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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吉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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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以寥寥数语概括“柏拉图的思想”。对话作为文学手法,吸引力在于它使作者得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探讨一个主张,却不必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在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中,柏拉图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本书把焦点放在《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上,是因为它们讨论的题目正是柏拉图念兹在兹的问题:统治者应该知道什么?他们为自己和治下的城邦应该追求何种性质的正义?统治者必须接受何种训练才能成为明君?没有智者掌权会有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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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吉亚篇》大约写于公元前380年,也可能更早。它的标题得名于在雅典教书的著名演说家,来自西西里的高尔吉亚。作品分为三部分。在第一部分中,苏格拉底询问高尔吉亚在教年轻人修辞的时候都教些什么。接着苏格拉底和高尔吉亚的学生普洛斯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苏格拉底的观点是,看起来大权在握的人事实上非常虚弱可怜,因为他们达不到他们“真正”想要的目的,无法过合乎美德要求的生活。他由此推论,行正义之事永远比行不义之事对自己更加有益。苏格拉底在接下来和卡里克勒斯的争论中再次阐述了这个理念。那场争论激烈异常、扣人心弦,不过苏格拉底自己也承认,没有达成任何结论。在那时,“修辞”(rhetoric)没有讥贬的含义。如今我们用到修辞这个词时,通常是说“只是修辞(空话)而已”这类带贬义的话。苏格拉底也持同样的观点,但在当时的雅典,这属于少数人的意见。修辞没有花言巧语骗人的含义,它只是为达到教学和说服目的的一种运用言辞的技巧。在希腊和罗马,教授修辞是个重要而体面的职业。圣奥古斯丁在皈依基督教之前就曾做过一段时间的修辞学教授,试图以此开启帝国行政官员的职业生涯。雅典和罗马的政治机制虽然大不相同,但在这两个地方,在公共场合雄辩滔滔,使听众心悦诚服的本领都是政治上成功的重要条件。古时的公民大会既是审议和立法机构,也是法院。现代社会对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区分在那时并不存在。古时的演说家对公众的演说经常如同现代社会中重大案件的辩护律师对陪审团的陈情。一个人的身家性命和社会地位能否保全可能全靠他自己的或者他的委托人的修辞技巧。300年后的西塞罗虽然在许多哲学问题上都师法柏拉图,但是在修辞的价值这个问题上却另有看法。西塞罗认为,出色的演说家比政治家和哲学家都更伟大,因为演说家集两者的技巧于一身。西塞罗出于虚荣的原因不能作持平之论,但他抓住了古人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不仅限于古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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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开了贬低修辞术的先河,《高尔吉亚篇》无疑代表了他的观点。苏格拉底以腐蚀青年道德的罪名接受公民大会审判的时候,他对修辞术的轻蔑溢于言表,对陪审员和雅典公共生活的用语习惯都嗤之以鼻。公民大会以为,他会同意不再上街对心灵如一张白纸的青年谈论危险的话题,他却宣布,如果被判无罪,继续谈论危险的话题正是他要做的,因为那是神赋予他的责任。柏拉图批评蛊惑人心的演说家嘴上把公民大会夸得天花乱坠,心里却根本看不起大会的成员,苏格拉底则对演说的常规极尽嘲讽之能事。读者从中可以想象,在公民大会演说的人是多么巧言令色地讨好听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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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穷追猛打、诘问不休的对象主要是普洛斯和卡里克勒斯,尤其是后者。卡里克勒斯和普洛斯一样,也是高尔吉亚的学生,但除此之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柏拉图在书中向他们提出了约30年后他在《理想国》中对色拉叙马霍斯提出的一些论点,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遭受不义比施行不义好;不义之人无论在世俗的意义上多么成功,内心都是不快乐的。对话一开始,苏格拉底就先捣毁了高尔吉亚身为人师的立足根本,把修辞术批得体无完肤。柏拉图必须把演说家逐出哲学家的领地,正如他理想中的城邦没有诗人的立足之地一样,因为在理想的城邦中,哲学家是国王,教育制度要受到严格的审查。青年人必须学习正义的本质,只有知道正义为何物的人才有资格教授正义,而只有哲学家才知道正义是什么。其他的一切都是从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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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贵族青年的培养十分重要,甚至比现在富人家孩子的培养更加重要。虎父生犬子是常有的事,即使是青年才俊也可能被名声冲昏头脑,结果毁掉自己还不算,连整个城邦也成为陪葬品。备受苏格拉底钟爱的亚西比德就是突出的例子。亚西比德有一位为人正直的父亲,又有伯里克利做监护人,但他却成了祸害。伯里克利亲生的儿子则没有一个成大器,都没能继承他们父亲的智慧和勇气。如果好父亲会生出不肖或无用之子,那一定是因为正直的人知晓正直之道,却不知如何教给别人,要么就是他能够教导却不自觉。正直的父亲生出的儿子如果腐化堕落,一定是教育失当;如果教育得当,他本不会落到如此地步。要想教育青年,把他们塑造成未来的政治家,自己必须掌握什么知识?要想一生行事公正,仰不愧天、俯不怍地,必须学习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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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吉亚自我介绍说,他是教会上层阶级的年轻人如何成功的老师。苏格拉底大感兴趣,想知道高尔吉亚到底教些什么奇妙的技艺。在他的追问下,高尔吉亚很快承认,他教不了保证日常生活中健康和舒适的任何手艺,如制鞋或畜牧。直至今日,这仍然是关于哲学和修辞学本质的首要问题。哲学与修理水管或维修汽车不同,它似乎没有具体的用途,但对研究哲学的人来说,它却至关重要。高尔吉亚教的是修辞,不是哲学,但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果他教的不是治病或木工之类的技艺,也不是像天文学那样的科学,他就需要解释修辞到底是什么样的知识。这个问题的潜台词是,它应当是确保正义得到践行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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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抽丝剥茧的诘问下,最后发现,修辞艺术的用途是在向听众呈现一个情况的时候,无论其固有的利弊如何,都能够让听众按照你想要的方式去看待那个情况。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云》中,对苏格拉底作出了同样的指控,基本上把苏格拉底和智者们算作一丘之貉。剧中年轻的斐狄庇得斯欠下了巨额赌债,于是他的父亲,务农的斯瑞西阿得斯送他去“思想所”(phrontisterion)向苏格拉底学习哄骗雅典陪审团的办法,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8可以想象,苏格拉底本人一定会希望为自己正名。他的学生柏拉图认为,修辞与哲学截然相反。哲学的目的是了解事物的本质,无论其表象如何;正是因为表面现象会欺人耳目,所以哲学才必不可少。哲学是透过表象认清下面掩藏的真相的艺术。在结束和高尔吉亚的讨论时,苏格拉底说,修辞根本不是技艺,它没有任何用处,达不到任何有益于人生的目的。接着,他话锋稍转,说如果修辞是技艺,也只能算是市场上有害健康的那一类技艺,如糕饼师傅的手艺,或被苏格拉底统统斥为“讨好迎合”的技艺。高尔吉亚所操行业的真相表明了民主政治及政客的弊病所在;花言巧语、谎话连篇的政治取代了探求真理的政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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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没有说高尔吉亚的学生在法庭辩论中不成功,正如他没有说糕点师傅无法谋生。但他说高尔吉亚的学生取得的成功对他们自己以及城邦有害。他们的恶一以贯之,就是颠倒黑白。高尔吉亚教的技艺助长了不正义。苏格拉底对高尔吉亚的评论在现代读者看来简直是侮辱人,但他的批评对事不对人。高尔吉亚到处兜售他的才能不是因为他本性恶劣;民主本来看重的就只是表象,不是真理。高尔吉亚不是有意犯错,而是作了孽自己还懵然不知。愚昧无知并非无药可救,但在无知使人得益、知识于人无助的民主政体中,愚昧无知是不可能治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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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抨击的潜在目标是希腊人的普遍观点,认为不顾一切追求自我利益就是成功。高尔吉亚说,他的权力与僭主相当,甚至可能更大,因为僭主强迫人民做的事,他能说服他们心甘情愿地去做。苏格拉底坚称,那只是一种幻觉。看似成功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其实完全达不到目的。唯一值得拥有的是正义的灵魂。以不义的手法造成敌人被杀和他的财产被没收并不是成功,而是自己内心灵魂的死亡。干过这种事情的人如果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的话,就会希望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不是企图逃脱罪责。不出所料,高尔吉亚的学生普洛斯对苏格拉底这番话完全听不进去,他对苏格拉底冷嘲热讽,说没有人会同意他的话。苏格拉底说,嘲讽和援引多数人的意见都不是寻求真理的途径。他要求普洛斯通过论证来解释为什么不同意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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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苏格拉底在和普洛斯的争论中提出了一个极端的观点。他说,不义之人无论在尘世间取得多大的成功,都永远不如正义之人幸福。身为高尔吉亚学生的普洛斯在辩论中学以致用,使用了修辞的技巧。他嘲笑苏格拉底相信无人相信的东西,但苏格拉底泰然不为所动。普洛斯援引成功的恶棍的例子,提到了通过弑杀自己的父亲、表哥和弟弟登上马其顿王位的阿克劳斯。若是拥有绝对权力,能够为所欲为,可以杀死自己的敌人、夺走他们的财产、霸占他们的妻女,这样的人肯定不可能不幸福。说他不幸福简直荒唐可笑。这里涉及两个问题,都是柏拉图之所以对常规政治反感厌恶的中心因素。较为简单的问题是:是什么动机促使人去追求政治权力?普洛斯认为,动机当然是利己性的,他的依据是大多数人心目中的一条普遍真理,即人都喜欢对别人发号施令,不愿意听别人指挥。他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如果人掌握了绝对权力,就能予取予求,不受限制地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无论想要后宫三千,还是家财万贯,还是众人景慕。普洛斯一定所言不虚,否则人也不会如此费力地建立法规制度来约束统治者。“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化”这句阿克顿爵士的名言表达的正是这种担心。现代读者不太习惯的是,普洛斯如此毫不掩饰地支持掌握绝对权力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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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更加深刻,是哲学上的。苏格拉底对普洛斯的权力(Power)概念提出了异议。他的话转弯抹角,听似自相矛盾。他说,有权力(Power)意味着能够得己所愿,但是普洛斯意义上的得己所愿其实得到的并非己之所愿,因此不是行使权力(Power)。难怪批评苏格拉底的人对他如此恼火。好在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苏格拉底在人想做的事和对人有益的事之间作了区分,对这样的区分我们都很熟悉。小孩子捉到虫子想放进嘴里吃下去,大人却对他说:“宝宝不想吃虫子。”大人的意思是:“吃了虫子你会生病。”苏格拉底认为,驱策着大多数政治领导人的野心是一种疯病,或者说是灵魂的疾病。高尔吉亚和普洛斯没有力量(Power)控制自己;因为他们无法追求他们所不理解的善的生活,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掌握控制别人的力量(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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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尔吉亚和普洛斯的批评的依据是《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的基础论点。苏格拉底指出,必须努力教授正义;正义不能只看表面现象;懂得正义为何物对成功的生活至关重要;最重要的是,正义不仅对社会有益,而且也对正义之人有益。无论正义之人的遭遇如何,正义均对他有益无害。读过柏拉图的人都认为这个理念有一定的道理,尽管要想证明柏拉图那种极端的说法有理,可以说是戛戛乎其难,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想迎着困难上。这个理念比较委婉的表达很容易说清,较强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说得通,但《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中的极端情形就另当别论了。然而,苏格拉底为之牺牲的就是极端的情况。这里有一点需要解释。柏拉图著作的所有译本都指出,dike这个希腊字译为“正义”不太恰当。dike的范围比英文的“正义”(justice)要广,至少在我们讨论的上下文中,对它最准确的理解应该是“全面正确”。英文的“正直”(righteousness)牵涉到太多《圣经》的含义,不可取,但一个adikos肯定是一个不正直的人,而且在《圣经》的英文译本中,正义和正直经常用做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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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吉亚在辩论中败下阵来,普洛斯又离开了,于是卡里克勒斯挺身而出。读柏拉图对话的一大乐趣是看柏拉图借一个无所顾忌的吵架能手之口提出苏格拉底最难驳倒的论点,从中也似乎最能看到苏格拉底本人的真正风采。《高尔吉亚篇》里是卡里克勒斯,《理想国》里是色拉叙马霍斯;他们两人论点一样,辩论起来也都口不择言。两人在辩论开始时,都说苏格拉底是流着鼻涕口水大哭大闹的婴儿,得有奶妈带着才可以出门。苏格拉底说,受恶比作恶强;在《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里更进一步指出,对一个坏人来说,受到惩罚比逍遥法外对他更有好处。公正的待遇是人能够得到的最好待遇,行正义之事永远是最应做的事,无论后果如何。卡里克勒斯则捍卫普洛斯提出的符合常识的观点,说遭遇不幸的好人的境遇不如逍遥法外的坏人。他捍卫的另一个观点在现代读者看来与常识相去甚远,但在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中非常普遍,那就是好生活意味着为所欲为,毫不顾及别人,这颇令当时荷马的读者心驰神往。《伊利亚特》中的诸神就是这样做的,而所有人都想过神的生活。对这种观点本身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个人的好生活是不道德的,或至少与道德和正义无关。另一种解释是反直觉的,说大自然的正义就是强者通吃。这是雅典人对米洛斯人说的话。柏拉图坚信,大自然站在通常意义上的正义一边,他甚至认为,宇宙中万物有序也是拜正义所赐。当然,可以认为柏拉图和雅典人都错了。在《理想国》中,格劳孔对正义本质的解释就是基于二者皆错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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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克勒斯狡猾地提出了一个被苏格拉底欣然接受的观点。他说,哲学家搞不了政治。若讲到在辩论中驳倒对方或在法庭上打赢官司,一个平庸的政客就能轻而易举地打败最精明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对此坦然承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用了个比喻,说哲学家被真理的太阳眩花了眼,在充斥着表象的世界上看不清方向。在《高尔吉亚篇》里,他没有用这个比喻,而是让苏格拉底干脆地同意,按照搞政治的人的世故标准,哲学家根本不入流。但这恰好说明世故并不是标准。在《高尔吉亚篇》和其他对话录中,苏格拉底都自称是雅典屈指可数的真正政治家之一。但是,在败坏的大环境中,真正的政治家不可能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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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说,卡里克勒斯说得不对。恶人自身也必受其害。这个理论在《高尔吉亚篇》和《理想国》中贯穿始终。两篇对话都使人不禁要想,在不考虑冥间赏善罚恶制度的情况下,苏格拉底此论到底能适用到何种程度?但在这两篇对话的辩论中,苏格拉底直到辩论即将结束之前,都一直闭口不谈人的行为给自己的今生或来世带来的后果。智慧之士所求的是在眼下为了正义而正义。如果他做了不义之事,他会比遭受尘世间任何折磨都更痛苦。不过,柏拉图在这两篇对话中还是设想了冥世的存在:在那里,人的灵魂将受到检验,根据灵魂的好坏决定一个人是升入极乐世界还是万世不得翻身。他猜想,世界上的统治者恐怕没有几个人在冥间会有好日子过。苏格拉底认为,“公义者”亚里斯泰迪斯是少数几个在审判日能从容坦然的人之一。但是,说死后的惩罚远远超过生前作恶的收益是一回事,说即使没有死后的惩罚,不义之人此世的处境就比不上正义之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苏格拉底所持的是后一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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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揭示了卡里克勒斯对善与恶本质的理解错误。他先问卡里克勒斯,什么才算更强、更好、更明智,以此来引他入彀。接着他证明,乍看之下简单的观点会产生相互矛盾的结论。卡里克勒斯说:“我认为,自然的正义是更好、更明智的人统治比他低下的人,自己得到大部分好处。”10更好、更明智的人统治比他低下的人不是为了那些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苏格拉底问道,更好、更明智的人统治别人时是否也统治他自己呢?卡里克勒斯轻蔑地回答说,当然不是。被统治是可耻的,哪怕是被自己统治也是一样。控制自己的欲望是弱者的表现。这是个致命的失误。卡里克勒斯本来应该同意说,哪怕作恶都需要自我控制才能成功。他又旧话重提,说野心勃勃、总能得其所愿的人值得钦佩。接着,他在苏格拉底的引诱下表示同意,满足是好事,不满足是坏事。苏格拉底这下收了网,他说,人的欲望越大,不满足感也越大,就像企图灌满无数漏洞的水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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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说明了欲望不大的人比欲求无限的人更容易满足,但他的推论并未到此为止,因为卡里克勒斯马上反驳说,如果人活着就是为了避免不满足,只停留在用木棍和石头的时代岂不是最好?苏格拉底通过一连串提问证明,卡里克勒斯和别人一样,也认为快乐有好坏之分。在卡里克勒斯看来,不事张扬、静思守虑的人的快乐不值得享有,因为他们是“错的一类人”;这就是说,只有好人的快乐是好的。既然如此,他就需要一种测验好人的方法。卡里克勒斯没有鲁莽到认为成功满足自我利益的人就是“对的一类人”,但他不得不同意,一心扩大自我利益的人也需要普通意义上的好人的某些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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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中没有像在《理想国》中那样进一步探究美德的本质,而是让苏格拉底离开主题,长篇大论地讨论政治家与民众的关系。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篇对话大概写成于公元前380年之前,可能在苏格拉底被处死后不久。对话开始时,苏格拉底对高尔吉亚的提问是在政治领域,他对统治者与民众关系的论述再次把对话拉回了政治领域。苏格拉底坚持说,只有他研究过真正的治国之道,他是雅典唯一名副其实的政治家。考虑到苏格拉底对雅典政治的冷淡漠然,此言真是自相矛盾。但它引出了对话结尾处的讨论,不仅谈到哲学与修辞学之间的关系,还讨论了政治家和民众相互的义务。真正的政治家不该“得到大部分好处”,而应服务民众,不计收益。但是,真正的政治家不指望能够让雅典的陪审团相信,愚化年轻人是服务民众。苏格拉底说,如果现状果真如此,他只得想着那些受恶棍迫害无辜死去的人比迫害他的那些人更清白干净,聊以自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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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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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吉亚篇》的论点以及讨论的形式都使读者大伤脑筋,想知道结论如何,看到的却是一连串谜题。它是绝佳的辅助教材,但如果没有老师指导,很难预料柏拉图的学生和读者对它会如何理解。《理想国》则大不相同。它的第一卷自成一体,讨论的问题是,人行正义之事是否总是比行不义之事于己有利?它与《高尔吉亚篇》一样,没有结论,参与讨论的几位每人发言的篇幅基本相等,大家对这个问题各执己见,结果不得不从头寻求正义的定义。从第二卷开始,参加谈话的只剩了三个人,谈到一半的时候,色拉叙马霍斯和波勒马库斯短暂地露了一下面,好让苏格拉底借机更加深刻地论述理想国家的本质;作为写作手法,这个方法相当蹩脚。苏格拉底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只是偶尔插几句话。关于正义及其政治意义的理论,柏拉图的阐述远非平铺直叙,而是跟随辩论的发展极尽迂回曲折,中间还因话头转向形而上学和认识论而出现长期的搁置,但人们应如何治理自己这个问题得到了明确的回答。柏拉图不仅提出必须由哲学家做统治者,而且对统治精英的教育和生活方式也多有论述。《理想国》还比《高尔吉亚篇》更进一步,既论辩了正义之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更幸福的理念,还描述了正义到底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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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政治理论家仍然把正义社会和正义政治秩序的本质作为主要的研究课题,也仍然就正义的本质和正义社会所需的制度等问题各执一词。关于为何政府一定须以哲人王为首,柏拉图显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确切说理;但有一点也许不那么明显,那就是,即使排除希腊文的dike和英文的“正义”之间在含义上的微妙差别,柏拉图的正义观仍然与21世纪的自由民主国家对正义的理解有所不同。在刑事司法的范畴以外,今人主要从经济角度来理解正义,认为致力于社会正义的国家会努力实现某种形式的经济公平。柏拉图心目中的正义则是正直的人掌权;这样的人会确保整个政体都实行正义,政体的组织和行为所体现的是正义之人的灵魂品质。尽管如此,在不满现代民主的人的心中,柏拉图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大部分批评还是能够引起共鸣,他关于民主国家的公民混乱灵魂的抨击在今天也广受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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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讨论的话题表面上看起来是《高尔吉亚篇》后半部分的主题,即遭受恶行是否永远比作恶强。柏拉图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但《理想国》的主要目的是探讨究竟什么才算是正义的城邦。它假设,个人正义和国家正义是一回事。要明白正义的个人,必须研究正义的社会。柏拉图声称,在大处辨别正义比在小处容易,所以应该先在城邦中,然后再在个人身上寻找正义。11这个论点相当拙劣,但个中修辞手法却非常巧妙。柏拉图采用了迂回的手法来确定城邦中的正义究竟为何物。他提出了kallipolis,意思是美丽的城邦,也就是乌托邦;那是一个与头脑发热、朝三暮四、只顾现世的雅典民主截然不同的社会。他讨论的重点是:一个完美的正义社会的领导人应当接受何种教育?它的社会和经济安排应该是什么样子?柏拉图对秩序和稳定的重视引起了一个问题:哲人王统治下的国家是否会经久不变?有人也许以为回答是肯定的,柏拉图却说,非也。他说,历史进程是周期性的,国家在这个进程中不断地从盛及衰,再由衰而兴。这段话结束时,柏拉图像在《高尔吉亚篇》的结尾处一样,描述了僭主备受折磨的灵魂,并再次谈到诗歌与哲学的冲突,以及人死后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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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以苏格拉底在街上与几位朋友相遇作为开篇。这里插入了一段小插曲,朋友们力邀他当天住在他们那里,大家好一起去观看纪念月亮女神的新定节日。雅典号称节日之城,每年大约要过120个节日。苏格拉底的朋友说,届时会有月光下的接力赛马,还有机会和许多年轻人交谈,所以力劝他留下来。苏格拉底欣然同意,和朋友们一起去了附近的一处房子,一边闲聊一边等待着节日活动的开始。这里提到的人物和地点都是真的。书中参与大部分交谈的两个角色在真实生活中是柏拉图的兄弟——格劳孔和阿德曼图斯。交谈场所的房主波勒马库斯是克法洛斯的儿子,而克法洛斯是一位富有的长者,是真正的好人,他亲身证明人能够拥有发自内心的传统美德,也证明这种美德无法言传。在实际生活中,波勒马库斯死于三十僭主之手,他在书中招待的是那些要置他于死地的人的亲戚子侄。节日活动在本底斯神庙举行,那是推翻三十僭主的战斗发生的地点,也是僭主政府领袖克里蒂亚斯身亡之处。柏拉图为何选择这样的地点和这样的人物,我们无从得知。在这群人中,和《高尔吉亚篇》中的卡里克勒斯一样口若悬河的人物是卡尔西登的色拉叙马霍斯,他是位智者,但历史上找不到关于他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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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以苏格拉底询问克法洛斯对老年的看法开始。克法洛斯引用了索福克勒斯[5]的名言,说从性欲的热情中解放出来如同摆脱了一个残暴的奴隶主。他说,老年心境平和令人十分享受。苏格拉底和他开玩笑说,别人可能觉得,他之所以能心境平和是因为他有钱。克法洛斯完全不能同意。他说,赤贫的确难以忍受,但一个不快乐的人不管多么有钱照样不快乐。人无论贫富,好品质、好性格才是最重要的财富。苏格拉底对此当然同意,但他接着又问克法洛斯,财富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于是引出了对话中提出的正义的许多定义中的第一个。除了苏格拉底后来确定的定义之外,所有其他的定义都是有不全面的,但它们都揭示了在特定条件下的正义行为,只有色拉叙马霍斯的观点例外,他说,正义是强者为了自己的利益统治别人——这当然从来就是错误的。克法洛斯说,因为他富有,所以他永远不需要欺诈或偷窃,他死的时候会坦然心安,因为他从未说过谎话,从未欠债不还。经典的正义观是:“不伤害别人、做诚实的人、给每个人他应得的。”克法洛斯提到了其中的两个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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