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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00 亚里士多德的目标与柏拉图以及斯巴达人的目标一致：培养有公共精神的公民，避免让私人经济活动销蚀公共精神；但他希望通过温和的措施来达到这个目的。柏拉图钦佩斯巴达人对肉体舒适的轻蔑，亚里士多德则不以为然。更重要的是，他对柏拉图废除私人财产的偏执心存怀疑。他同意，公共宴会和节日庆祝这种“共同消费”能激发公共精神，但他不同意“共同生产”能提高效率。柏拉图认为，妻子、孩子及财产的共有能促使人们将通常对“我的家庭”和“我的财产”的感情转移到“我们”共同的家庭和财产上，亚里士多德对此大加嘲笑。他指出了一条真理，在今天有大片公共空间的国家中得到了强化；人们不认为属于所有人的东西真正属于每一个人，而是认为那东西不属于任何人，于是对它丝毫不加爱护。一个人只有为了自己的家人才会努力工作养家，只有对自己的农庄和庄稼才会精心照顾。亚里士多德提倡私人生产，共同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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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02 更深层的思想是，有些工作本质上会对人性产生腐蚀败坏的影响，有些经济活动本身就是错误的。这方面的基本理念尽人皆知。人本能地知道自己衣食住行的需要。人需要足够的食物、饮水、住房和舒适，但不能过分，这是任何一个教养得宜的人都明白的道理。人的需要到底是什么，也许无法详细说明，但也没有必要说明。我们知道什么工作有损人格，即使无法确切地解释其中的原因。我们也都明白体面的人可以从事某些职业，却不能从事另外的某些职业，即使说不出为什么。现代经济学家不像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学者那样，致力于探究经济活动的“正当”目标。现代人也不像古希腊人一样，用正义的概念评判货物的定价。不过，现代人同样感到，有些物品的价格和有些人的收入太高或太低，这很不公平；也许说不清楚怎么不公平，但那种感觉十分强烈。工会一直致力于为工人争取公平合理的工资，这与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观点相去不远。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自然需求决定了相关经济活动的界限。人通过劳动来获取食物、饮水、衣服和住房；生产是为了消费。因此，货币会造成麻烦。古希腊历史上，官方造币出现得较晚，留存下来最早的钱币是公元前600年左右铸造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保守的道德家都不信任货币。货币的“价值”可以相当于与它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其他方面都没有任何关系的物品，这是“不自然的”。比如，我们看到一双鞋子价值或定价175美元，而这又是100个面包的价格或价值，就会猜想，一定有某种基本的东西决定了一双鞋子和100个面包具有同等价值。无论这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它都不是购买鞋子或面包时用的银币。因此，需要对货币本身的价值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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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04 自那以来，人们主要提出了两种合理的解释。一种解释的基本理念是，人使用的物品需要人力来制造、捕捉、挖掘或寻找。另一种解释则建立在人购买的物品反映了人的欲望这一事实之上。第一种解释根据生产者付出的努力来衡量价值；第二种解释则是根据购买者的欲望来衡量。这两种解释都不能普遍适用，尤其是二者只用其一的时候，不过二者相结合倒是比较有效。如果我制鞋的手艺非常糟糕，我制造鞋子时就会花很大力气；但是，我制成的鞋子在市场上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要买。如果我无意中发现了一颗钻石，就能卖很高的价钱，虽然我并没有花多少力气。这两种情况说明，任何物品的价格都是由供应的多寡相对于需求所决定的。人要活下去需要面包，只有吃饱了肚子，才会想要钻石。但面包容易大量生产，钻石却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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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06 在货物的市场价格的背后，存在着决定价格的真正的或自然的价值。亚里士多德开了这一思想的先河。他关于货币和高利贷的论述对后来的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他启发了中世纪对放债和高利贷的谴责。当然，他与这种谴责中反犹太人的内容没有关系。反犹是因为基督教禁止教徒放债收取利息，而犹太人被禁止参与大多数经济活动，于是犹太人操起了放债的行当，因而成为受人鄙视的对象。亚里士多德谴责的不是哄抬价格或过分提高利息的行为本身。他以他惯用的生物学比喻说明，对生活真正有用的物品是有机的，这些物品的生产及使用是生产与消费自然循环的一部分。货币如能促进这一循环，它就是有益的。货币本身不能生发，它是金属，不能像树木和植物那样产生后代。因此，以放高利贷为业不符合自然。靠放债收息为生的人是让没有繁殖能力的金属去繁殖。这种谋生方式是不自然的，应予以谴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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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08 有人可能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在批评暴发户。然而，他批评的不止是社会现象。大部分生产活动都有自然的循环。人先制造出物品，然后消费制成的物品。但赚钱却没有这样的起始和终了，没有自然的终点。银行业和赚钱的活动会侵蚀社会秩序，这是自有货币以来，诗人、剧作家和社会理论家的一贯论点。即使在今天，每当金融业者的过分行为威胁到所有其他人的财富时，这个论点都会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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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10 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最好由家境小康的人来治理，这种人的生计依靠农庄的生产，他们自己不从事农活或任何卑贱的劳动，以保持自己参与公共生活的恰当身份。鉴于亚里士多德有关经济活动的看法和对自给自足的赞美，他持此观点应在意料之中。公民应该是农夫和有一定家产的人，这些人应该有一定的余暇，但不能太过闲散。他们既然没有太多的时间在市民辩论会场“从政”，就必须依靠确立的规则来管理国事，换言之，依靠法治。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提出“法治而非人治的政府”理念的学者。他在这个语境里说到的“农夫”指的是小土地拥有者或租用者，通常有一两个奴隶帮助打理农庄。14在其他情况中，他所说的“农夫”指真正在田里干活的人，而在理想的国家中，这样的人是奴隶，有的是私人拥有的奴隶，有的属于国家。15亚里士多德将理家之道和创造全社会良好生活条件所需的政治艺术作了区分后，在第二卷中转而讨论理想的国家。不过，他在第一卷中为公民、政体秩序和避免停滞这些他最关心的问题打下了基础，让我们先来看他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然后再回来看理想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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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12 公民与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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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14 讨论完理想国家和建立乌托邦的实验后，亚里士多德谈起了使他的著作2500年来一直长盛不衰的那些题目——公民身份的本质、好宪制的特质、革命的原因、预防动乱的方法。这些题目之间的联系是：宪制把权力分配给公民；管理着获得及使用政治权力的规则是任何宪制的中心要素；政治社会的居民对政治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是否满意是决定政体是平安稳定还是冲突不断的关键。我们要寻求的是最不会激起不满的分配权利、义务和权力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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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16 这就引起了公民作为社会成员的品质与其个人品质之间的联系的问题。比如，忠诚是个人的美德，也是团体成员的美德，但如果一个团体追求的是坏的目标，对团体的忠诚就不一定是美德了，因为对团体的忠诚会帮助团体实现其（坏）目标。犯罪学家说，事实上窃贼之间没有荣誉信用可言，但常言说盗亦有道，这反映了一个普遍的假设，即彼此间讲究道义的窃贼作起案来会更加有效。好人是否一定是好公民，这在后来的2000年间一直是引起激辩的问题。在从古代理想中汲取灵感的学者当中，马基雅维利坚称，忠心谋国者常常不得不犯奸作恶，为好人所不为，卢梭则担忧马基雅维利所言不虚，于是像柏拉图一样大力推崇组织简单、孤处一隅、非商业化的小共和国。这样的共和国与邻国老死不相往来，不会与别国有军事或其他方面的牵绊，因此使人不致为了爱国主义而牺牲人性和更广义的正义，而那种爱国主义其实就是个人和集体的自私。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未能消除这样的焦虑。谁都知道，近现代国家知道如何训练年轻人成为军人，却不知如何教会他们适应退伍后的平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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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18 亚里士多德关于公民必备品质的思想反映了富裕的雅典人对社会各阶级成员的看法，也表现了他对于经济利益影响政治行为的精明观察。亚里士多德心目中的公民与现代世界的概念不同。根据现代世界的概念，有了公民身份就有权得到政府的保护，也有权行使制度赋予的政治权利。在大部分现代国家中，外国居留者若行为不端可以将其驱逐，公民则不会被驱逐。在古希腊城邦，身为公民的领导人遭到驱逐却是家常便饭。另一方面，瑞士妇女直到最近才获得投票权，但是她们是现代意义上的瑞士公民，因为她们持瑞士护照，也享受现代国家居民通常享受的法律权利。按亚里士多德的标准来看，她们是自由人，也就是说，她们不是奴隶，但也不是完全的公民。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身份的根本是政治上（不是经济上）平等的人有“统治别人也受别人统治”（ruling and being ruled in turn）的权利。他不注重某人是否是某个政体的成员，古希腊人一般来说都对此不予重视，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护照，也没有要求确认身份和资格的福利制度。这并非说政体成员的身份不重要。雅典人杀光米洛斯岛的男性居民，把他们的妻儿掳为奴隶的时候，是不是米洛斯社会的成员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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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20 亚里士多德关心的问题是：由哪些人轮流掌握统治权比较保险。他的中庸之道提供了最为恰当的办法。既然人既非野兽亦非神明，所以人的社会组织就必须适应介乎于神明那种超然稳固的自给自足和野兽那种无意识的自给自足之间的生活状态。政治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某种形式的平等（或不平等）。亚里士多德在谈及决定公民身份的宪制安排时，表达了人所熟悉的观点。如果一个人与所有其他人的差别如同上帝与人或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那么大，这个人就应该掌握绝对权威。16然而，没有人能与别人有这么大的差别。反之，如果穷人与富人、奴隶与自由人、男人与女人、成年人与小孩子、本地人与外国人之间没有分别，那么所有人就都可以成为他们所在城邦的公民。但是，这些人之间有重要的分别。公民身份所意味的平等就存在于这些极端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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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22 亚里士多德没有说，因为每个人都需要法律的保护，所以所有的人就都应该得到（现代）公民应得的权利。在雅典，奴隶、外邦人和妇女的权利比公民的权利少得多，亚里士多德对此安之若素，尽管他自己在雅典也是外国居留者。事实上，他描述与他地位相同的人时，语气冷静得惊人：“只是在有限的意义上称他们为公民，正如将公民的称号给予不到登记年龄的孩子，或被免除了国家责任的老人。”17亚里士多德也没有说，所有人都具有共同的属性，因此，无论出生于哪个国家的人都有权得到公民身份。后来的斯多葛派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自由民主理论中得到普遍接受，但亚里士多德另有看法。他认为，有的人适合做公民，有的人不适合，此乃天经地义；教育得当、经济独立、本地出生的自由人是最好的公民人选。大自然注定女子从夫，所以女人做公民是违反自然。从事不用脑筋的重复性体力劳动的男人不适合就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亚里士多德不像后来反对给妇女投票权的人那样，认为因为妇女不像男人需要从军，所以不能享受和男人同等的政治地位；他也并不认为，无论个人的智力和职业如何，政府若是犯了错，所有的人都会受害，只凭这一条就应该给所有的人在政府事务中的发言权。亚里士多德使用的检验法是看一个人是否有天然的“自主”能力。在家里不自治的人不可以成为自治的政治团体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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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24 没有雅典人会相信有哪个希腊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哪怕是为了自我保护，他们也需要密切关注掌权者的行为。他们非常明白2500年后托洛茨基的话：“你说你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政治对你感兴趣。”如今英国或美国“公民”对政治的冷漠和对从政者以及政治机构的无知是古雅典人所无法理解的。在古雅典那种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小社会中，也很难做到不关心政治。城邦内部的政治经常是阶级间的斗争。上层阶级试图为公民资格设立重重限制，以保护自己的财富和地位，较低层的阶级则争取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以图自保。雅典民主形成之前，曾有过一段长时期的斗争，最后才使得非富非贵的人也获得了参政和担任公职的权利。雅典的民主确立后，斗争仍未停止；普通平民试图扩大对政治进程的参与，支持寡头执政的人则试图削减对手争取到的成果。这样的斗争有时残酷异常，到了任何政治制度都难以遏制的程度。雅典和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战争引发了别处的内战，全希腊多处沦为修罗场；修昔底德对这段历史的叙述清楚地表明，彼此对抗的穷人和富人不惜借用外援来解决地方问题，用极为暴烈的方式报复对方。18三十僭主在他们短命的统治期间犯下臭名昭著的暴行，他们自己也是被暴力推翻的。残酷的暴行在希腊可谓司空见惯。在希腊的政治生活中，极端的行为方式由来已久，因此，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温和的反复强调就更加令人服膺。不出意料，他希望温和的人做公民，也希望建立制度化的机制来缓解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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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26 与谁能做公民这个问题相对应的问题是，什么是最佳的宪制形式？亚里士多德概念中的宪法在本质上与现代的理解非常相似。它是由城邦通过的一套规则，确定各个机构的职能，也规定谁有权参与政治决策、影响到城邦的决定该如何做出。按照柏拉图的推理，如果“最好的”人能够掌权，对他们唯命是从就符合自身的利益。如果只有一个“最好的”人，他就应该是权力无限的独裁者（panbasileus）。既然按照定义，这样的独裁者只会做最好的事，所以就没有理由对他进行任何限制。亚里士多德也遇到了按柏拉图这个思路进行推理的诱惑，但他顶住了诱惑；他说，更可信的情形是，“最好的”人是一群人，他们就是理想的贵族。亚里士多德说，自然想要“最好的”人成为世袭的统治精英，自然也会确保适当的品质代代相传。这个观点使人迷惑不解；问题是，如同雅典和其他地方的历史所证明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天才靠基因遗传非常靠不住。亚里士多德并不纠缠“正直的父亲为什么会生出邪恶的儿子”这个一直使柏拉图困惑不已的谜题，但他注意到，饲养人在繁殖动物的过程中成功地保证了好的特征得到遗传，但人的好品质却没有类似的遗传性。应该承认，亚里士多德也注意到，贵族掌握统治权“是自然决定的”，这主要是上层阶级自说自话，贵族以外阶层的人并不太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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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28 其实，亚里士多德离解决他的这些焦虑只剩一步之遥。他确立了正确的前提，即政治统治的才能只有少数人具备，所以政治的本质上是“贵族式的”；政治才能的遗传并不可靠，所以世袭贵族制有缺陷。许多人自己没有政治才能，但看得出谁具备这样的才能，可以推选出非世袭的统治贵族。这就是近代出现的代议制政府。前提已经有了：亚里士多德坚信，穿鞋的人也许不会做鞋，但他知道鞋子的哪个地方夹脚；他还特意不惜笔墨地指出，在许多情况中，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亚里士多德生活在近代代议制政府发明的2000年前，而代议制政府的实质就是让民主国家的公民自己选择统治者。当这种制度按照预期运作良好的时候，它产生的就是“选出的贵族”（elective aristocracy），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需要的那种多数人的常识与少数人的才能的结合。詹姆斯·麦迪逊和詹姆斯·穆勒这两位各自生活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相差20年的作者都认为，代议制是近代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有了它，才有可能建立大规模的民主（democratic），或更确切地说是建立大规模上的平民（popular）政府。然而，亚里士多德没有建议这样的政府形式，这个事实非常说明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彼此不认识，这样的国家根本不能算作国家，所以国家的规模决不可太大。如果一国只有几千个公民，就不需要代议制；像雅典那样，公民选举只是为了选择官员。亚里士多德对公民总体的合理规模的讨论显示，他觉得雅典还是太大了。近代历史上，代议制民主这个思想出现的过程相当曲折。代表性机构存在了几个世纪后，才被视为实现某种民主——即“代议制民主”——的方法。卢梭提出，选出的贵族在一切政府形式中是为最佳，但他对作为选出贵族近代基础的代议制却予以谴责。几年后，麦迪逊才清楚地阐明了关于代议制民主的近代观点，杰斐逊区分“纯粹的”和“代表性”民主形式的时候，也就此作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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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30 亚里士多德对政体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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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32 原则上，贵族制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在贵族制中，最好的人掌握统治权，因为他们有最高级的判断力、勇敢、公平正义和温和节制。他们显示出优秀的公民品质，由他们掌权的政体也将达到优秀的水平。在真正的贵族制中，少数出类拔萃的人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统治国家。然而，经验表明，贵族制有个令人遗憾的趋势，经常会退化为寡头统治，不再坚持公共精神，而是奉行阶级的优越感，温和节制也让位于对其他社会阶级的压迫。要知道亚里士多德如何解决这方面的困难，必须来看他最为著名的理论，即按照参政人数和政府的善与恶来区分的六种政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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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34 三种良性的政府形式是君主政制（kingship）、贵族政制（aristocracy）和共和政制（politeia）；在这些政府中，一个人、几个人或较多的人拥有最终权力，以社会的共善（the common good）为宗旨来治理国家。三种腐败的政府形式是专制政制（tyranny）、寡头政制（oligarchy）和民主政制（democracy）；在这些政府中，一个人、几个人或贫穷的多数人为了他们自己的狭隘利益进行统治。19“民主政治”成为近代代议制政府的流行标签后，对不良的平民政府形式不再称民主，而改称“暴民政治”（ochlocracy）；亚里士多德则没有这方面的顾虑。Demos一词的意思就是“贫穷的多数”，亚里士多德和所有其他古希腊思想家一样，认定贫穷的多数会利用政治权力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设计宪制的难题在于如何分配权力以鼓励掌权的人用权力来促进共善，而不只是自己狭隘的阶级利益。民主派称，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家里穷或操贱业就不准他做积极参政的公民。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观点是错上加错。首先，穷人和从事卑贱行业的人没有足够的智力来思考全社会的利益；其次，穷人作为一个阶级对富裕的人心怀嫉恨，会不择手段抢夺富人的财产。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结构平衡的共和政制所体现的“有限民主制”或“扩大贵族制”。在克里斯提尼建立的民主制下，社会最低层的阶级被排除在大部分公职之外；“有限民主制”比克里斯提尼的民主的限制还要多。另一方面，“扩大贵族制”对出身和财富的要求不像寡头政治那样严格。个中道理并不复杂：政体制度限制得太严格会引起忿怨，太宽松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解决办法应当在两者之间取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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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36 很清楚，亚里士多德把公民的优秀与宪制的优秀联系到了一起。虽然有的人无疑比别人优秀，但没有人能使所有其他人自认弗如，心悦诚服地听从他的领导。统治者若一人大权独揽，即使身具美德也难以加深智慧和德行，反而极易被权力所腐蚀。毫无制约的君主制会朝暴君专制的方向发展。任意放纵的民主政府会使富人感到恐惧，因而引发内战；即使不爆发内战，也可能发展为集体专制。需要后人所谓的权力制衡的机制，还需要确定程序来遴选担任公职的人，以保证正直胜任的人得到选拔。然而，亚里士多德的看法仍然与今人有异。现代政治的重点关注是个人人权；我们要求政府机构对掌握权力的人监督问责，以确保公民的个人权力得到尊重。亚里士多德却不注重个人人权。因为他的世界观基于目的论之上，所以他和柏拉图一样，关心的是如何确保国家的适当运作。公民的优秀和宪制的优秀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所以，亚里士多德当然会把重点放在公民团体的集体智慧和集体认同上面；即使“多数人”不能信任，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的道理依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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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38 提到民主，现代读者就会想到代议制机构，再加上大约一半选民偶尔光顾一下投票站的选举进程。他们一定感到惊讶，亚里士多德竟然接受激进的民主观点，认为唯一的民主选拔方法就是抽签碰运气。20更使他们惊讶的是，仔细想想，亚里士多德说得一点儿不错。如果想要实现人人都有同样的影响力，有平等的机会担任公职的目的，那么用抽签这种随机的方式来选择领导人最为有效。大部分人都不愿意采用这种方式，这说明他们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不想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政治影响力的平等。大部分人希望取贵族制和民主制之长，避两者之短。如果做到了这一点，就是创立了共和政制。亚里士多德称，共和制“总体来看是最好的”，也最经得起困扰着政治社会的各种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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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40 避免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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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42 亚里士多德说，城邦存在的目的是给人提供最好的共同生活。此论可谓意向高远；但他也时刻不忘避免革命这个实际需要。共和政制是实际可以做到的最佳宪制，这一点十分重要；务实是国家的核心美德。亚里士多德的革命理论，或者应该说他避免革命的理论，之所以引人注意，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是它极富说服力，2500年之后仍然言之成理。亚里士多德关于革命的观念分两部分。一个是他所谓的停滞——政治生活无法继续进行；另一个是这种中断每每会导致的血腥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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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44 训练有素的英国公务员将“把戏演下去”（keeping the show on the road）作为人生目标，停滞乃第一大忌；一旦发生停滞，戏肯定就演不下去了。然而，尽管政治陷入停顿，争夺权力的斗争却不会停止。一旦掌权的统治精英阶层或单一的统治者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不再一呼百应，反而异见迭起，无力镇压，就必然会爆发内战，产生新的统治者，这新的统治者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个阶层。所以，亚里士多德对此问题所做的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是后来的理论家称为“以违宪的方法改变宪政”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中，不仅政治生活陷入停滞，而且发生了政权易手。这一革命观念既包括马克思和其他思想家所谓“真正的”革命，即包括反叛、流血和大规模动员民众的革命，也包括被马克思的门徒嗤之以鼻的单纯政变，指没有动员民众就发生了统治精英更迭的情况，其间可能使用了暴力，但没有公众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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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46 亚里士多德特别关注两种情形，并对其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第一种情形是民主派和寡头派之间的对立。他注重这个问题应在意料之中，因为它是希腊城邦政治的痼疾，还导致了最严重、最旷日持久的流血。对于其中的利害所在，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尽管较简略的观点。他首先指出，引发革命的不单是经济及社会方面的利益冲突，还有民众对不公平的愤怒。他进一步提出，这里涉及两种不同的正义概念。根据民主的正义概念，政治权利平等的人也应享受平等的经济利益。这意味着民主政体的革命实质上是经济性的，驱动力是穷人不堪匮乏或要求致富。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不同，他不认为多数人只因为贫穷就会造反。在他看来，在民主政体中，有些人认为既然人人政治地位平等，那么其他方面也应一律平等，这样的人会发动革命来消灭经济不平等，这是民主政治的无情现实。亚里士多德对争取经济平等的愿望毫不同情。他的基本政治观点是，自然决定了人的智力和其他美德各有不同，因此境遇也有所不同。他相信，总的来说，富人拥有的财富和占据的社会地位是他们应得的。需要做到的是使所有人的愿望得到一定的满足，以维持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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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5748 如果民主派的正义概念会促使和富人享受同等政治权利的穷人发动经济革命，那么寡头革命就正好相反。寡头派的正义概念是，财富不平等的人在所有其他方面也不应平等，所以应当取消多数人的政治权利，由寡头派自己垄断财富和权力。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雅典历史为这一思想提供了足够的佐证；其实还有无数的其他例子供他参考。伯罗奔尼撒战争代表着寡头派和民主派在全希腊和整个爱琴海域的残酷斗争，各个城邦因寡头派和民主派各自驰援他们在其他城邦的同志而陷于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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