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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676 政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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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678 《政治学》开篇不久，亚里士多德就宣称，人按其本性注定要生活在城邦之中。此前他在书中还提出了三个论点，也几乎同样出名。第一，他说一切团体都有其目的，城邦作为包容性最强的团体，目的也最具包容性；它是人类组织的终极形式，旨在达到社会生活的最高目标。第二，其他团体需要城邦的庇护，但城邦不需要附属于任何其他团体；它是自足的，可以满足成员生活各方面的要求。第三，这样的团体有其特有的正确治理方法，只有它应当以“政治”的方法来治理。亚里士多德批评一些学者将作为政体领导人的“政治家”（statesmen）的权威与征服者、丈夫、父亲或奴隶主的权威混为一谈。显然，亚里士多德批评的对象是柏拉图。城邦中的权威为城邦所特有，不应混同于其他关系中的权威。国家并非大家庭，家庭亦非小国家。国家发源时可能是集权制，因为它源自父系统治的家族，但国家一旦超出了家族，它的目标即不再与家族的目标相同。要了解一个团体，应看它的目的，而非它的起源。国家的目的不同于家庭或家族的目的。亚里士多德说，城邦“单纯为了生活而产生，但为了善的生活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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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680 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国家是希腊城邦。他的大部分学说似乎指的是所有种类的国家，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在大部分情况下也的确适用于所有国家，但他本人关心的是雅典人在公元前6世纪晚期创立的国家，以及其他类似的希腊国家的成功运作。他宣称，人因自然天性的决定，必然会组成城邦，意思是城邦为人提供了合适的环境，使人得以发挥最大的潜力，充分过善的生活。表面上看来，此论似乎与他别的言论互相矛盾，因为他在别处（甚至就在《政治学》中）说过，最好的生活是哲学家那种沉思的生活。6但亚里士多德用两个可以服人的说法化解了他自己观点的相互矛盾，他的追随者很可能对这两个说法都进行了充分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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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682 首先，亚里士多德指出，愿意按哲学家的方式生活的人为数寥寥。如果一个人在品味和脾性上适合从事哲学研究，也许做哲学家会使他得到特别的满足；也许凡是哲学家对其他的生活方式都不感兴趣。然而，具有这种品味和脾性的人毕竟不多，大部分人会发现，城邦为他们提供了过最适合他们的生活的环境。这并非说他们是“低等”人。他们的生活也体现了勇敢、正义、忠贞、诚实、节制等美德。他们过的是最好的行动型生活（vita activa），不是最好的沉思型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沉思型生活也不一定优于行动型生活。其次，亚里士多德又指出，哲学家的事业有些奇特。他说，不需要城邦的人不是禽兽，就是神明。野兽没有语言和理性，所以不能组成政治社会；神明自己无所不能，因此不需要政治团体。7哲学家探索的是上帝[4]的思想，如果他成功了，他就会和神明一样悉具自足。因此，对他的生活成功与否的评判不能依常规而论。至于人除非如此渴望钻研哲学以致于身不由己，否则是否会心甘情愿做哲学家，这个问题十分深刻，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畴。然而，它再次表现出哲学寻求绝对真理与政治寻求人类共处的权宜之计（modus vivendi）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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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684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中用整卷的篇幅条分缕析，将这个观念的含意一一予以论述。既然城邦由村庄联合组成（亚里士多德参照的蓝本也许是雅典的村庄），而村庄又是由家庭组成，所以他首先分析了家庭的本质，主要着眼于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并时刻注意将这些不同领域中的权威与政治权威作出区分。在家庭内部，男性家长统治着妇女和孩子。亚里士多德没有说妇女不如男人，但他认为，妇女与其听从自己的理智，不如听从受过教育的男性。因此，妻子服从丈夫的管理于己有益；妇女若和男性公民一样参与公共生活反而于己有害。男人作为家长，在家中行使对妻子、孩子和奴隶的权力。他作为丈夫/父亲的权威并非依靠强力，亦非为他个人的狭隘利益服务。不过他对奴隶行使的却是货真价实的专制（despotic）权威；希腊文中despotis一词的意思就是“主人”。家长统治的目标是确保阖家兴旺。亚里士多德为后世留下的一个思想是：任何人类团体，它赖以维系的权威的范围及性质均由该团体的根本职能，亦即该团体的性质来决定。2000年后，洛克在1690年发表的《政府论·第二篇》中对政府权威的分析正是以这个思想为基础的。也许是因为洛克的影响，这一思想，连带它所代表的有限政府的理念和以目的为赋权标准的理念，都载入了美国宪法。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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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686 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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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688 权力依职能而定的理念也涵盖了最使读者困扰的主人对奴隶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假设，如果一个人（他概念中只有男人）要腾出时间参与社会的政治生活，就必须有奴隶来从事体面公民不屑为之的体力劳动。美国内战之前，南方捍卫奴隶制的人有时就以这个论点做根据，尽管他们更多地是援引《圣经》的启示，而不是哲学理论。有时他们干脆拿北方“自由劳动者”的辛苦当作论据。不过，亚里士多德当时没有这样的论据可以使用。亚里士多德冷酷地将奴隶说成是“有生命的工具”，是遵从主人的要求从事劳作的器具。大致来说，古希腊的奴隶比美国南方种植园和古罗马庄园的奴隶的境遇要好，但并非总是如此。通常，古希腊的战争中战败方的男女老幼一律成为奴隶，结果是许多奴隶受教育的程度比主人还高。家庭奴隶的处境经常还算过得去。柏拉图曾抱怨说，在雅典，奴隶和公民难以分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中也常有快乐而懒散的家奴。然而，在支撑着雅典经济的劳里厄姆银矿中劳动的奴隶却境遇凄惨，大量死于劳累过度和铅中毒。不过，雅典人在叙拉古打了败仗后遭到同样的待遇，雅典战俘被送到西西里的采石场做苦工。但他们既不抱怨自己遭到的虐待，也没有因此改善自己对奴隶的待遇。广泛的人道主义在古罗马和在古希腊一样不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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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690 把奴隶视为活的工具不是说主人对奴隶可以像对待一架犁或一把铁锹那样随意处置。它只是暗示，如果主人和奴隶的关系是自然本性所决定的，那么主人和奴隶的智力就应有所不同，奴隶的智力只够听从指示，需要在主人智力的指导下行动。要是主人和奴隶在外表上也有所不同就更好了。亚里士多德说，自然要求奴隶具备从事体力劳动的强壮体魄，但不美观，而主人的身材要美观矫健，但不必特别强壮。可惜的是，自然的这个要求经常达不到。9亚里士多德勉强承认，奴隶制主要由“习惯形成”，许多奴隶，可能甚至是多数奴隶，本来是不应该沦为奴隶的。但他不肯否认奴隶制。如果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政治要存在下去，就必须有奴隶制。如果搞得好，也许主人和奴隶之间甚至可以发展出某种友谊，因为主人是会为奴隶的福祉着想的。不出意外，亚里士多德在提出理想国家的构想时，建议了折中的办法。希腊人不奴役希腊人，只奴役非希腊人，因为非希腊人本性就适于做奴隶，而希腊人却不是。10亚里士多德对此提过便罢，未加阐述。这表明，他关于希腊民族优于周边所有民族的观点仅为随意的假设，与现代的种族主义不同；也表明，他无须长篇大论地为奴隶制辩护，因为直到启蒙运动之前，奴隶制在理智上一直为社会所接受，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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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692 亚里士多德关于奴隶制的观点的奇特之处在于他的立论自相矛盾，这在其他问题上鲜有出现；这种自相矛盾经常会使读者猜想，他可能其实是要拆奴隶制的台。说奴隶是有生命的工具，这意味着奴隶的主人只需以照料铁锹的注意力来照顾奴隶。人需要清洗并磨利铁锹，以便于用它挖土，但没有人想要和铁锹交朋友。承认主人和奴隶在很多情况下关系融洽就意味着奴隶仅为工具的论点站不住脚。这还不是唯一的矛盾。亚里士多德声称，对天性适于做奴隶的人来说，奴隶制是好事。然而，在讨论理想国家的时候，他又说，应当让奴隶有机会获得解放，虽然解放对那些只适合做奴隶的人并非好事。美国南北战争之前为奴隶制辩护的人则比较前后一致，他们坚称，奴隶获得自由后无法生存。如果自由对奴隶来说是好事，那么只有在正义战争中抓获的俘虏才应该当奴隶，算是对俘虏的惩罚，他们一旦得到解放就代表着惩罚的结束。在解释奴隶制时，亚里士多德遇到了解释丈夫对妻子权威的同样的困难。如果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赤裸裸的强力基础上的专制关系，那么地位高的一方就必须比地位低的一方更加理性。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不仅假设地位低的一方可能和地位高的一方同样理性，而且还包含着一层未明言的意思，即地位低的一方有足够的智力作为理性的人接受管理。如果奴隶和妇女在智力上与主人和丈夫不相上下，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基础就岌岌可危了。他为奴隶制的辩护反而引起了众多问题，使他应接不暇。亚里士多德说，如果犁铧有可能自己耕田的话，就不需要奴隶了。11此话也许表现了他内心深处对于奴隶制的一丝不安。当然，这不是说只要能用机器代替奴隶，所有人就都会放弃奴隶制。美国打了一场南北战争才迫使南方奴隶主放弃了奴隶制。在南方奴隶主看来，为了维护他们心目中的贵族生活方式，在经济效率上做些牺牲是值得的。这种思维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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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694 尽管亚里士多德在论证中遇到了种种困难，但他仍然坚持奴隶制的合理性；这可以从政治之本质的另一个方面找到解释。亚里士多德在第七卷中再次讨论政治的定义时提出，气候、文化和经济的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某些人可以从事政治活动。锡西厄人居住的地方寒冷贫瘠，谋生艰难，人们无暇举行公共辩论或从事政治交易。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人无法从事名副其实的政治。他们靠土里刨食，居无定所，他们的部落组织是无法维持政治生活的。另一方面，在气候太热的地方，人热得无精打采，当然也就没有精力进行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激烈辩论，所以只能受专制统治。比如，波斯人就没有政治自治权。他们是双重的非自治：第一，他们没有自治，由波斯国王的总督辖治；第二，总督治理的办法并不经过公共辩论和讨论，而是秘密决定的，不对人民说明。亚里士多德没有说波斯的君主制没有“政治”可言，但他把波斯做事的方式和希腊的方式作了效果鲜明的对比。不出所料，亚里士多德出于在两个极端中间寻找恰当的平衡点的习惯，认为希腊人得天独厚，无论是在天性上、气候上，还是经济上，都最适合政治生活。有自由却非无政府，有秩序但不是暴政，这一点希腊做到了，或者说可以做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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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696 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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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698 经济活动使政治生活得以蓬勃发展，但也可能对政治生活构成威胁。亚里士多德对什么样的生产与消费能最好地维持公民社会进行了讨论。可以想见，他努力在过分撙节、锱铢必较和唯利是图、大肆挥霍之间寻找中庸之道。斯巴达人念念不忘被他们奴役、受他们残暴压迫的希洛人构成的危险，也随时警惕不让公民被安逸生活所腐蚀。所以，他们尽量减少对外贸易，要求年轻人在公共食堂吃饭，通过共同生活来维持公共精神，防止他们追求舒适的私人生活。这个办法只能算部分奏效，斯巴达人一旦离开了他们城邦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纪律，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斯巴达的教育和穷兵黩武没能使公民真正把道德观念由衷接纳。斯巴达人把他们的城邦变成了训练营，训练出来的士兵可以随时为好的、坏的，或无关紧要的理由而战死，但他们没有尽忠尽责的思想。斯巴达人很容易收买，他们的文化修养也比不上不如他们善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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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00 亚里士多德的目标与柏拉图以及斯巴达人的目标一致：培养有公共精神的公民，避免让私人经济活动销蚀公共精神；但他希望通过温和的措施来达到这个目的。柏拉图钦佩斯巴达人对肉体舒适的轻蔑，亚里士多德则不以为然。更重要的是，他对柏拉图废除私人财产的偏执心存怀疑。他同意，公共宴会和节日庆祝这种“共同消费”能激发公共精神，但他不同意“共同生产”能提高效率。柏拉图认为，妻子、孩子及财产的共有能促使人们将通常对“我的家庭”和“我的财产”的感情转移到“我们”共同的家庭和财产上，亚里士多德对此大加嘲笑。他指出了一条真理，在今天有大片公共空间的国家中得到了强化；人们不认为属于所有人的东西真正属于每一个人，而是认为那东西不属于任何人，于是对它丝毫不加爱护。一个人只有为了自己的家人才会努力工作养家，只有对自己的农庄和庄稼才会精心照顾。亚里士多德提倡私人生产，共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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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02 更深层的思想是，有些工作本质上会对人性产生腐蚀败坏的影响，有些经济活动本身就是错误的。这方面的基本理念尽人皆知。人本能地知道自己衣食住行的需要。人需要足够的食物、饮水、住房和舒适，但不能过分，这是任何一个教养得宜的人都明白的道理。人的需要到底是什么，也许无法详细说明，但也没有必要说明。我们知道什么工作有损人格，即使无法确切地解释其中的原因。我们也都明白体面的人可以从事某些职业，却不能从事另外的某些职业，即使说不出为什么。现代经济学家不像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学者那样，致力于探究经济活动的“正当”目标。现代人也不像古希腊人一样，用正义的概念评判货物的定价。不过，现代人同样感到，有些物品的价格和有些人的收入太高或太低，这很不公平；也许说不清楚怎么不公平，但那种感觉十分强烈。工会一直致力于为工人争取公平合理的工资，这与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观点相去不远。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自然需求决定了相关经济活动的界限。人通过劳动来获取食物、饮水、衣服和住房；生产是为了消费。因此，货币会造成麻烦。古希腊历史上，官方造币出现得较晚，留存下来最早的钱币是公元前600年左右铸造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保守的道德家都不信任货币。货币的“价值”可以相当于与它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其他方面都没有任何关系的物品，这是“不自然的”。比如，我们看到一双鞋子价值或定价175美元，而这又是100个面包的价格或价值，就会猜想，一定有某种基本的东西决定了一双鞋子和100个面包具有同等价值。无论这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它都不是购买鞋子或面包时用的银币。因此，需要对货币本身的价值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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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04 自那以来，人们主要提出了两种合理的解释。一种解释的基本理念是，人使用的物品需要人力来制造、捕捉、挖掘或寻找。另一种解释则建立在人购买的物品反映了人的欲望这一事实之上。第一种解释根据生产者付出的努力来衡量价值；第二种解释则是根据购买者的欲望来衡量。这两种解释都不能普遍适用，尤其是二者只用其一的时候，不过二者相结合倒是比较有效。如果我制鞋的手艺非常糟糕，我制造鞋子时就会花很大力气；但是，我制成的鞋子在市场上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要买。如果我无意中发现了一颗钻石，就能卖很高的价钱，虽然我并没有花多少力气。这两种情况说明，任何物品的价格都是由供应的多寡相对于需求所决定的。人要活下去需要面包，只有吃饱了肚子，才会想要钻石。但面包容易大量生产，钻石却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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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06 在货物的市场价格的背后，存在着决定价格的真正的或自然的价值。亚里士多德开了这一思想的先河。他关于货币和高利贷的论述对后来的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他启发了中世纪对放债和高利贷的谴责。当然，他与这种谴责中反犹太人的内容没有关系。反犹是因为基督教禁止教徒放债收取利息，而犹太人被禁止参与大多数经济活动，于是犹太人操起了放债的行当，因而成为受人鄙视的对象。亚里士多德谴责的不是哄抬价格或过分提高利息的行为本身。他以他惯用的生物学比喻说明，对生活真正有用的物品是有机的，这些物品的生产及使用是生产与消费自然循环的一部分。货币如能促进这一循环，它就是有益的。货币本身不能生发，它是金属，不能像树木和植物那样产生后代。因此，以放高利贷为业不符合自然。靠放债收息为生的人是让没有繁殖能力的金属去繁殖。这种谋生方式是不自然的，应予以谴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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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08 有人可能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在批评暴发户。然而，他批评的不止是社会现象。大部分生产活动都有自然的循环。人先制造出物品，然后消费制成的物品。但赚钱却没有这样的起始和终了，没有自然的终点。银行业和赚钱的活动会侵蚀社会秩序，这是自有货币以来，诗人、剧作家和社会理论家的一贯论点。即使在今天，每当金融业者的过分行为威胁到所有其他人的财富时，这个论点都会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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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10 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最好由家境小康的人来治理，这种人的生计依靠农庄的生产，他们自己不从事农活或任何卑贱的劳动，以保持自己参与公共生活的恰当身份。鉴于亚里士多德有关经济活动的看法和对自给自足的赞美，他持此观点应在意料之中。公民应该是农夫和有一定家产的人，这些人应该有一定的余暇，但不能太过闲散。他们既然没有太多的时间在市民辩论会场“从政”，就必须依靠确立的规则来管理国事，换言之，依靠法治。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提出“法治而非人治的政府”理念的学者。他在这个语境里说到的“农夫”指的是小土地拥有者或租用者，通常有一两个奴隶帮助打理农庄。14在其他情况中，他所说的“农夫”指真正在田里干活的人，而在理想的国家中，这样的人是奴隶，有的是私人拥有的奴隶，有的属于国家。15亚里士多德将理家之道和创造全社会良好生活条件所需的政治艺术作了区分后，在第二卷中转而讨论理想的国家。不过，他在第一卷中为公民、政体秩序和避免停滞这些他最关心的问题打下了基础，让我们先来看他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然后再回来看理想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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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12 公民与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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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14 讨论完理想国家和建立乌托邦的实验后，亚里士多德谈起了使他的著作2500年来一直长盛不衰的那些题目——公民身份的本质、好宪制的特质、革命的原因、预防动乱的方法。这些题目之间的联系是：宪制把权力分配给公民；管理着获得及使用政治权力的规则是任何宪制的中心要素；政治社会的居民对政治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是否满意是决定政体是平安稳定还是冲突不断的关键。我们要寻求的是最不会激起不满的分配权利、义务和权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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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16 这就引起了公民作为社会成员的品质与其个人品质之间的联系的问题。比如，忠诚是个人的美德，也是团体成员的美德，但如果一个团体追求的是坏的目标，对团体的忠诚就不一定是美德了，因为对团体的忠诚会帮助团体实现其（坏）目标。犯罪学家说，事实上窃贼之间没有荣誉信用可言，但常言说盗亦有道，这反映了一个普遍的假设，即彼此间讲究道义的窃贼作起案来会更加有效。好人是否一定是好公民，这在后来的2000年间一直是引起激辩的问题。在从古代理想中汲取灵感的学者当中，马基雅维利坚称，忠心谋国者常常不得不犯奸作恶，为好人所不为，卢梭则担忧马基雅维利所言不虚，于是像柏拉图一样大力推崇组织简单、孤处一隅、非商业化的小共和国。这样的共和国与邻国老死不相往来，不会与别国有军事或其他方面的牵绊，因此使人不致为了爱国主义而牺牲人性和更广义的正义，而那种爱国主义其实就是个人和集体的自私。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未能消除这样的焦虑。谁都知道，近现代国家知道如何训练年轻人成为军人，却不知如何教会他们适应退伍后的平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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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18 亚里士多德关于公民必备品质的思想反映了富裕的雅典人对社会各阶级成员的看法，也表现了他对于经济利益影响政治行为的精明观察。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公民与现代世界的概念不同。根据现代世界的概念，有了公民身份就有权得到政府的保护，也有权行使制度赋予的政治权利。在大部分现代国家中，外国居留者若行为不端可以将其驱逐，公民则不会被驱逐。在古希腊城邦，身为公民的领导人遭到驱逐却是家常便饭。另一方面，瑞士妇女直到最近才获得投票权，但是她们是现代意义上的瑞士公民，因为她们持瑞士护照，也享受现代国家居民通常享受的法律权利。按亚里士多德的标准来看，她们是自由人，也就是说，她们不是奴隶，但也不是完全的公民。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身份的根本是政治上（不是经济上）平等的人有“统治别人也受别人统治”（ruling and being ruled in turn）的权利。他不注重某人是否是某个政体的成员，古希腊人一般来说都对此不予重视，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护照，也没有要求确认身份和资格的福利制度。这并非说政体成员的身份不重要。雅典人杀光米洛斯岛的男性居民，把他们的妻儿掳为奴隶的时候，是不是米洛斯社会的成员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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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20 亚里士多德关心的问题是：由哪些人轮流掌握统治权比较保险。他的中庸之道提供了最为恰当的办法。既然人既非野兽亦非神明，所以人的社会组织就必须适应介乎于神明那种超然稳固的自给自足和野兽那种无意识的自给自足之间的生活状态。政治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某种形式的平等（或不平等）。亚里士多德在谈及决定公民身份的宪制安排时，表达了人所熟悉的观点。如果一个人与所有其他人的差别如同上帝与人或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那么大，这个人就应该掌握绝对权威。16然而，没有人能与别人有这么大的差别。反之，如果穷人与富人、奴隶与自由人、男人与女人、成年人与小孩子、本地人与外国人之间没有分别，那么所有人就都可以成为他们所在城邦的公民。但是，这些人之间有重要的分别。公民身份所意味的平等就存在于这些极端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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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22 亚里士多德没有说，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法律的保护，所以所有的人就都应该得到（现代）公民应得的权利。在雅典，奴隶、外邦人和妇女的权利比公民的权利少得多，亚里士多德对此安之若素，尽管他自己在雅典也是外国居留者。事实上，他描述与他地位相同的人时，语气冷静得惊人：“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称他们为公民，正如将公民的称号给予不到登记年龄的孩子，或被免除了国家责任的老人。”17亚里士多德也没有说，所有人都具有共同的属性，因此，无论出生于哪个国家的人都有权得到公民身份。后来的斯多葛派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自由民主理论中得到普遍接受，但亚里士多德另有看法。他认为，有的人适合做公民，有的人不适合，此乃天经地义；教育得当、经济独立、本地出生的自由人是最好的公民人选。大自然注定女子从夫，所以女人做公民是违反自然。从事不用脑筋的重复性体力劳动的男人不适合就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亚里士多德不像后来反对给妇女投票权的人那样，认为因为妇女不像男人需要从军，所以不能享受和男人同等的政治地位；他也并不认为，无论个人的智力和职业如何，政府若是犯了错，所有的人都会受害，只凭这一条就应该给所有的人在政府事务中的发言权。亚里士多德使用的检验法是看一个人是否有天然的“自主”能力。在家里不自治的人不可以成为自治的政治团体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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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24 没有雅典人会相信有哪个希腊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哪怕是为了自我保护，他们也需要密切关注掌权者的行为。他们非常明白2500年后托洛茨基的话：“你说你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政治对你感兴趣。”如今英国或美国“公民”对政治的冷漠和对从政者以及政治机构的无知是古雅典人所无法理解的。在古雅典那种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小社会中，也很难做到不关心政治。城邦内部的政治经常是阶级间的斗争。上层阶级试图为公民资格设立重重限制，以保护自己的财富和地位，较低层的阶级则争取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以图自保。雅典民主形成之前，曾有过一段长时期的斗争，最后才使得非富非贵的人也获得了参政和担任公职的权利。雅典的民主确立后，斗争仍未停止；普通平民试图扩大对政治进程的参与，支持寡头执政的人则试图削减对手争取到的成果。这样的斗争有时残酷异常，到了任何政治制度都难以遏制的程度。雅典和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战争引发了别处的内战，全希腊多处沦为修罗场；修昔底德对这段历史的叙述清楚地表明，彼此对抗的穷人和富人不惜借用外援来解决地方问题，用极为暴烈的方式报复对方。18三十僭主在他们短命的统治期间犯下臭名昭著的暴行，他们自己也是被暴力推翻的。残酷的暴行在希腊可谓司空见惯。在希腊的政治生活中，极端的行为方式由来已久，因此，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温和的反复强调就更加令人服膺。不出意料，他希望温和的人做公民，也希望建立制度化的机制来缓解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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