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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是一种愿望，要使每个人得到自己的一份，要维护共有物品不被个人占有，还要保持私有物品不被充公。西塞罗就应如何区分正义和善心提出的问题至今犹存。前者是给人以他们应当得到的，后者是出于慷慨给人以他们不期待得到的；两者之间该如何划分呢？不出所料，西塞罗也告诫读者，决不能慷他人之慨，即使是自己的东西也不能大手大脚，以免危及今后行善的能力。西塞罗在论述中时刻注意人的行为在他人眼中造成的印象，念念不忘提醒读者什么是高尚正直的行为，什么是正派得体的行为。行事公正并非仅仅为了自私的原因，但应该记住，为人公正是获得别人欣赏的一个办法。受人欣赏成了努力的目标，这是典型的西塞罗式思想——只要表示欣赏的人有正确的判断力。头脑不清和怪诞不群的人的欣赏不要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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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责任》中，西塞罗再一次把希腊的哲学观点掺入罗马人的“先辈之习惯”。书中经常提及罗马的历史和当时的政治，对该批评的也都作了批评。在对于诚实的要求该有多严格这个问题的长篇论述中，西塞罗设想了自己如果仍是司法官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案例，使读者见识到他非凡的说服力。不过，西塞罗对罗马传统价值观最强有力的辩护表现在他对雷古卢斯的命运的讨论中。马库斯·阿提利乌斯·雷古卢斯是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的罗马执政官，也是一位将军。他率领罗马军队打了几次胜仗，但在公元前255年的一次战斗中战败被俘。据传说，他被关押了几年后，公元前250年被迦太基人假释，派到罗马商讨交换战俘事宜，并许诺如果商谈不成功须返回迦太基。雷古卢斯在罗马极力反对交换战俘，还敦促他的罗马同胞继续对迦太基作战。然后，他遵守诺言回到迦太基，在那里被折磨至死；一说迦太基人把他装进一个里面钉满尖钉的木桶沿着山坡滚下去，一说把他的眼皮割掉，让他在阳光的直射下晒死。令人愕然的是，西塞罗坚持说，雷古卢斯不过是尽了他的责任；即使是在敌人威逼下作出的承诺也必须遵守。雷古卢斯回到迦太基去面对死亡是对的，因为他答应了迦太基人自己会回去。反之，在坎尼[6]被俘的人质企图逃避责任，不愿回到俘虏他们的人那里去，这种行为是错误的。西塞罗说，雷古卢斯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值得大肆赞扬，他不过是尽了他对共和国的责任，做了他分内的事。16这样尽责任的代价未免也太高了些。并非所有高尚的原则落实到行动中都需要做如此大的牺牲。在谈到对人慷慨的时候，西塞罗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罗马的附属国，他说，谁过去为我们出力最多，我们就最应该帮谁。他还说，对陌生人表现得过分慷慨说明那貌似慷慨的人也许别有用心，可能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争取政治上的支持。此言流露了他的政治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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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责任》大获成功，主要归功于西塞罗的风格，不仅是他的文体，而且也包括他的政论和说理风格。除了雷古卢斯的特殊情况以外，责任的要求通常不超过教育良好、家境富裕的人所能做到的范围。所以他坚称，勇气是必要的，但人的勇气不是狮子的凶猛；智慧是必要的，但人的智慧不是狐狸的狡猾。17后来，马基雅维利把这个出名的比喻颠倒了过来。据说苏拉就集狐狸的狡猾和狮子的凶猛于一身，这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是君主必备的素质，此论也成为他的著名观点。18西塞罗认为，人不应该效仿比自己低级的动物，而是应该探寻人所特有的行为模式。人可以靠理智与神相通，但是西塞罗论述的对象不是哲学家，而是出身良好，深知自己对朋友、家庭、阶级和地方的责任的人，目的是教他们如何保持体面、正直和可敬的善行。比起柏拉图哲学的高扬深邃，西塞罗的观点显得浅薄狭隘；但这正是今天我们仍然觉得他言之成理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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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西塞罗没有也不可能拯救罗马共和国。他对罗马政治的思辨有一种告别的调子。我们知道，后来共和国没有重兴，而是变成了罗马帝国，精神和道德的寄托不再是“先辈之习惯”和罗马的传统信仰，而是变成了基督教。罗马帝国初期，基督徒运气好的时候只能得到官方勉强的容忍，运气差的时候随时都可能被杀；他们时刻盼望着基督很快复临，对罗马的政治没有置喙的权利，也没有兴趣。311年，君士坦丁大帝皈依基督教，却并未导致具有鲜明基督教色彩的政治哲学的迅速兴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狄奥多西皇帝在382年才宣布多神教为非法，自那开始，基督教才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有鉴于此，第一部连贯阐述一个基督徒对世俗政治的思考的著作历经16个世纪仍然活力不衰，这个事实就更加令人震惊。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是基督教政治神学的杰作，虽然它的意义远不止此；而西塞罗就是书中批判的对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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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罗马军事统帅，曾两度任执政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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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迦太基名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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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两部著作的标题模仿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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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个短语在此及后文中均指地中海地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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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传说中罗马第五代国王，原为王子监护人，国王死后篡夺了王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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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指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坎尼会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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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1703325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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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第五章 奥古斯丁的两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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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的生平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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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对他之后欧洲历史的影响至为重要，当得起任何溢美之词。本书的重点是他的政治理论，那只是他113部著作和数不清的信件及布道词的九牛一毛。然而，他的政治理论涉及的问题使基督教欧洲，甚至于当今世界，都为之纠结难决。这些问题包括：追求永生的基督徒对此生的政治该关注到何种程度？国家有没有责任保护教会、镇压异端邪说，并确保公民信奉唯一正确的宗教？如果统治者不是基督徒，是否就不再有义务服从他的统治？还是说必须遵守圣保罗的教诲，“服从现有权威的统治”？1更广泛地说，奥古斯丁就一些至今仍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明确持久的思想，包括正义战争的性质、死刑的非法性、尘世间正义的局限，等等。他关于所有这些问题的观点都被纳入了他冷峻的神学理论，但其实它们没有神学作依托照样可以独立存在。只要对人的原罪的概念稍微有一点同感，就会发现奥古斯丁的许多想法非常有理，尽管也非常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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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是罗马公民，354年出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一般认为他是柏柏尔人。他父亲是小官吏，担任什长（decurion）。这个头衔本来是罗马在各行省维持秩序的附属军队中的军阶，在文官的级别上等于镇长。奥古斯丁父亲的官职大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钱把11岁的奥古斯丁送去寄宿学校读书。他的母亲莫妮卡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没有受过教育。他的父亲不是基督徒，可能临死时皈依了基督教，但也可能没有。对基督徒最后一次大规模迫害发生在戴克里先皇帝在位的305——306年间。到奥古斯丁出生时，天主教刚刚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奥古斯丁小时候没有受洗，但那时给婴儿施洗礼还很不普及。他自称他的童年过得十分痛苦。在《上帝之城》中，他说他宁死也不愿意再回到童年的生活中去。但是，这话是他在阐述人生乃苦难之旅这个一贯的观点时说的，并不能确切地证明他的童年比多数人的童年或比他后来的生活更痛苦。事实上，他并未暗示自己的童年比别人更糟糕，因为他设问道：“如果要在死去或再次变成小孩子之间做选择，谁不会避免后者而选择死去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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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说，他小时候不喜欢学习，宁肯因为拒绝学习希腊文而挨打，也不愿意上课。他还说，拉丁文容易学，因为周围的人都讲拉丁文，但希腊文难学，因为它是外语；此言合情合理，我们许多人学外语时都有同感。奥古斯丁肯定非常聪明，可能也如他自己所说，十分任性。他的希腊文学到了什么程度并不清楚，似乎阅读没有困难，不过他更喜欢拉丁文。他起初打算走仕途，进帝国政府做官。这就要求他学习演说的技巧。16岁时，他去迦太基学习修辞学，在那里结交了一个情妇，还生了儿子阿德奥达图斯。后来回首往事，他为自己年轻时沉迷肉欲的荒唐行为痛悔不已。读过他的《忏悔录》的现代人会觉得他的行为完全可以原谅；但使现代人难以接受的是，他始终没有提到他那位情妇的名字，而且12年后又抛弃了她，因为他为了自己的前程想迎娶一位女继承人。3不过，当时属于他那个阶级和受过他那种教育的任何人都会那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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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先是在北非，然后又到罗马教授修辞学，30岁时在米兰谋得了修辞学教授这一显耀的职位，这是通往省级总督位子的阶梯。但到那时，罗马已不再是帝国的首都。4世纪初，戴克里先皇帝在拜占庭建立了东都，在米兰建立了西都。在他之后的君士坦丁大帝将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并定都于此。到了4世纪末，罗马帝国实际上分成了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先在米兰定都，后迁都腊万纳。奥古斯丁在米兰教书时，安排了一桩对自己有利的婚事，对他跻身于罗马贵族的行列至关重要。但他经过反复的痛苦思考后，放弃了野心，于386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全身心地投入为教职。给他施洗的米兰主教安布罗斯是那时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最重要的教职人物，但真正劝奥古斯丁皈依的是他的一些虔诚的教徒朋友。应该说，他是重新皈依了基督教，因为他从小是作为基督徒被带大的，到了迦太基后才放弃了信仰。重新皈依基督教之前，他研究过古代晚期的许多宗教和半宗教的思想。他一度追随过摩尼教，但发现摩尼教的教义在理智上说服力不足，而且充斥着迷信和神话。后来他又对哲学家普罗提诺倡导的严格禁欲的新柏拉图主义产生了兴趣，而新柏拉图主义是通向基督教信仰的顺理成章的途径。奥古斯丁成为基督徒后，回到北非，先在塔加斯特建起了一个小小的由立誓禁欲的基督徒组成的社区，接着去了希波，在那里他于公元391年成为一名牧师，395年就任主教，次年入职。他在希波主教的任上度过了后半生，与他认为是异端的思想和其他危害教会的思想奋力斗争，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和小册子来宣传他关于真正的教会和真正的宗教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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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为主教撰写的第一批作品中有一部不属于上述的类型，那就是他于397——400年间写成的《忏悔录》。此书出版后，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至今未有稍减。虽然此书记录了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的心路历程，但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传，甚至也不应该算古代意义上的自传。它更近似于向拯救了他的上帝的祈祷，伴以长篇大论的自责，痛悔自己过去的种种不良行为。它使人难忘的一点是奥古斯丁对人的存在这一奥秘的思索。该书前10卷松散地按照时间顺序组织，是对自己过去生活的忏悔（apologia pro vita sua），后三卷讨论了时间、三位一体论[1]和上帝创世。即使觉得奥古斯丁的文风太过激情洋溢的读者也深深地为此书所吸引，读起来欲罢不能，基督徒和无神论者莫不如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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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世纪末的时候，主教在教会里不是大人物。仅阿非利加行省的教会就有700名主教。然而，奥古斯丁在当地的世俗行政当局中也身居要职，负责行使司法和许多其他职能。虽然他从工作中能得到一定的满足感，但每每累得精疲力尽，而且那时正值西罗马帝国自我防卫和保护臣民的能力一路走下坡的时候。410年发生的灾难促使奥古斯丁开始了占去他余生大部分时间的工程——撰写《上帝之城》。该书于413年动笔，几经中断后完成于427年。410年，阿拉里克带领西哥特人洗劫了罗马城。人们发现，这座“永恒之城”是如此不堪一击，而曾以它为首都的西罗马帝国也脆弱不稳、每况愈下。罗马城的失陷在军事上并不重要，但象征意义十分巨大。虽然奥古斯丁没有提及，但罗马帝国在阿非利加的统治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也在衰落崩坏。在沿海城市以外的地区，罗马的控制日渐虚弱，代表罗马维持地方和平的军队越来越不听从帝国政府的指挥，反而成了蛮族部落入侵之外的另一个威胁。奥古斯丁去世的前几年，夺取了西班牙的汪达尔人看到阿非利加行省已成为他们的俎上之肉，于是渡海大举来侵。奥古斯丁430年死在希波；当时希波已经成了被困的孤城，挤满了从周围乡间逃来的难民。次年，希波惨遭洗劫后被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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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数不清的画像中，奥古斯丁都是坐在书桌旁，但其实他作为主教每天工作的地方不是书房。他上午的时间通常花在判决有关土地、继承权和日常生活中其他事情的诉讼上。作为牧首，他需要监督教士，保证他们的行为比俗人更加端方，还要和教会中对上帝感悟最深的人交流。奥古斯丁通过他的大量著作对基督教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仅次于圣保罗，但对此不仅他自己生前无法想象，而且当时的任何人都会难以置信。那时的基督教会在思想上仍然更接近希腊而不是罗马。安布罗斯和奥古斯丁是第一批使用拉丁文的神父，虽然他们并没有刻意追求这个第一。希腊文是哲学的语言，而奥古斯丁关于希腊哲学的知识是二手的，是通过读西塞罗的著作和新柏拉图派学者普罗提诺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得来的。当时看起来，君士坦丁堡或耶路撒冷的教会似乎更有可能成为真正具有思想力量的基督教神学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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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罗马人，奥古斯丁不是天主教教会顺理成章的思想领袖。他住在阿非利加，是乡下人；阿非利加的教会也是乡下的教会。关于基督教的要求，它的解释比意大利的教会更加严格。它不能接受贵族式放任自流的态度，不准许罗马人过半异教徒、半基督徒生活，也不能容忍教义上的不严谨。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天主教的教义在那个时期逐渐定型为正统。与奥古斯丁同时期的人对基督教关于诸如意志自由、命运预定论、原罪和得救的标准等问题的教义尚不清楚。奥古斯丁的皇皇巨著《上帝之城》就所有这些问题发表的观点坚定不移、毫不妥协，具有无与伦比的强大思想力量。难怪他的观点取得了胜利。然而，采纳奥古斯丁的观点需要在思想上、感情上和道德上付出巨大的代价；有鉴于此，他的观点居然得到了接受，不得不说是令人惊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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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痛责自己在皈依基督教之前持有过其他的信仰。尽管如此，那些信仰还是对他的基督徒世界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说他仍旧是新柏拉图主义者或摩尼教徒当然是无稽之谈；但他在性情和思想风格上仍然受摩尼教义和新柏拉图思想吸引，这却是明确的事实。这也不止是奥古斯丁个人的性格和思想的问题，基督教教义受东方秘教的神秘主义和希腊哲学的理性主义影响至深。让我们先从任何虔诚的基督徒在思考世俗政治时必然遇到的难题开始，看一看奥古斯丁年轻时的想法以及他对西塞罗的《论共和国》的反对，以此作为切入点来看他的《上帝之城》。这可能是了解此书，理出其中脉络的最好办法。这需要花相当的篇幅讨论奥古斯丁承受的教义上的压力，但是，正如柏拉图认为只有他提出的真理能够使尘世间社会得到救赎一样，相信只有上帝的眷顾才能拯救人类的奥古斯丁认为，基督教信仰中固有的真理包含着开启世俗政治有限价值的钥匙，也能够解释世俗政治与没有政治的天上王国之间的鸿沟。哲学家和神学家都坚信，他们的思想是有系统的整体，每个部分的破与立都决定着整个系统的存与亡，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一步步探索他们建起的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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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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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元前43年西塞罗去世，到四个世纪后奥古斯丁出生，其间世事变迁，沧海桑田。最与现实息息相关的是罗马共和国完结后逐渐变为帝国。在此，不可能概述这四个世纪的历史，只能大致勾勒出一些关键的变化。尤利乌斯·恺撒遇刺后，内战爆发，恺撒的义子屋大维胜出，建立了“最高统治”，也就是一人统治的制度。罗马人对“国王”这一概念的激烈反对依然不减，所以共和国机构的形式继续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现在所知的罗马帝国的行政结构出现得很晚。3世纪期间，罗马在军事上连连失利，经济不振，行政混乱，整个帝国大有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势，这才对政治结构进行了彻底改革，使帝国的西半部继续维持了一个世纪，东半部更是延续了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