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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政治学》的最后两卷还是很有意思，因为它们揭示了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完美国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把一个核心的政治问题弄颠倒了。他不研究“鉴于人性的脆弱和缺陷，领导人应如何维护秩序、追求共同的善？”，转而寻求解答另一个问题：“领导人如何确保公民的性格正直而又随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城镇规划者心中的理想国家。理想的城邦公民人数不得超过10000人，以便使所有公民都彼此相识。亚里士多德以此提出了他的著名观点，国家不可太小，也不可太大。他以船为例，说一艘船不能只有5尺长，但也不能长达200米。他觉得，有了这个例子，道理即不言自明。其实他举的这个例子不免孟浪。读者会问，超级油轮算不算船？中国算不算国家？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国家的基础是农业经济，在田里干活的是奴隶，公民在集体食堂吃饭。关于集体食堂的地点，特别是城邦官员出资建立的集体食堂应设在何处，亚里士多德描述得惊人地详尽，这说明他和柏拉图一样，都深受斯巴达制度的影响，可能也反映了他与负责组织节日庆祝活动的莱克格斯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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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这一方案提醒我们，虽然亚里士多德强调存在着多种合法利益，需要通过政治来调和，但那种利益的多元性并非现代自由政体中社会、道德和宗教多元主义的前身。虽然亚里士多德承认，社会成员对他们各自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所占收益和负担的公正份额持有强烈的关切，但他不承认，他们对正义的性质或善之生活的性质也正当地持有各不相同且不可调和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看问题的角度是专制的角度，其表现之一，他对隐私权这类概念丝毫不感兴趣。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国家管理公民的性生活和家庭生活是天经地义。他为男女生孩子的年龄定下了严格的规则，还规定，女人怀孕若是不利于国家的人口政策，或胎儿不健康，就必须强制堕胎。他建议，堕胎应赶在胎儿有生命和感觉之前，他将其定为有胎动之前。这个观点引起了历史上旷日持久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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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由社会、政治自由和自由人的观念对今人来说并不完全陌生，但又与今人的观念有所不同。这一点生动地表现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结尾处关于教育的零散评论中。他也许是第一位提出开明教育理论的思想家。他阐述了开明教育的价值，这种教育致力于让学生学习本身值得掌握的知识，把年轻人培养成绅士。至今，开明教育始终被定义为培养绅士的教育。19世纪中期，纽曼红衣主教在《大学的理念》中宣布，大学的目的是培养“绅士”。与其相反，比纽曼早一个半世纪的洛克更加注重实用教育和职业教育。洛克的理论风行一时，正是因为它颠覆了之前流行的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但这里的“开明”（liberal）与政治自由主义毫无关系。它的意思是“非用于谋生的”或“适合思想自由的”，它的社会涵义是理直气壮的贵族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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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有一条建议会使现代人感到奇怪，他建议出身高贵的年轻人要学会一种乐器，但不要精通到被误以为是职业音乐家。这不是单纯的势利，也不是劝告出身好人家的小提琴手要务必确保自己不致于被错认是梅纽因或海菲茨[6]。那时，职业音乐家表演的场所都是些声名狼藉之地，召妓侑兴的派对也雇用职业音乐家。不像今天，男人聚会若是雇脱衣舞女，恐怕就不会雇弦乐四重奏小乐队。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热心于维护社会等级，注重“灵魂高尚”之人的社会地位。这提醒我们，即使是受他青睐、有众多体面稳重的中间阶级成员参政的共和政制，亚里士多德仍然渴望由真正的、也即自然的贵族来统治。2500年后的今天，这种观念仍余音不绝。可幸的是，如今很少人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对被排除在他的世界之外的人——包括妇女、普通劳动者、外国人和奴隶——漠不关心。不过，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许多世纪中，仍然看不到多少对普通人的生命和幸福的关心，西塞罗的著作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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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希腊散文家、传记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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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并非前文提到的斯巴达的莱克格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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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希腊雄辩家、教育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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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亚里士多德不可能论及基督教的“上帝”概念，这里是作者对亚氏思想的全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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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乌干达前总统，据说他非常残暴，嗜吃人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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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二者均为小提琴大师。——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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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170332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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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第四章 罗马人之卓见：波利比奥斯与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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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比奥斯与西塞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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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的两位人物的主要身份都不是哲学家。西塞罗是政治家，尽管他在哲学上的造诣比他自认的高，作为政治家的成就却不如他想象的大。波利比奥斯是军人、外交官，还是继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之后第三位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他在政治史和军事史方面的继承人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和李维。波利比奥斯的《罗马帝国的崛起》只有部分内容流传至今，但他在书中对罗马人政治和军事上的丰功伟绩的解释，帮助西塞罗以及后来的学者了解了罗马的共和政制——“混合型”共和政制——以及它可能遇到的危险。因为现代共和政制的灵感主要来自罗马共和国而不是希腊民主，所以我们自己也是该书的受益者。波利比奥斯出生于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阿哈伊亚的一个希腊贵族家庭，受过极好的教育，自年轻时起就积极参与家乡的军事和政治生活。他出生的时间是公元前2世纪初，大约是公元前200年和190年之间。那时，罗马挟其赫赫军威，已经把马其顿王国变成了属从，先后有好几位马其顿国王曾试图恢复国家独立，均未成功。到公元前168年，最后一次马其顿战争结束的时候，波利比奥斯和许多阿哈伊亚上层阶级的成员一起被带到意大利接受审讯，并被扣为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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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比奥斯在外流亡了18年，其间幸运地结识了小西庇阿[1]；他因担任小西庇阿的导师和他相识，两人遂结为终生挚友。小西庇阿的父亲是将军，率领罗马军队在决定性的彼得那会战中打败了马其顿，小西庇阿自己也参加了彼得那会战。他义父的父亲是击败了汉尼拔[2]的大西庇阿，而小西庇阿亲自于公元前146年最终消灭了迦太基。波利比奥斯的《罗马帝国的崛起》就写到这里为止。西塞罗的《论共和国》把小西庇阿作为中心角色，但书中对他的叙述是虚构的。在共和国各机构衰朽老化，毁于内战之前，罗马共和主义曾有过一段最后的辉煌；西塞罗在书中借小西庇阿之口阐述了那段时期的共和主义价值观。波利比奥斯的流亡岁月在罗马度过，他在那里当过小西庇阿的秘书，因此对罗马共和国的运作了如指掌。公元前150年，他获准回家，但仍与小西庇阿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第三次布匿战争期间，他随侍在小西庇阿身旁，亲眼目睹了迦太基的毁灭。后来，希腊人不自量力，又一次发动叛乱，但和所有叛乱一样，被罗马轻易镇压。叛乱失败后，波利比奥斯担起了和罗马人打交道的任务，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祖国的利益。希腊人感念他的功劳，他去世后在各地为他树立了很多雕像。迦太基遭罗马人洗劫、纵火、夷为平地的悲惨命运证明了波利比奥斯的调停弥足珍贵。他生命最后几年的情况不详，据说他是公元前118年于82岁高龄时坠马身亡的。这个传说证明，波利比奥斯的秉性更接近军人和政治家，而非沉思默想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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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比波利比奥斯晚生90年。他于公元前106年出生在离罗马不远的阿尔皮诺城，家里是富裕的外省贵族，但不是元老阶级，不属于统治精英。他家属于骑士阶级（equites），居于这种社会地位人养得起马，也担负得起从军所需的其他武器装备的开销——如同后来中世纪的骑士。到西塞罗出生时，骑士阶级成了家境富裕的人的统称。元老院成员只限于担任过高级司法和行政职务的人。因为元老院的成员从事经济活动要受限制，所以家境小康却非大富的人一般不太愿意谋求公职。可是，西塞罗的父亲望子成龙，于是送西塞罗去罗马学习如何在那个陌生的世界里寻找并把握进身之阶。西塞罗在罗马是“新人”（homo novus），也是他家中第一个有志担任公职的人。他16岁当兵，参加了公元前90年罗马和它昔日的意大利盟友（socios）之间的“同盟者战争”，但他的志向一直是在法律界和政治界出人头地。他向罗马、雅典和罗得岛最好的演说家学习雄辩术，还拜见过一些著名哲学家，包括斯多葛派耆宿狄奥多托斯。西塞罗后来将狄奥多托斯接到家中供养，保证他老年生活无忧。西塞罗对哲学的热爱和他在哲学方面的才能无可置疑，但他注重的是如何通过学习哲学来成为伟大的雄辩家。公元前79至77年间，他在雅典学习雄辩术的时候接触到了逍遥派和学园派这两个相互竞争的哲学学派，学会了反驳两者任何一方论点的本领。他因此认为，在真理尚未确定的情况中，应当为看似最有说服力的理念辩护。难怪批评他的人说他不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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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注重名声，自视甚高。他野心极大，自认可以成为罗马共和国的救星。他的文笔非常漂亮，在私人生活中对朋友慷慨大度，对子女慈爱有加，尽管在公共生活中无时无刻不想方设法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从政初期如彗星般迅速蹿红。公元前75年，他担任财务官，公元前66年升任司法官，公元前63年又升为执政官，每一次任职都是在规则许可的最低年龄。西塞罗成为检察官时，罗马已经打过两次内战，还经历了公元前82年的流血，那次流血事件是因为屡建战功的军队统帅科尼利厄斯·卢修斯·苏拉实行独裁而造成的。独裁官这个职位在一个多世纪前打败了汉尼拔后被废，在苏拉手里重新得到恢复。苏拉实行的独裁形式预示了后来奥古斯都皇帝的统治。过去，独裁官任期一次只限六个月。公元前82年，苏拉自立为独裁官，却宣布没有任期限制。不过，他推行了几项短命的政制改革后，出乎意料地自动引退。他推行的那些改革效果不彰，反而是他带兵攻打本应受军队保护的城市，创下的恶劣先例流毒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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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做财务官时，任所在西西里；他审慎管理行省的财政，获得了人民的尊敬。后来，他以勒索罪对总督韦雷斯提出起诉，更是声名大振。西塞罗成功了（韦雷斯被西塞罗的起诉吓坏了，案子还没判决，就流亡国外），但他的政敌却说他接受了贿赂，减少了对韦雷斯的罚款额；立功而受诬这类情况在西塞罗的从政生涯中屡见不鲜。其实，西塞罗对韦雷斯的起诉能够成功已经是破天荒，因为这类审判的陪审团由元老院议员组成，他们通常都会宣判属于他们自己阶级的人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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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骑士阶级家庭好几代才能出一个财务官以上的官员，但西塞罗40岁就当上了负责财务法院的司法官，43岁又高升为执政官。他担任执政官时，发生了喀提林及其同伙图谋叛乱的事件。喀提林是一员猛将，但在政治、金钱和性生活上贪得无厌，虽然关于他的大部分故事都是坊间谣传。他曾经因强奸维斯太贞女而受到审判，那是最令人发指的犯罪，因为维斯太贞女负有在灶神维斯太神庙中保持圣火的责任，宣誓终身守贞。那次他被宣判无罪，他的敌人说那是因为他行了贿。喀提林不仅计划要抢班夺权，做独裁者，而且夸口说，一些反对他的元老院议员和官员遭到谋杀是他一手策划的。在西塞罗的运作下，元老院给喀提林定了罪，喀提林随即逃出罗马，兴兵造反。西塞罗趁喀提林不在，劝说元老院同意，对参与喀提林谋反的人抓到后格杀勿论。这是公然而且双重地违反法律：元老院无权审判死刑案，而且此举等于不经合法程序即定罪处决。然而，在当时内战一触即发之际，此乃不得不为。如西塞罗所说，在武装冲突当中，法律是没有发言权的（inter armas silent leges）。西塞罗被支持者赞颂为共和国的救星，他自己终其一生也不断在演讲和撰著中提醒人们不要忘了他的功劳；塞涅卡讽刺他说，“语出有因，却无尽头（non sine causa, sed sine fine）。”1喀提林逃走，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为了组织军队反击共和国。他也许是个彻头彻尾的坏蛋，但也是个非常勇敢的人。他的叛军和西塞罗带领的军队短兵相接后，他奋勇作战，直至战死，他倒下的地方深入敌阵，周围躺满了敌人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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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populares）哀悼喀提林的死亡；他们是罗马穷人的领袖，而穷人都支持喀提林，因为他提议免除穷人的债务。西塞罗所属的贵族派（optimates）则捍卫上层阶级的利益，反对任何减债免债的措施，或任何有财产平等化含义的行动。西塞罗不是极端反动派，但他是保守派，认为罗马的麻烦始自格拉古兄弟（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为帮助穷人所实行的土地改革。西塞罗对暗杀格拉古兄弟的人大加赞扬，但他在任何著作中都未曾表现出他真正明白罗马共和国垮台的社会和经济原因。他是道德主义者，认为领导人和公民的个人品质就是一切；他不是社会学家，不关心政治稳定所需的经济和文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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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院并不一致支持西塞罗，他一卸任执政官，反对他的人就联起手来。恺撒、庞培和克拉苏在公元前60年组成三头同盟时，西塞罗拒绝成为这个小团体中的第四个成员；于是他们转而寻求民主派的支持，西塞罗则和贵族派的领导人小加图结为同盟。公元前58年，西塞罗被保民官克洛狄乌斯流放，财产被没收，但几乎立即就被庞培召回，财产也得到了归还。他对三头同盟没有用处。在罗马做领导人需要掌握兵权，还要能集合城里的暴民威胁元老院和主要的政治人物。西塞罗的演说口才派不上用场，他的政治触角也不太敏锐。他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总是支持失败的一方。他是庞培的门生，在公元前50年代晚期的内战中支持庞培，反对尤利乌斯·恺撒。公元前48年，庞培战败。公元前46年，西塞罗获得了恺撒的宽恕。自己也写得一手好文章的恺撒非常欣赏西塞罗的文才，西塞罗却不肯与恺撒和解。他没有参与公元前44年刺杀恺撒的阴谋，因为策划者知道他守不住秘密，喜欢多嘴多舌，一定会把阴谋泄露出去，但他赞成刺杀恺撒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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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恺撒本意是要拯救共和国免于一人独裁，实际的结果却是毁了共和国，引发了一系列的内战。直到恺撒的义子兼继承人屋大维在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角战役中击败马克·安东尼，内战才告结束。马克·安东尼是恺撒的支持者中最出名的一位，曾辅佐恺撒长达20年之久；被恺撒任命为继承人的屋大维还是个孩子，恺撒遇刺身死时他才18岁。内战的结束也意味着安东尼与屋大维之间斗争的结束。至于参与暗杀恺撒的那些人，他们低估了罗马穷人对恺撒的爱戴，在恺撒葬礼上的群情激愤中几乎当场丧命。不久后，西塞罗也被杀死。西塞罗将马克·安东尼视为对恢复共和国这项事业的最大威胁，在元老院中作了一连串反对安东尼的激烈演说。他的《反腓力辞》是以狄摩西尼反对马其顿腓力国王的演说为样板的；那篇演说也是他遭到杀害的部分原因。公元前43年，马克·安东尼和屋大维曾有过一段短暂的结盟期，两人同意互不干涉，各自对自己的敌人下狠手。他们想得有道理：正是因为恺撒在打赢内战后对敌人宽大，才使敌人有机会密谋策划反对他，最后甚至杀害了他。他们决不会重蹈恺撒的覆辙。两人也都想没收富人的财产，用来奖赏自己的支持者。杀戒一开，血流成河；据说有300名元老院成员和2000名骑士阶级的成员死于非命。对西塞罗，安东尼采用的手法异乎寻常地残暴。他将西塞罗的头和双手砍下来，钉在元老院的讲台上，用以震慑敢于发言反对专制统治的人。西塞罗则显示了视死如归的勇气。他在乘车逃跑途中被敌人追上后，拉开车厢的帘子，探出头来，伸长脖子，命前来杀他的人赶快下手。西塞罗的生与死表明，他对罗马政治痴迷到欲罢不能的地步。他写过描写乡间隐居乐趣的优美文章，但心中真正渴望的却是元老院和法庭的喧嚣与躁乱。2他的政治理论经过了深思熟虑，但远非公平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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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的政治，而非哲学家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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