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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教士在战争中的作用是尽量减少战争造成的破坏；教士能阻止战胜方的军队杀害战败的敌人，保护伤员，并有权宣布战争结束，以此来强迫停战。作战时，教士随军而行，目的是维护人性在战斗中不致泯灭，而不是祈祷上帝杀尽敌人。乌托邦人对冲突的务实态度也表现在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公民战死；他们有钱，可以使用雇佣军，用重金换取他们的忠诚。他们的盘算是，雇佣军作战时死亡众多，真正能活下来领取高额报酬的雇佣兵仅是少数。莫尔想象，乌托邦人在招募雇佣兵时，首选地处遥远的塞波雷得人[6]。那些人不是不知道打仗危险，而是根本不在乎；他们贪婪凶暴，对雇主忠心，互相杀戮起来毫不犹豫，对激烈动荡的生活的胃口显然比沉静的乌托邦人大得多。乌托邦人鄙视塞波雷得人，但莫尔的用意是谴责战争，不是让读者猜想塞波雷得人是否有其他的谋生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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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这些段落当真，就说明莫尔对当时的政治与宗教的反感超过了心理上的保留。然而，谁也不知道对《乌托邦》该认真到何种程度。构想乌托邦的用处不在于为其他社会提供蓝图。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类所谓“反乌托邦”作品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反乌托邦的世界马上就要到来，或者必须立即采取果断措施，以防反乌托邦出现；这类作品的意义在于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心目中的进步可能带来的后果。《乌托邦》不是推行反战运动和废除社会等级的蓝图，也不是推翻宗教的方案；其中诙谐玩笑的内容不仅为莫尔提供了保护，使他不致被指控为需要密切监视的异见者，而且保护了该书本身，使它不致被视为宣扬另一种更好的政治制度的声明。作为讽刺作品，《乌托邦》与现实可以拉开距离，这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做不到的。不过，它的确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在别人挨饿的情况下，我们的财富越积越多到底有没有好处？国家难道必须为名誉而战吗？难道就不能容忍宗教异见者吗？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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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乌托邦的想象中学到的东西有多少是作者有意传达的意思，这是传记作家需要解开的谜。几乎所有作品在某些方面都是作者所无法控制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作者内心深处的想法，另一方面又无法完全达到作者想要达到的目的。现代读者会认为，《乌托邦》是一种告诫，提醒人们注意，建立完美社会的愿望会滋生极权主义：乌托邦的居民不经许可不能旅行；婚前性行为会带来双方均终身不准结婚的惩罚；而且如莫尔所说，每个人都深深地意识到，自己无时无刻不处于所有其他人的监视之下。26这使现代人感到极为不安；自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出版之后，人与人之间互相监督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专制国家的独裁。即使这样能保证和平与安全，似乎代价也太大了些。不应假定莫尔也怀有和我们一样的疑虑。他被关押在伦敦塔的斗室之中等待审判和处决的时候，并不抱怨失去了自由，反而对他简单的生活表示满意。无疑，他这样做有安慰家人之意；他和妻子伉俪情深，子女也孺慕孝顺。但这种态度也反映了一个柏拉图的崇拜者应有的对去尽尘世牵绊的生活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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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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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和莫尔对现代读者的吸引力在于他们的怀疑主义，而在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中，将怀疑主义用于道德和政治目的的代表性人物是蒙田。这是一个悖论，因为他的随笔仅仅间接地涉及政治组织或日常事务的管理；蒙田企图根据他最了解的人——他自己——的情况来探究分析人的心灵。蒙田的随笔不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那样的忏悔性作品。蒙田对忏悔自己的软弱没有兴趣，也不想赞美上帝慈悲地拯救了自己。他和奥古斯丁一样，认为人缺乏自我了解，但他不像奥古斯丁那样对此深感痛苦，而是相信，要了解自己，必须做到耐心、自制，对任何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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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斯多葛式的怀疑内省却直接产生了政治上的影响和启发作用。除英文译本以外的其他语言的译本恰如其分地将蒙田的随笔描述为“道德和政治”文章。蒙田生于1533年，参加了世纪中期的法国内战，所以他关于勇气、背叛、谈判的危险，以及许多其他问题的观点都是经验之谈。27法国内战原是宗教战争，由于王室和贵族家族各自的内斗而进一步加剧，力图统一的法国君主和在地方上称王称霸的贵族之间暗地的斗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蒙田出身贵族，学过法律，曾在波尔多议会中担任顾问，但不喜欢公共事务。他出售了在议会的职位，因而衣食无忧，但又因无所事事而郁郁不欢。他的随笔尽管没有描写他的苦闷，却是因他的苦闷而发。他关于如何获得幸福的建议主旨上属于斯多葛派，说人不应该太在乎世事，但那些建议的道德基础是基督教，对个人的重视则是符合近代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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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政治，要畏惧它的危险，而不要因它带来的机会而乐在其中。统治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好的统治形式是君主制；明君不追求战功的荣耀，而是努力培养建立在基督教最宽容的观念基础上的公共道德。至于其他人，友谊、平静的心情和对哲学与宗教的钻研是为至善。尽管通常不应将任何发明归功于某一个作家，但不得不承认，是蒙田首先提出了近代意义上的个性和私人生活。他坦承，他的随笔讲的是他唯一真正了解的题目，也就是他自己。可以令人信服地说，他的随笔是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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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一种新型矛盾开始浮出水面，那就是私人和公共之间的矛盾。它并非传统的私利与公德的矛盾，亦非基督教今生与来世的矛盾，也非柏拉图所谓的寻求真理和履行对他人责任之间的矛盾，而是具有鲜明近代色彩的矛盾。一边是亲密关系、天伦之乐、生活自得其乐带来的平静的满足；另一边是公共生活的快乐——与私人生活的快乐同样真实，却截然不同。蒙田打开了解读人与公民之间矛盾这个新课题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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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自中世纪早期至文艺复兴期间的一种政治文体，通常用来为国王或王公提供治理方面的指导规劝，也包括介绍历史和文学中值得君主学习或引以为戒的事例。——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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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大利诗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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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世纪英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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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两人都是德意志神父和作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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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真实历史中，密特拉是古雅利安人曾信拜的神，后形成密特拉教，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5世纪在罗马帝国传播，一度是基督教的有力竞争者。——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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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塞波雷得人是莫尔杜撰出来的人种，其名称“Zapolete”在希腊语中意谓“急于出卖自己的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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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170332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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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第十章 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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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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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一词和“文艺复兴”一样，意思不够严谨，但除非每次都长篇大论、啰嗦累赘地解释，否则只能用它。无论在地理上、时间上，还是理念上，将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当作单一明确的一场运动的概念都经不起推敲，但事实是，1500年之前，西欧的基督徒没有制度化的教义之分，1550年后则出现了几个不同的教派。这种情况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后果。主要的新教思想家的大部分理念是一个世纪前由扬·胡斯和约翰·威克里夫首先提出的；路德大量吸收了圣奥古斯丁最激烈、最令人不安的思想；民众广泛要求回归早期教会的纯洁。新神学对确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影响巨大。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宗教信仰上发生抵触的时候，“人们该如何自我治理？”这个问题就变得紧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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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世纪前的教会大分裂[1]期间及之后，教会治理本来有可能沧桑巨变。但变革终未发生。宗教改革运动不是发生在15世纪，而是在16世纪初。它之所以发生于斯时斯地，是因为西欧各国统治者长期以来对教廷怀有敌意。各国君主因打仗花费巨大，财政捉襟见肘，对教廷的财富垂涎三尺，而当时民众对教廷在道德、精神和神学上的广泛不满为君主在政治上对教廷的敌意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后盾。教派分裂是教会逐渐变为国家教会的长期过程的产物，也是加快这一过程的重要因素。教廷无法维护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其主要原因与其说是发生了席卷欧洲的反教会舆论运动，不如说是教廷为维护它在意大利的地位而缔结的政治联盟。对教廷耽于世俗事务感到不满，希望看到一个更依靠公会议、更注重教众自主权、广义上更加民主的教会组织形式——这些都不是新现象。决定性的因素是世俗当局迅速掌握了对本国宗教生活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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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瞠目的例子是英国。亨利八世因想要男性子嗣而与罗马决裂。他与自己的寡嫂，阿拉贡的凯瑟琳结婚后，王后只生了一个女儿，之后数次小产。亨利八世可能深信，这是因为他们的婚姻违背了教会禁止近亲结婚的命令；但他也可能并不真信。他绝对是虔诚的教徒，不去打猎的时候，每天都做五次弥撒。教皇不能批准解除亨利的婚姻；当初是他的前任特许亨利和乃兄的遗孀结婚，他若是宣布亨利的婚姻无效，就必须否定前任的决定。还有更加决定性的原因，那就是教廷政治上的虚弱。凯瑟琳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姨妈，查理1527年洗劫罗马后，教皇实际上成了查理的俘虏。于是，亨利八世迈出了大胆的一步，自封为英国教会的首脑，命令听话的主教废止了他的婚姻。亨利和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不同，他不喜欢新教；路德派和加尔文派对他都没有吸引力。他和路德在1520年发生了激烈争吵，因此不可能把路德奉为精神导师。1直到1547年，英国教会在教义和礼拜仪式上都没有改变；唯一的，也是巨大的改变是国王成了教会的精神领袖，英国的教会归入了英国法律的统治之下。两把剑落到了一个人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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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与反律法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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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自由民主首先在新教国家中生根，所以很容易以为，许多新教教会“教众自主”的治理方式与自由民主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其实两者的关系并不紧密。英国和荷兰成了信奉新教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丹麦和瑞典也信奉新教，却采用绝对君主制；内战后的法国成为信奉天主教的绝对君主制国家，威尼斯也信奉天主教，但仍然是共和国；西班牙则一度几乎成了神权国家。研究各国政治和宗教的演变是政治史学家和社会史学家的事，但事实说明，改革者的宗教和政治思想之间没有特别直接的联系。本书重点介绍几位主要的新教思想家政治思想中的新颖和矛盾之处，还将简短论及极端主义者的思想。谈到宗教改革思想家的政治影响时，马上就出现了一个困难：他们的思想与政治没有多大关系。新教最初是要与一切制度决裂。一旦否认了教士确保人得救的居间作用，教会作为机构的概念就受到了威胁；新教对于政治机构似乎也像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描述的那样，保持一定距离。国家比教会的机构合法性更大，因为我们需要法律和秩序，却不需要任何人介入我们和《圣经》及其作者之间。似乎能说的只有这些。但思想家们发表的观点比这多得多，必须一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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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晚期对当时占主要地位的教会机构的攻击不是出于神学的原因。英国和其他地方的修道院被毁并非由于新教的兴起，而是由于君主的雄心壮志受到了资金短缺的限制；信奉天主教的君主对教会财产照抢不误。到17世纪中期，只有意大利和西班牙没有侵吞过教会的财产。亨利八世在16世纪30年代解散了修道院，几乎一个不留，方式特别暴力，时间上正和他决定与罗马决裂，自封为英国教会的领袖相吻合。自从1515年开始，亨利和教会就因为预算而一直僵持不下，解散修道院是这场旷日持久的预算危机的最后阶段。亨利八世解散修道院和两个世纪前腓力四世对教会财政特权的攻击并无实质上的不同。亨利之所以一举惊人，自封为英国教会的领袖，是因为他要和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如果没有这个原因，很难说英国的教会改革会走哪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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