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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君主政制》为温和君主制张目，立论简单明了。政体存在的目的是维护和平与统一，统治者最好是国王。小一统是大一统的缩影。对于多数政体来说，一人统治是最适合的形式。政体的作用一成不变：它必须使用法律手段来维持和平与统一；法律旨在促进共善；共善并非社会成员各自个人之善的总和，而是全社会共同过符合美德的生活所代表的善。亚里士多德也许会纳闷，他注重平衡各种社会力量以预防革命的思想到哪里去了？回答是，阿奎那广采他所知的各种权威学说，包括《圣经》、西塞罗的学说、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和教会法规的规定，不是为了撰写政治社会学，而是要为君主提供借鉴。他的著作是道德训诫，不是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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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阿奎那还是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他巧妙地解说了合法权威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理论之间的对比，没有采用任何瞒天过海、偷换概念的手段。政体统一的最好体现是国王统治；但国王的权威也是政治社会的权威。在阿奎那看来，明君治国有贵族来辅佐，有教会宣讲的教义作指导，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不是波利比奥斯的混合型政体理论，因为波利比奥斯的论述采取的是“社会学”模式，与亚里士多德关于如何避免革命的论述同属一类。阿奎那则是从道德的角度入手。他提出，国王的法律之所以是法律，决定因素不是国王的个人意志，而是他的所谓“代表性”意志，尽管阿奎那没有用这个词。如果统治者没能维持统一与和平，反而造成分裂和乱局，他的统治权就失去了基础。立宪政体中没有个人意志的立足之地。基督教道德为权威受宪法限制的理论和政府本质上是代表性政府的理论提供了资源和材料。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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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奎那来说，这解决了推翻暴君的问题，也为赞扬弑杀暴君的行为提供了依据。他毫不怀疑应该推翻暴君。一人统治若符合统治的正确原则，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但昏君或暴君统治却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阿奎那将政府视为达到目的的工具，此一观点贯穿《论君主政制》全书，提供了有关推翻暴君的简单有效的准则：如果能够去除暴君，就应该将其去除，只有当推翻暴君会造成更大的罪恶的时候，方应继续忍受暴君统治。他不像奥古斯丁那样强调消极服从或消极抵抗，也不像西塞罗那样热心鼓吹政治谋杀。既然国王的权威以社会的认可为基础，废黜国王也必须是全社会而非单独一人的行动。这个至为合理的观点提出了一个阿奎那没有论及，但为其他人所反复讨论的问题：谁能代表社会？洛克在1680年谈到革命时，称其为“对上天的呼吁”；一个世纪后，许多参加美国革命的人也如是说。一个人要启动革命进程，也许必须呼吁上天的帮助，但那是代表整个政治社会发出的。难怪洛克被视为阿奎那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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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辜负了人民的信任，玷污了权位，应当自动引退；如果他恋栈不去，就要强迫他退位。需要说明的是，谁才能启动强迫暴君退位的进程。我们会看到，一旦对此有了答案，就很难不进一步主张，有权赞同或反对国王行为的机构本身也应有主权。绝对王权的拥护者如果说，提出主权之上还有主权是荒唐之论，声称一个“低级”机构有权废黜国王简直可笑之极，批评者就可以以此为前提，指出能够废黜君主的机构必定是君主权力的来源，而君主只是行使权力的人罢了。正是在这一推论的基础上，出现了基督教的公会议运动，共和理论在意大利城邦中得到复兴，很久以后，又兴起了近代的代议制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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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阿奎那的哲学和神学，他的全名是托马斯·阿奎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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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大利神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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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利时哲学家兼翻译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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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是两个最大、最早成立的天主教托钵修会。这类修会的修士较为清贫，以乞讨云游为生，活动于社会各阶层，以传道为己任。由于修士服饰特点的原因，方济各会又称“灰衣修会”，多明我会又称“白衣修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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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多明我会的别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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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西班牙学者和神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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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基督教希腊神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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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170332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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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第八章 过渡的1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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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之后才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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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点介绍14世纪三位思想家的关注：但丁提倡的普遍君主制、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关于国家与教会都应由代议制和立宪制度来治理的论点、萨索费拉托的巴尔托鲁对意大利北部半自治城邦共和国的分析和捍卫。推动公改革的教会会议运动在本章结束时仅会简短提及，对奥卡姆的威廉，以及库萨的尼古拉和让·热尔松这两位公会议主义理论家的论述也只能稍作介绍。从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来看，他们的著述未能产生任何效果。13世纪晚期，哈布斯堡王室的成员开始出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几任哈布斯堡的皇帝放弃了过去历任皇帝为之心力交瘁的事业，不再企图将整个意大利纳入帝国的版图。14世纪初，卢森堡的亨利和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重拾这一抱负，仍以失败告终。路德维希的继承者查理四世只关心自己的家乡波希米亚，他依照向教皇作出的承诺，只是在他的加冕日在罗马待过一天，而且为他加冕的不是教皇，而是罗马城的长官。建立一个与西罗马帝国的政治与军事势力范围相等的新罗马帝国的梦想遂告彻底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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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马西利乌斯和巴尔托鲁所关注的意大利城邦日益落入贵族的专制统治之下，而那些统治者自己又日益依赖教皇或外国君主的支持。主张公会议至上的人努力推动建立有法规治理的教会，在15世纪初曾暂居上风，随即遭到失败。接下来，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取代了公会议至上主义，之后罗马天主教教会保持了教皇和教职等级制，而新教教会则显示出几乎无穷无尽的各种政治形式，都与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形式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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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把本章讨论的思想仅仅视为“没有走的路”。这些路在很久以后还是有人走了，而且方式出乎意料。先是拿破仑，后来出了更可怕的希特勒；他们二人都差一点就建立起了腓特烈二世和但丁所向往的大规模欧洲帝国。今天有时会有人指责欧洲联盟存此野心。马西利乌斯若是看到普及全西方的代议制政府，应有深合吾意之感。倘若萨索费拉托的巴尔托鲁和关注半独立城邦法律地位的法学家仍然在世，他们会发现，美国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关系，或欧盟与其成员国的关系是丰富的研究素材；此说可能想象力过于丰富，却并非完全匪夷所思。公会议至上主义几乎只关心教会的治理，对更广泛的政治不感兴趣，但它的鼓吹者对于21世纪的代议制民主不会惊讶，我们今天对投票制度所做的理论分析（以及我们不用的一些方法）的开创者是库萨的尼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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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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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之初，政治思想发展的大背景是人所熟悉的教会与国家的冲突，特别是教廷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冲突。先是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和法国国王“美男子”腓力各不相让，接下来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再次发生冲突。至于历任教皇与英国、法国、西班牙的国王之间的冲突，根源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因为国王要对教会的财产征税；这样的冲突比较容易化解。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冲突则更接近零和。中部意大利只能由一方或另一方来统治，不可能双方都去统治。教皇要么在皇帝的选举中具有特殊的作用，要么没有；皇帝要么对教廷有特别的影响力，要么没有。这使得双方的争端在意识形态、理论和神学方面染上了更激烈的色彩，这也是教廷与帝国的争端如此旷日持久，如此难以解决的原因之一。神圣罗马帝国由教廷一手创立，在位的教皇为皇帝加冕，这对皇帝的地位名分至为重要。直到1356年，查理四世皇帝颁布了所谓的“金玺诏书”，任命了七位选帝侯，并敕令皇帝只须由他们选举，得到七票中的多数票即算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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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以前，历任教皇都认为，只要是他们给予的东西，他们都有权收回。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历史依据。查理曼的父亲丕平在当选为法兰克国王之前，贵族们向罗马派了一个代表团，请求教皇准许废黜墨洛温王朝的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不是因为他有罪或者是异端，而只是因为他“无能”。教皇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教会对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有诸多不满，其中一项就是他写了题为“帝国的变迁”的小册子，里面说，尽管希尔德里克的被废和丕平的当选得到了教皇的承认，但其实那些行为作为法兰克王国政治社会成员的行为，本身就是合法的，具有法律上的有效性。1教会法和民法的律师就杰拉西乌斯的双剑说反复辩论，却总是无法就一个伤脑筋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那就是：既然神权至高无上，它是否意味着手握神权之剑的人可以向世俗统治者发号施令？倘若如此，教皇是否能够，以及在哪些方面能够向所有的世俗统治者，特别是皇帝发号施令？从未有人提议过，应由教皇接管世俗统治者的普通司法及行政职能；本来神权和王权就是两把剑，不是一把。也从未有人否认过，代表神权的剑更“高”，正如灵魂高于肉体，对于天堂的思考高于尘世的关注。然而，这丝毫解决不了围绕着世俗法庭对神职人员的管辖权、教会法庭的强迫性权力，以及税赋等问题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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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和14世纪相交之时，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教廷在意大利之外地方的世俗政治中起不到任何作用。明白展示了这一点的是一位法国国王，不是来自德意志的帝国皇帝。阿奎那于1274年逝世时，谁也无法预料事情会发展到如此地步。1250年腓特烈二世去世后，皇帝的宝座虚位以待长达20年。直到1272年，才选出了新皇帝。在教廷与世俗统治者的斗争中，几乎每一次都是教廷胜出，即使有时打成平手，也是教廷稍占优势。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对英国发出停止宗教活动的禁令，迫使英国的约翰国王含耻忍辱，承认教皇为自己的封建主公。1225到1250年期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和他的继任者英诺森四世横加阻挠，使腓特烈二世希望破灭，没能在自西西里岛到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全境建立起单一的世俗国家。但在13世纪最后几年和14世纪的头几年间，法国的腓力四世国王决定性地击败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事实上，这位法国君王劫持了整个教廷，将它强行迁往阿维尼翁，开始了所谓的“阿维尼翁之囚”时期，直到1378年才结束。从法律上说，阿维尼翁教宗领地（Comtat Venaissin）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一直是教廷辖地的一部分，但实际上教廷完全被法国国王抓在手心里。不过，教廷若是被与法国国王竞争的罗马贵族抓在手心里，也很难说处境就一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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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虽然成功地挫败了历任帝国皇帝企图统一意大利，乃至统一欧洲的努力，但它的成功只是虚有其表。英国的约翰国王对英诺森三世教皇俯首称臣后，后来的国王并不受解除禁令的条件的约束。教会在选择主教方面的自主权稍有增加，但王室仍掌握着否决权。尽管英诺森坚持，只有在教皇准许的情况下方能对神职人员征税，但是法国和英国的国王照样不等教皇批准即要求本国的神职人员缴税。天主教教会力量雄厚，比欧洲的任何一国都更富有——它大概拥有欧洲所有的土地和动产的1/4，也比大多数世俗统治者都更受基督教世界中民众的拥护。然而，教会资产在日渐消耗。主教的生活奢比王侯，证明了教会声称自己是为穷人代管财富的话纯属谎言；教皇用法国和英国的信徒缴纳的税款去和位于意大利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打仗，却遇到了当地民众的抵抗，因为他们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忠诚度在日益加强。卜尼法斯八世企图效仿英诺森三世，对法国和英国国王发号施令，结果是打破了80年来大家心照不宣的妥协，引发了一场他全无胜算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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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虚弱的根子在罗马。这个城市动乱不断，各贵族家族为夺取教皇的皇冠谋划贿赂、你争我夺。尤其臭名昭著的是，加埃塔尼家族和科隆纳家族把教皇的位子当成了为他们自己和亲戚敛财的捷径。历任教皇都利用德意志王公之间的不和来削弱自亨利四世到腓特烈二世的各个皇帝的力量。14世纪初，腓力四世对教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科隆纳家族和加埃塔尼家族之间的夙怨来削弱教皇的力量。卜尼法斯八世是加埃塔尼家族的人。自他兵败之后到19世纪中期意大利重新统一之前，虽然教廷仍然掌握着对教会辖地的军事和政治权力，但是，教皇出兵入侵世俗统治者的领土，向他们发出挑战的能力一去不复返了，教会辖地越来越与意大利其他的公国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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