规蹈矩，但接下来，他脱离了葬礼演说的常规，开始赞美死者为之捐躯的城邦。“（我们的政府形式）被称为民主，因为它不是为少数人，而是为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根据法律，私人争端中各方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一个人无论在何处赢得民众的认可，都可得选担负与他的出色表现相对应的公职。我们是论才选优，而不是轮流制度。人才不会因贫穷而不得出头；如果一个穷人显示出造福城邦的真正能力，他决不会因出身寒微而被埋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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