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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29 伊拉斯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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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31 伊拉斯谟代表了人文主义者的特征，界定了人文主义所涵盖的从文学到政治，再到哲学的所有领域。他生于1469年，是私生子，父亲后来做了神父，母亲是医生的女儿。他是荷兰人，在代芬特尔上学接受了古典知识的教育；他的学校还出了库萨的尼古拉和坎普滕的托马斯[4]。他既无父母，又无钱财，无力上大学深造，只得入修道院继续学习。他并不想从事神职，但喜欢过冥思默想的生活，也明白耐心和自制有助于做学问。严格说来，他一生都待在修道会里，但他非常向往外面的广大世界。他1492年成为康布雷主教的秘书后，就开始了不断寻找赞助人的生涯。他论述政治思想的一部主要著作，《基督教君主的教育》，总是和他为奥地利的菲利普大公写的《颂词》印在一起，为的是增加收入，那是伊拉斯谟长期努力的目标。《颂词》写于1504年，献予者的儿子是未来的查理五世皇帝；因此，把它和为他16岁的儿子所写的劝谕放在一起非常恰当。尽管伊拉斯谟写作这两部作品是为了赚钱，但这无损于它们的价值。在现代人眼中，极尽阿谀的文章没有说服力；但对近代早期的作者和读者来说，它却是带有一定嘲讽意味的文学修辞法——作者对向其呈献作品的人极口赞美，说他正直、睿智、勇敢、支持治学，在书中却敦促他区分真心的赞扬和虚假的阿谀，并描述出明君应当具备，但自古无人能及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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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33 后面看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时，会更明显地看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的意义所在。两书成书的时间仅差三年（《君主论》写于1513年，《基督教君主的教育》写于1516年），伊拉斯谟当时和马基雅维利一样，正在寻求赞助人。伊拉斯谟平铺直叙，马基雅维利提出劝谕的方式却别出心裁，至今使人拿不准他的真正意思。伊拉斯谟提出的君主之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坚持和平为至善。讽刺的是，未来的查理五世却征战不息，蛮横霸道；伊拉斯谟后来又将此书献给英国的亨利八世，那位君主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和平主义倾向，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然而，伊拉斯谟对和平的捍卫是发自内心的；他拥护和平反对战争的思想源自他内心深处对各种形式的残酷行为的极大厌恶。他的好朋友托马斯·莫尔和他一样痛恨战争，但莫尔很乐意，甚至高兴看到异端分子被搜查出来，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伊拉斯谟则坚持认为，不应因宗教分歧而争吵不和，更遑论对别人进行残酷迫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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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35 《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使现代读者吃惊的不是它对查理五世的谄媚，而是它援引色诺芬的论点，声称“有一种超越人性的纯粹神性，存在于对自由自愿的臣民行使的绝对统治之中。”12今人很难想象，绝对统治如何与自由和自愿调和共存。其实，这个论点与马西利乌斯的思想并无不同：民众的同意赋予了政府合法性，但并不像现代宪法那样限制政府的活动。明君具有神授的素质，抑制这种素质是荒谬的，但君主只有在得到被统治者认可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他的神授素质。此论不同于查士丁尼的说法，他说罗马皇帝拥有绝对的立法权威，因为根本上拥有这种权威的“人民”将此一权威赋予了皇帝。查士丁尼的理论解释了绝对权威的由来；伊拉斯谟则论述了这种权威的性质。他提出的关键对比来自马西利乌斯的论述：僭主强迫统治不愿服从他的人民，罔顾社会的共善；而绝对君主治下的人民心甘情愿地服从他的统治，他的统治为的是大家的利益，而非他个人的私利。伊拉斯谟的观点与马西利乌斯相似，但表达的方式更接近柏拉图；他把权威与智慧联系起来，提出明君是柏拉图所谓的监护人，他的过人之处不在于财富和权力，而在于智慧。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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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37 这也许是自古代后期以来，柏拉图的《理想国》首次在政治理论的论辩中得到引述。《理想国》随着1469年马尔西利奥·菲切诺将其全文翻译为拉丁文而进入了知识界的视野。伊拉斯谟认为，教育良好的人的标志是对希腊文和拉丁文同样精通。1453年，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大批古典学者和哲学家逃往西方寻求避难，因此使西方人有了学习并精通希腊文的可能，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还是可能会阅读翻译成拉丁文的柏拉图著作。人们读希腊文原文也罢，读拉丁文译文也罢，反正柏拉图提出的国王为哲人、哲人做国王的理想之国首次成为了教育的重要内容。莫尔的《乌托邦》和《基督教君主的教育》同时出版，故事是半开玩笑，意图却十分认真，是对柏拉图理想的重申。伊拉斯谟和他的朋友莫尔一样，希望统治者具有哲学家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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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39 伊拉斯谟在书中设想君主的老师和“某个愚蠢的廷臣”辩论这个问题。廷臣说，伊拉斯谟为君主教育设定的计划培养出来的不是君主，而是哲学家；君主的老师反驳道：“如果统治者研究哲学，或哲学家担任治国的工作，那将是国家之福；柏拉图这个论点经过了深思熟虑，就连最高尚的人都对它赞扬有加。”14伊拉斯谟的注释十分重要，它反映了人文主义者对经院哲学家的敌意：哲学家不是“精通各种语言或科学的人”，而是能够分辨真实和表象，锲而不舍地追求善的人。事实上，“哲学家就像基督徒；不过是名称不同而已。”坚持君主能够看透表面认识真象，这是源自柏拉图的一大主题，也是教育的一个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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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41 所以，公共舆论不足信，因为大众只认得幻象，他们像囚徒一样被束缚在柏拉图著名的洞穴里，看不出什么是真的，什么仅仅是反射在洞壁上的影子。伊斯拉谟再次告诫君主，真正的幸福只有通过追求美德才能获得；情色口腹之欲给肉体带来的快感根本无法与正直的好人那种不可动摇的幸福感相比。这条原则在有些方面过于武断。斯多葛主义者会说，只有具备美德的人才是自由的，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拒绝肉体的诱惑，按照理性的指引行事；基督徒会说，尘世间的快乐是坑人的幻象，是魔鬼设下的陷阱，要引人背离通往天堂之路，走入毒火熊熊的地狱。伊拉斯谟对此心知肚明；所以他说哲学家是基督徒——名虽异，实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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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43 君主必须早早地认识到阿谀奉承的危险。真心的赞扬是好的，能鼓励人继续培育美德。阿谀奉承却是一剂毒药，它使人飘飘然，削弱人冷静判断的能力。这显然说明，君主必须明智慎重地选择谋士。有的谋士对君主只投其所好，在君主未经周密思考就要贸然行动的时候从不提醒君主此举的危险；这样的谋士毫无用处。有的谋士只顾私利，不管国家利益；这样的谋士对所有人都是危险。虽然伊拉斯谟的好朋友托马斯·莫尔爵士对于哲学家的意见能否得到君主采纳表示严重怀疑，而且到那时，柏拉图的《第七封信》已经广为流传，他在狄奥尼修手中险些被处死或沦为奴隶的遭遇也成了被普遍引以为戒的故事，但是伊拉斯谟仍坚持君主应听取哲学家规劝的观点；至少看似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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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45 我们再次看到，一些已有的思想以新的词汇表达出来，引起了与过去不同的反应。两个关键的二分式是这一切的基础。第一是再次提出了僭主统治与合法统治的区别。我们看法国和西班牙的君主制，通常采取看待路易十四与路易十五的绝对王权的方式，而绝对王权的辩护士依靠的就是神授权利的原则。然而，虽然后来支持绝对君主制的人也援引神授权利的概念来对抗政府须有民众同意的主张，伊拉斯谟却坚持过去的观点，认为统治者的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他并未对一人统治提出疑问。他坚持说，哲学家普遍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却没有说西塞罗或直到恺撒时代之前的罗马思想家也许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不是在撰写思想史，而是在描绘一幅图画。他鼓励君主的老师把僭主比喻为动物，以强调僭主的极端邪恶。一边是合法统治者，他睿智、正直，因深受百姓爱戴而安全无虞，因得到百姓的自愿接受而具有合法性。另一边是僭主，他比饿熊更凶狠，比狮子更危险，比毒蛇更恶毒。如果说正直的统治者体现的是上帝的完美的话，僭主体现了什么则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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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47 所以，僭主统治追求的是自身的利益，不是全体人民的利益，他们不争取治下人民的同意，而是使用威逼的手段迫使人民服从。虽然《基督教君主的教育》是道德说教，但它不止于此。伊拉斯谟在书中谈到君主对人民征税要适度的时候，就非常实际地指出，税负不重，民众的日子就过得好，比起苦挣苦熬的民众来，能给政府提供更多的资源。像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许多人一样，他还指出，在意自身安全和福祉的君主不会使自己成为治下人民仇恨的对象。横征暴敛造成民不聊生，引发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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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49 遵守法律至关重要。僭主对朋友犯法纵容不管，对敌人却实行严刑峻法；合法的君主依法治国，除了需要仁慈宽大的情况外，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但伊拉斯谟和克里斯蒂娜·德·皮桑都没有赞扬弑杀僭主的行为，也没有支持视僭主杀手为民众救星的观点。西塞罗也许对人文主义影响颇大，但他对弑杀僭主的反复赞扬却不在此列。然而，人文主义者没有明确否定过民众的抵抗权，并不坚持说，无论统治者是多么暴虐，也不准弑君。他们提醒统治者，失去民心可能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并没有说造反的民众是暴民。按照奥古斯丁的思想，只要政府能够保持起码的和平，人民就要逆来顺受，人文主义者的论述中没有一丝这个主张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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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51 伊拉斯谟坚持的第二个巨大的区分是求和的君主和好战的君主之间的区分。《基督教君主的教育》最明显的特点是它详尽地讨论了该如何追求和平，莫尔的著作中也有类似的内容。伊拉斯谟指出，古人将治国术分为和平的艺术和战争的艺术，这是错误的。国家领导人要掌握的全部艺术都应是和平的艺术，因为“他必须运用它们去竭尽全力地追求永不打仗的目标。”15这个思想中有一个转折因素，后来的霍布斯会再次提出。今天，我们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提出反战的理由，伊拉斯谟的论述中也有人道主义的内容。但是，他的中心论点是，文明本身即是善。善的社会繁荣祥和；人民不因过分劳作而筋疲力尽，不因苛捐杂税而不堪重负，不因严刑峻法而终日恐惧。但文明社会的真正标志是它所推动的治学水平；战争之所以如此可怕，不仅因为它有害于学问——这不单是教室驻扎了部队就不能用来上课这么简单——而且因为杀死敌人与在理性社会中生活不能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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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53 君主需要和平的艺术，其详细内容众所周知、自古皆然，包括：君主应宽宏大量，但言出必行；应挑选拒腐蚀永不沾的人担任执法官，确保法律严而不苛，等等不一而足。伊拉斯谟的书中也有一些不寻常的内容，其中之一是关于惩罚的意见。他对于惩罚这个概念不以为然，但一般而言，他认为，如果有大棒和胡萝卜这两种确保民众服从的办法，要采取较为温和的一种。对人谆谆劝告，能使他明了是非，自动地按照他学会的正确方式行动；而对人动用严刑峻法，会使他变得阴沉敌对、丧失人性。另一个是他关于法律能够以何种方式鼓励劳动、打击懒惰的论述。伊拉斯谟对柏拉图把乞丐逐出理想国的建议提出了批评，说很少有人是自愿选择乞讨为生的；如果人因为老病而不能谋生，那么驱逐他们并不能解决问题，应该成立机构来接纳失去生活能力的人。反过来，对于什么算是懒惰的解释不能过于僵化。一群僧侣想到马赛去，不事生产，靠叫卖圣物懒散度日，马赛的居民拒绝让他们入城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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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55 同样，限制修道院的数目也是对的，因为修道士过的是一种懒惰的生活。许多大学也是一样；伊拉斯谟访问过剑桥大学，还在索邦大学待过几年，和那里的正统教员发生过冲突。谈完了僧侣的懒惰后，他又将话锋转向仆人，说应该让那些只为炫耀而蓄养的跟班和仆人做些有用的工作；这又引出了关于士兵的尖锐评论：“当兵是一种非常活跃的懒惰，也是最危险的懒惰，因为它摧毁一切美好的事物，打开聚集了所有罪恶的污水坑。所以，如果君主在王国内肃清所有这些犯罪的温床，就没有多少需要法律惩罚的事情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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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57 16世纪并不比17世纪更血腥，与20世纪相比更是小巫见大巫，但那是个战争连绵的世纪。王朝联盟立了又破；联姻构成同盟，婚姻一旦破裂，盟约也随之破裂，或者是同盟的一方为摆脱盟约的束缚而打破婚姻。哈布斯堡家族通过联姻将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欧洲；查理五世成功地统一了西班牙，把历任教皇治得服服帖帖，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他的军事和战争才能由此可见。然而，为了重新统一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各个王国，他也特意迎娶了葡萄牙的伊莎贝拉。他退位前采取的最后行动还包括安排他的儿子菲利普和英格兰女王玛丽·都铎的亲事。如果他们有了子嗣，信奉天主教的英格兰就会成为西班牙的附属。所以，伊拉斯谟谴责联姻在当时政治中的作用是非常大胆的。事实上，此举比表面看起来更加大胆。当伊拉斯谟把《基督教君主的教育》献给亨利八世之时，查理五世刚刚取消了和亨利八世的妹妹玛丽的婚约——鉴于查理五世那时还小，应该说他被取消了婚约。（玛丽后来的婚史包括和查理的对手，法国的弗朗西斯一世的一段短暂婚姻，还有因爱情与萨福克公爵的结合。）伊拉斯谟的小书写成于联姻风波使亨利和哈布斯堡家族的关系降至冰点的仅仅两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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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59 伊拉斯谟对联姻的攻击比起他对战争的激烈谴责来几乎算不了什么。正义战争的概念被他扔到一边；也许有正义战争这回事，但即使有，也应该竭尽全力避免打仗。对于奥古斯丁关于用战争来惩罚邪恶国家的观点，伊拉斯谟虽未直接反驳，但明显地置之不理。基督是和平之王，基督教君主应不遗余力地争取做和平的君主。伊拉斯谟对年轻的查理五世曾寄予厚望，但查理五世的君主生涯，包括1525年俘获了弗朗西斯一世的帕维亚战役和1527年帝国军队对罗马城的洗劫，却是对伊拉斯谟期望的莫大讽刺。伊拉斯谟明白，自己在世人眼中是和平的鼓吹者——他于1512年发表了《和平的怨言》，并和一群人一起奔走努力，力图促成佛兰德分裂主义者和统治他们的西班牙国王的和解。他也知道，如果说，君主不应该在冲突中坚持他们自己的权利，一定会有人反驳道，除非坚持自己的权利，否则谁的权利也得不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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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61 伊拉斯谟对此作出了唯一可能的回答：在一个兵燹频仍的世界中，所有权利都处于威胁之下。必须做出一定的取舍；通过和平谈判来保障大部分权利比通过战争来保障全部权利更好。另外，伊拉斯谟说，“君主要想对敌人复仇，首先就得恶待自己的臣民。”17筹措军需、招募士兵会造成人民的痛苦，筑起高墙深垒保护人民不受敌人的侵害无异于将人民禁闭起来。至于人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打仗，伊拉斯谟作了两点尖刻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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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63 第一是对僧侣的谴责。他们本来应该宣扬和平，却致力于煽动战争。伊拉斯谟对僧侣发出谴责，是因为意大利发生了战争，起因是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和利奥十世决心防止北部意大利和那不勒斯王国落入神圣罗马帝国或任何其他一方的手中。至此，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已经成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那不勒斯王国掌握在西班牙手中；北部意大利则是教廷、法国和帝国（或西班牙）军队的争夺之地。伊拉斯谟对追求尘世间政治利益的教皇和主教的批评尖锐犀利、毫不留情。如果基督徒一定要打仗，就该去打土耳其人；但即使对土耳其人作战也不应操之过急，尤其是考虑到假如不能建立基督教下的和平，打败土耳其就没有任何意义。伊拉斯谟的第二点评论非常新颖。他似乎是谴责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敌对情绪的第一人。他批评说，一个民族仇恨另一个民族，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与自己不一样。“如今，英格兰人通常仇恨法国人，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他是法国人。苏格兰人只因为自己是苏格兰人就仇恨英格兰人，意大利人仇恨德意志人，斯瓦比亚人仇恨瑞士人，等等；省和省，市和市都彼此仇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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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65 伊拉斯谟最后指出，持这种想法的人如同在愚人的带领下闯入风暴之中，这引出了他的另一部作品。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个特点是运用各种新的文学形式，用玩笑的方式表达严肃的观点。伊拉斯谟最具此特点的作品可能就是亦庄亦谐的自嘲作品《愚人颂》。他说他一个星期内就写成了这本书（他可能并不指望别人会相信）。1509年他刚刚完成在欧洲的旅行，旅途中患了病，住在托马斯·莫尔那里养病，通常看的书都没有带在身边，于是一气呵成，写出了《愚人颂》。无疑这是一个原因，说明为什么此书以最出色的人文主义方式，诙谐地提到了每一个写过滑稽作品的严肃作家。《愚人颂》的拉丁文标题“Encomium Moriae”是双关语，把意思是“疯狂”的希腊词和他客居主人的姓氏放在一起；它讲述的故事是个长长的玩笑，但中间夹杂着严肃的议论。在书的开头，愚人抱怨没有人作演讲来歌颂她。她说，这不公平，因为人们对她的每一个冲动奇想都亦步亦趋地追随；不过既然如此，她只好自夸自赞。19她还有一些盟友，包括酣醉、熟睡、无知和蠢笨。伊拉斯谟借此对当时的社会、宗教和政治生活大加嘲讽，同时撇清说，这些都是愚人的话，不可太过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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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67 谁也摸不准他的确切用意。伊斯拉谟对此一定得意非凡。在某个意义上，也许他只是想试一试从纯粹愚蠢的角度写作，玩一次智力游戏。这类作品很难写得好；以正话反说的方式来表达严肃的论点至为不易，愚人在书中就多次道歉说自己忘乎所以，说了严肃正经的人所说的话。《愚人颂》出版后大受欢迎，出乎伊拉斯谟的意料。在都铎时期的英国，老师经常要求学生模仿它的文体。时至今日，要学生对自己的坚定信念提出反驳这种教学方法仍然十分普遍。愚人对伊拉斯谟一贯的目标，包括腐败堕落、精神上破产的教会，攻击起来毫不留情，对那些在大学里机械地讲授逻辑学的无用教员的攻击词锋仅稍有缓和。书的结语是一语双关表达严肃观点的杰作；愚人仗着自己只是个愚蠢的女人，提出了离经叛道的神学观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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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69 她说，大众被束缚在肉体内，就像柏拉图洞穴寓言中的囚徒；他们眼中看到的仅是幻象，行动完全受肉体决定。新柏拉图主义启发了早期的天主教神学；但伊拉斯谟直接引用柏拉图，指出肉体是精神的囚所，这是对正统的背离。不过，伊拉斯谟以柏拉图的理论作基础，在此之上提出的观点正是有意要引起某些人的不快。他借愚人之口提醒读者，基督教的世界观从常识角度来看不可理喻，因此世人眼中的疯子可能看到了比常识深刻得多的道理。在这一点上，伊拉斯谟是有所倚恃的；圣保罗布道时，说到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就曾说过，这在希腊人看来是“愚蠢的”。伊拉斯谟说，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在具有普通常识的人（homme moyen sensuel）看来是愚蠢荒唐的，这正与圣保罗的话一致。他的推论使得一些人感到不安；他的意思要么是基督教是疯子的宗教（这肯定不是他的意思），要么是基督教的真理与柏拉图阐述的真理别无二致（他很可能是这样想的），如他后来在《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中所说的，“名虽异，实则同。”21如果是这样，就看不出为何还需要教会和大学。由腐败堕落、贪婪成性的人把持的教会肯定是要不得的。伊拉斯谟从未脱离天主教教会，还就自由意志的问题与路德发生过激烈的争执，但批评者总是把他视为挑唆煽动新教和天主教改革派的人。尽管他的赞助人是绝对君主，但他表现的是纯粹的近代开明思想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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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71 托马斯·莫尔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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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73 伊拉斯谟最亲密的朋友托马斯·莫尔是骑士，担任过大法官，后来成为天主教的圣徒。他写的《乌托邦》可能比伊拉斯谟的作品更胜一筹。莫尔是个令人费解的谜。他是当时最聪慧的人之一，靠着他法律上的造诣和才能进入了亨利八世的都铎宫廷那个危险的世界。16世纪20年代期间，他担任下议院议长，1529年接替失势的沃尔西红衣主教出任大法官，成为大臣中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的野心并不大；他头脑敏捷、思想尖锐，同时又十分虔诚，差一点不做法官而去当神父。他生于1474年，比伊拉斯谟小将近10岁，1535年被亨利八世通过司法手段谋杀，那是伊拉斯谟去世的前一年。他因拒绝宣誓承认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而被判犯了叛国罪。国王知道处决莫尔非常不得人心，所以不准他在绞刑架下为自己作辩护演讲。莫尔至死都遵从国王的命令。他说，“我作为国王的忠实仆人而死，但我首先是上帝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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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75 莫尔的令人费解之处在于他一方面对周围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怀疑厌恶——《乌托邦》全书都贯穿着这种观点，另一方面却又至死都甘于与都铎王朝政治的残酷狡诈同流合污；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若非他成了以身殉教的天主教圣徒，后人对他的印象就是，他为他的国王主子的任何行径都能找出理由来狡辩。与亨利八世反目的多年前，他帮助国王获得了“信仰捍卫者”的称号；那是教皇赋予国王的，为的是奖赏他对路德有关圣礼的观点的谴责。莫尔一定深感此中的讽刺。亨利八世对路德发出谴责是1520年的事，路德像对任何异议一样，对亨利八世作出了激烈的反驳。莫尔写了一封匿名信反击路德，里面的污言秽语、侮辱谩骂使路德望尘莫及。讽刺的是，当时莫尔还劝亨利八世不要过于谄媚地承认教皇的权威；英国人对教廷毫不热心，红衣主教团的50名成员中只有一位来自英国，英国人永远当不上教皇，所以英国人看不出为什么要让意大利人为了法国或西班牙的利益来统治英国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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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326677 《乌托邦》本身妙趣横生，但考虑到莫尔的生平，就有些令人不解。“乌托邦”一词是莫尔杜撰的。他精通古典知识，和伊拉斯谟合力把希腊语讽刺作家琉善的几部作品翻译成了拉丁文。琉善最著名的一部著作《真实的历史》详细叙述了从未发生过的事件；莫尔和伊拉斯谟合译的无稽故事中有一个叫作《梅尼普斯去地狱》，讲一个犬儒派哲学家去地狱的旅行。“乌托邦”（Utopia）若是念成“outopia”，意思就是“乌有之地”，莫尔利用了这个词与意指“好地方”的“eutopia”的相似之处中固有的双关之意。乌托邦岛上的主要河流叫作Anydrus，意思是无水；旅行归来向莫尔和他的佛兰芒朋友彼得·吉勒斯讲述乌托邦情况的人，名叫拉斐尔·希斯罗道斯——这个字（hythlodaeus）的意思与“荒唐”非常接近。所以，乌托邦的故事是由一个自认不可靠的目击者讲的关于一个并不存在的岛屿的荒唐无稽的故事。这与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一卷之后的几卷中对他心目中理想政体的严肃冗长的论述简直有天壤之别。这说明，莫尔创作此书，部分地是要写一部后世的《理想国》，既为柏拉图的设想辩护，也对其作出批评论说。拉斐尔·希斯罗道斯对乌托邦的一切都赞不绝口，实际上是柏拉图的发言人，故事中的“莫尔”则是常识的捍卫者。当然，他们是莫尔自己个性的两个方面，彼此之间激烈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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