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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说因为那些人不信上帝就可以对他们大开杀戒；杀死异教徒本身不是好事。然而，阿奎那在讨论了使用温和的强迫办法能否使不信上帝的人信仰基督教之后，接下来令人心中一凛，谈及若不成功可考虑将他们处决。提倡采用温和的强迫措施的理念既不复杂，也不出奇，尽管思想开明的读者会不以为然。强迫能起作用，温和的强迫最为有效。残酷的迫害会激起反抗，温和的强迫却不会。许多人说，他们很高兴被迫遵守宗教规定，使自己免于误入歧途。打个庸俗的现代比方，一个人可能会感激朋友在他喝醉后拿走了他的汽车钥匙，虽然他当时百般不肯交出来。被劝入教的新基督徒会感激迫使他转向正确方向的人，因为他使他看到了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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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则是另一回事；这样的人不是单纯的不信上帝。他们原来有信仰，但后来抽身退步，违背了自愿承担的义务，所以必须强迫他们承担那些义务。这并不说明教会应该残酷打压异端，但阿奎那对异端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异端分子犯下了大罪，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他的罪比要杀头的假冒签名罪和伪造货币罪还大。对异端分子应格杀勿论，尽管实际上从未这样做过，因为教会恪守其自制和仁慈的使命。只有当异端分子屡教不改，拒不悔过自新、回归信仰的时候，才会将他处以死刑。既然异端比单纯的不信上帝恶劣得多，那么依此推论，虽然一个从未做过基督徒的不信上帝的统治者可以对基督徒行使普通的政治权力，基督徒也有义务服从他的统治、接受他的法律的约束，但是对异端统治者则完全要另当别论。可以因为他叛教而推翻他。阿奎那并未坚持必须推翻异端统治者，但他说格列高利七世教皇废黜神圣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皇帝是正确的。30教皇开除亨利的教籍没有错，被开除了教籍的皇帝不再拥有对臣民的权威。不知道阿奎那对他的远亲腓特烈二世的情况怎么想。自阿奎那出生到他25岁期间，腓特烈二世一直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位皇帝不下四次被开除教籍；在这四次当中，第一次是因为他没有兑现承诺去发动十字军远征，另一次却是因为他在未恢复教籍的情况下发动了十字军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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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未做过基督徒的非信徒中，犹太人属于特殊的一类。阿奎那接受教会法规关于犹太人是“教会的奴隶”的规定，尽管教会从未将此规定付诸实施，哪怕是在教会有此能力的教会辖地。此外，还有别的教会法规与这条法规相矛盾。阿奎那并不想劝化犹太人，也没有说过犹太人仅仅因为不是基督徒就犯了罪，所以他接受这条法规就更加奇怪。如果犹太人皈依了基督教，他们就必须遵守自己作出的承诺，万一反悔，又回归原来的宗教，就要受到惩罚。如果犹太人一直信仰自己原有的宗教，应当允许他们按照传统生活下去，部分地因为舍此而外要大费周章，得不偿失；另一部分因为可以用他们作活样板，来显示旧的宗教多有瑕疵，基督教才是尽善尽美的。这并不说明阿奎那对犹太人和犹太教态度友好。在谈到容忍犹太人的宗教仪式的时候，他提出的一项论据是奥古斯丁的惊人建议——应允许卖淫，以避免使全世界的人欲火焚身。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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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的这些思想是在为布拉班特公爵夫人解答问题的时候阐述的。布拉班特公爵夫人问道，向犹太人征税是否合法？阿奎那回信作答时论述了如何治理犹太人的问题。他说，既然犹太人是永远的奴隶，他们的财产就都属于主人，全部可以拿走，留下的仅够他们活命即可。公爵夫人认为，她领地内犹太人的一切都是靠放高利贷得来，既然高利贷是非法的，所以她可以把他们通过放高利贷赚钱获得的财产没收归己。阿奎那的回答也许不太中公爵夫人的意。他说，将这些财产从犹太人手中拿走是合法的，但应还给那些付了高额利息的人。如果找不到那些人，就必须将财产用于慈善事业，决不能作为税赋收入。根据当时的标准，阿奎那既不严苛，也不迷信。他从未说过，只是因为犹太人是犹太人，或者因为他们继承了他们的祖先杀害基督的污点，就统统该死；这是中世纪反犹主义的惯常论调。阿奎那从未说过，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迫害犹太人。然而，阿奎那对犹太人的态度，与他泰然面对奴隶制和世界上贫富之分一样，显示了可以多么轻易地将大自然赋予所有人的平等自由与真实世界中的不平等调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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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制、国王制、暴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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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君主政制》为温和君主制张目，立论简单明了。政体存在的目的是维护和平与统一，统治者最好是国王。小一统是大一统的缩影。对于多数政体来说，一人统治是最适合的形式。政体的作用一成不变：它必须使用法律手段来维持和平与统一；法律旨在促进共善；共善并非社会成员各自个人之善的总和，而是全社会共同过符合美德的生活所代表的善。亚里士多德也许会纳闷，他注重平衡各种社会力量以预防革命的思想到哪里去了？回答是，阿奎那广采他所知的各种权威学说，包括《圣经》、西塞罗的学说、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和教会法规的规定，不是为了撰写政治社会学，而是要为君主提供借鉴。他的著作是道德训诫，不是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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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阿奎那还是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他巧妙地解说了合法权威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理论之间的对比，没有采用任何瞒天过海、偷换概念的手段。政体统一的最好体现是国王统治；但国王的权威也是政治社会的权威。在阿奎那看来，明君治国有贵族来辅佐，有教会宣讲的教义作指导，这是不言而喻的。这不是波利比奥斯的混合型政体理论，因为波利比奥斯的论述采取的是“社会学”模式，与亚里士多德关于如何避免革命的论述同属一类。阿奎那则是从道德的角度入手。他提出，国王的法律之所以是法律，决定因素不是国王的个人意志，而是他的所谓“代表性”意志，尽管阿奎那没有用这个词。如果统治者没能维持统一与和平，反而造成分裂和乱局，他的统治权就失去了基础。立宪政体中没有个人意志的立足之地。基督教道德为权威受宪法限制的理论和政府本质上是代表性政府的理论提供了资源和材料。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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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奎那来说，这解决了推翻暴君的问题，也为赞扬弑杀暴君的行为提供了依据。他毫不怀疑应该推翻暴君。一人统治若符合统治的正确原则，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但昏君或暴君统治却是最坏的政府形式。阿奎那将政府视为达到目的的工具，此一观点贯穿《论君主政制》全书，提供了有关推翻暴君的简单有效的准则：如果能够去除暴君，就应该将其去除，只有当推翻暴君会造成更大的罪恶的时候，方应继续忍受暴君统治。他不像奥古斯丁那样强调消极服从或消极抵抗，也不像西塞罗那样热心鼓吹政治谋杀。既然国王的权威以社会的认可为基础，废黜国王也必须是全社会而非单独一人的行动。这个至为合理的观点提出了一个阿奎那没有论及，但为其他人所反复讨论的问题：谁能代表社会？洛克在1680年谈到革命时，称其为“对上天的呼吁”；一个世纪后，许多参加美国革命的人也如是说。一个人要启动革命进程，也许必须呼吁上天的帮助，但那是代表整个政治社会发出的。难怪洛克被视为阿奎那的门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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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辜负了人民的信任，玷污了权位，应当自动引退；如果他恋栈不去，就要强迫他退位。需要说明的是，谁才能启动强迫暴君退位的进程。我们会看到，一旦对此有了答案，就很难不进一步主张，有权赞同或反对国王行为的机构本身也应有主权。绝对王权的拥护者如果说，提出主权之上还有主权是荒唐之论，声称一个“低级”机构有权废黜国王简直可笑之极，批评者就可以以此为前提，指出能够废黜君主的机构必定是君主权力的来源，而君主只是行使权力的人罢了。正是在这一推论的基础上，出现了基督教的公会议运动，共和理论在意大利城邦中得到复兴，很久以后，又兴起了近代的代议制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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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阿奎那的哲学和神学，他的全名是托马斯·阿奎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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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大利神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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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利时哲学家兼翻译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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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是两个最大、最早成立的天主教托钵修会。这类修会的修士较为清贫，以乞讨云游为生，活动于社会各阶层，以传道为己任。由于修士服饰特点的原因，方济各会又称“灰衣修会”，多明我会又称“白衣修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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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多明我会的别称。——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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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西班牙学者和神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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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基督教希腊神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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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1703325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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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第八章 过渡的1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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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之后才走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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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点介绍14世纪三位思想家的关注：但丁提倡的普遍君主制、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关于国家与教会都应由代议制和立宪制度来治理的论点、萨索费拉托的巴尔托鲁对意大利北部半自治城邦共和国的分析和捍卫。推动公改革的教会会议运动在本章结束时仅会简短提及，对奥卡姆的威廉，以及库萨的尼古拉和让·热尔松这两位公会议主义理论家的论述也只能稍作介绍。从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来看，他们的著述未能产生任何效果。13世纪晚期，哈布斯堡王室的成员开始出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头几任哈布斯堡的皇帝放弃了过去历任皇帝为之心力交瘁的事业，不再企图将整个意大利纳入帝国的版图。14世纪初，卢森堡的亨利和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重拾这一抱负，仍以失败告终。路德维希的继承者查理四世只关心自己的家乡波希米亚，他依照向教皇作出的承诺，只是在他的加冕日在罗马待过一天，而且为他加冕的不是教皇，而是罗马城的长官。建立一个与西罗马帝国的政治与军事势力范围相等的新罗马帝国的梦想遂告彻底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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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马西利乌斯和巴尔托鲁所关注的意大利城邦日益落入贵族的专制统治之下，而那些统治者自己又日益依赖教皇或外国君主的支持。主张公会议至上的人努力推动建立有法规治理的教会，在15世纪初曾暂居上风，随即遭到失败。接下来，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取代了公会议至上主义，之后罗马天主教教会保持了教皇和教职等级制，而新教教会则显示出几乎无穷无尽的各种政治形式，都与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形式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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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仍然不能把本章讨论的思想仅仅视为“没有走的路”。这些路在很久以后还是有人走了，而且方式出乎意料。先是拿破仑，后来出了更可怕的希特勒；他们二人都差一点就建立起了腓特烈二世和但丁所向往的大规模欧洲帝国。今天有时会有人指责欧洲联盟存此野心。马西利乌斯若是看到普及全西方的代议制政府，应有深合吾意之感。倘若萨索费拉托的巴尔托鲁和关注半独立城邦法律地位的法学家仍然在世，他们会发现，美国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关系，或欧盟与其成员国的关系是丰富的研究素材；此说可能想象力过于丰富，却并非完全匪夷所思。公会议至上主义几乎只关心教会的治理，对更广泛的政治不感兴趣，但它的鼓吹者对于21世纪的代议制民主不会惊讶，我们今天对投票制度所做的理论分析（以及我们不用的一些方法）的开创者是库萨的尼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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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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