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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发展瞬息万变、一片混乱，任何人都来不及就虔诚社会的政治安排应该是什么样子提出完整的设想。农民起义在1525年5月遭到武力镇压后的几个月间，所提出的设想重点在于要建立简单的共和政体。这个设想在政治上是激进的，因为它否认贵族拥有天生的统治权，在经济上也是激进的，因为贵族没有了政治作用，也就无权征税。它并不主张均贫富；旧教会的财产要没收，但非僧侣阶层的私人财产不受影响。说激进派决意实行共产共妻，消灭所有权威的传言只是反对他们的人歇斯底里的臆想，或者是有意蛊惑人心的宣传。然而，激进派的确是乌托邦主义者和千禧年主义者，他们相信，自己要建立的社会预示着基督复临和世界末日的来到。激进派失败后做了两件事；他们一致同意所谓的“施莱特海姆信条”，在具体方法上却各执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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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同意，他们向往的王国在这个世界上是实现不了的，真正的基督徒必须脱离这个世界。闵采尔希望建立一个基本上无政府的虔诚社会，但面对现实，只能放弃这一希望；施莱特海姆信条为组建能够逃过镇压的教会提出了一些起码的指南。激进派对遭到镇压的警惕戒备事出有因，因为在帝国全境，宣扬或施行成人受洗都是死罪，而成人受洗正是再洗礼主义的核心要素。起草了施莱特海姆信条的迈克尔·扎特勒领导的再洗礼教派的那一支宣扬激进的和平主义，号召信众拒绝服兵役、任公职，完全置身于所属社会的政治和司法机制之外。政府需要兵员打仗，对此当然不能容忍。这样看来，扎特勒鼓吹的观点似乎必然导致与当局的直接冲突，但他提出了再洗礼教徒私下追求精神生活的可能性，因而使再洗礼教派在再无可能劝别人皈依的情况下得以劫后余生。再洗礼教徒可以在家庭内部把信仰一代代地传给后世，却不能传给家庭以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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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巴尔塔扎·胡布迈尔领导的另一支回归了路德的权威论，但继续追随被路德拒绝的寂静主义。这一支的成员认为，再洗礼教徒可以就任公职，使用公权力，因为虔诚的统治者需要帮助，应该向他提供帮助。如果统治者不虔诚敬神、作恶多端，也只得忍受。对上帝指定的统治者开战就等于对上帝开战。胡布迈尔的立场为与当局讲和提供了基础；它对再洗礼教徒的吸引力在于，如果能找到容忍他们的君主，就能公开追求自己的信仰。但不幸的是，后来的两个世纪中，许多虔诚善良的信徒发现，君主动辄改变宗教派别，有时老王宽容，新王却极端严厉，臣民的信仰若与他的不同，除了流亡只有就死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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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20年代的激进主义以一个著名事件宣告结束，那就是莱登的约翰和伯恩哈德·克尼佩尔多林在明斯特建立了从1534年到1535年的短命恐怖政权。把这些事情都推到再洗礼教派头上非常不公平，但再洗礼教派的敌人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对明斯特发生的事情，人们做过大量研究。20世纪50年代期间，那个城市陷入了疯狂的状态；当时的社会学家认为，那种状态深刻地揭示了20世纪革命的酝酿过程。21过了半个世纪回头看去，那种状态似乎更应归入像圭亚那的琼斯敦发生的集体自杀那类特别事件。在琼斯敦，相信末日将至的教徒谨守宗教领袖的命令，喝下放了氰化钾的饮料，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踏上黄泉路。16世纪的明斯特属于威斯特伐利亚，统治者是一位十分不得人心的主教。16世纪30年代，它转投了路德宗，与此同时，一群坚信世界将发生大变的布道者先是在斯特拉斯堡无法立足，后又被逐出荷兰，正在到处游荡，寻找劝说皈依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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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年1月，伯恩哈德·克尼佩尔多林加入了这些梅尔基奥尔派（Melchiorite）传道者的行列，同扬·马蒂德和扬·博克尔松（即莱登的约翰）一起，着手把明斯特变成他们想象中的新耶路撒冷。那位兼任封建领主的主教将明斯特团团围困起来，黑森的腓力也对他伸出援手。腓力自己信路德宗，但他知道，明斯特的形势是彻头彻尾的无政府状态。被围的明斯特城陷入无以复加的混乱；马蒂德认为上帝直接给了他谕示，于是他奉上帝旨意率领一队人出城杀敌，结果自己反而被杀死；莱登的约翰接管了权力，后来又自封为国王。他才是真的实行了共产共妻；他纳了24个妻妾，自己身穿华丽的长袍演出《旧约》中的故事，而与此同时，城中已经开始缺粮，百姓食不果腹。令人惊讶的是，守城将士一直坚持到最后一刻；1534年8月，他们击退了攻城大军，尽管其他地方的起义并未减轻对明斯特围城的压力，但明斯特仍然坚持到1535年6月才终于陷落，而且是因为有人叛变才失陷的。破城后，居民不分男女老少，一律遭到屠杀；克尼佩尔多林和莱登的约翰被折磨至死，当局对怀疑参加了起义的每一个人都不放过。这些事件对散布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言论的人来说，不啻一帖长效清醒剂。开启了这一系列事件的梅尔基奥尔·霍夫曼，生前见证了这一切。明斯特叛乱前夜，他在斯特拉斯堡被投入监狱，一关就是10年，最后死在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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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上文提到的多教皇并立的时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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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意志神学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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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主教共有七项圣礼：洗礼、坚信礼、圣餐礼、授职礼、忏悔礼、病者涂油与婚礼。路德认为只有其中三项圣礼，即洗礼、圣餐礼和忏悔礼，有助于基督徒建立起与基督的联系。——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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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教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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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亚当与夏娃的长子，杀死了自己的弟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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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认为圣餐中经祝圣的面包和酒是基督的血和肉体。——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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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1703325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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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希罗多德到马基雅维利（上卷） 第十一章 马基雅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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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与时代；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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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生于1469年，卒于1527年。他父亲是律师，但律师的身份除了证明他父亲识文断字，别的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律师很多，法律界的工作机会却没有那么多，社会地位较低的律师也许只能靠种田或做工匠谋生。出身上层阶级的律师可以运用法律知识帮朋友和盟友处理事务，也许还能在政坛一展身手。既然马基雅维利的父亲是律师，可以确知他一定接受过人文主义教育，因为那是学习法律的必备条件；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人能写一手流利雄辩的好文章，能在法庭或委员会前侃侃而谈，言辞得体，西塞罗和他之前的智者派都认为，好口才是政治家和律师必备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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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对马基雅维利早期的情况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于1498年就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秘书，是个“公务员”的职位；佛罗伦萨是在推翻了萨沃那洛拉后成为共和国的。像古代雅典一样，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人任期很短，或是经由选举，或是抽签产生。若是没有一批有经验、有能力的常任官僚，就无法治理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就是这批常任官僚中的一员。他就任国务秘书一个月后，又被任命为负责外交和军事的“十人委员会”的秘书。此后的14年中，他大部分时间都活跃在外交领域，曾出使教廷、法国路易十二国王的宫廷，还有马克西米连皇帝的宫廷。因为佛罗伦萨与法国交好，所以需要微妙的运作和平衡以一方面保持和法国的友谊，另一方面又不招致神圣罗马帝国的敌意——和瓦罗瓦王室一起狩猎，又不受哈布斯堡王室的猎狗的追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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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出使外国期间，在罗马涅和切萨雷·博尔吉亚[1]相处过很长时间，也曾与尤利乌斯二世教皇朝夕相处。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中，尤利乌斯二世是最好战的一个，他永无餍足地搜刮金钱是促使路德发动教会改革的原因之一。马基雅维利与自己在佛罗伦萨的上司常有信件往来，他那些文笔生动的通信讲述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有一些在他的《君主论》和《论李维》中被用来作为论据。马基雅维利任“十人委员会”秘书时，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但十分重要的成就：他建立了一支由从佛罗伦萨周边的乡村（contado）招募而来的士兵组成的民兵队伍。他不喜欢雇佣军，认为如果敌方能出高价，他们就会转投敌方，另外，他们还可能颠覆雇用国的政府。招募农夫（contadini）入伍在当时是创新之举；携带武器的权利过去一直只限于佛罗伦萨城里的公民（cittadini）。佛罗伦萨的军队和当时其他意大利城邦的军队一样，与法国军队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相比实力悬殊，但马基雅维利的改革使佛罗伦萨获得了一支能有效进行地方作战的国民军。靠着马基雅维利创建的军队，佛罗伦萨终于打赢了和比萨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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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共和国不是大人物，但名气很大。他每每能出色地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并且乐在其中。他的才智、机敏和博学使他得以跻身靠他的出身无法进入的上层阶级的圈子，而且大受欢迎，对此他也乐在其中。1512年，佛罗伦萨在教廷、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微妙平衡再也无法维持，只得向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的军队投降，斐迪南是伊拉斯谟《颂奥地利大公》的献予人，也是查理五世皇帝的前任。随着佛罗伦萨的投降，马基雅维利的事业戛然而止，但他与上层阶级成员的友谊并未中断。美第奇家族被立为事实上的世袭公爵，但佛罗伦萨仍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共和国形式，直到30年后，美第奇家族才真正获得公爵封号。美第奇家族掌权后，马上解除了马基雅维利的职务；此举原因不明，毕竟马基雅维利的许多同事都得以留任，不过马基雅维利与共和国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皮耶罗·索代里尼关系密切，交给他的一些重要任务一般都由贵族，而不是官僚担负，由此可见索代里尼对他的信任。六个月后，一场暗杀新任统治者的未遂阴谋被揭穿，从参与阴谋的一个人那里发现了一张写着马基雅维利名字的纸片。于是，马基雅维利作为嫌疑犯被捕。当局对他用刑，并将他投入监狱，但他显然是无辜的，几周后获得了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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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的余生在离城11公里的佩尔库西纳的农庄度过，在那里专心写作，也梦想有朝一日重返公共生活。虽然他结了婚，生了六个子女，但他对从政的兴奋和刺激无法忘怀，渴念不已。他曾试图在美第奇家族手下谋得一个在佛罗伦萨或罗马的职位，却没有成功，但接到了一些写作的委托。到他去世时，各方对他都已颇有好感，使他得以安葬在佛罗伦萨的圣十字圣殿。尽管如此，他有生之年只出版了他关于创立和训练民兵的论文《论战争艺术》。1513年后半年他从监狱获释后，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出了《君主论》，但该书到了1532年才得到出版。它是第一本被收入《禁书目录》的书；《禁书目录》于1559年由教皇颁布，用以强行保持天主教徒思想的纯洁，1564年的特伦托会议更是将《禁书目录》永久确定下来。直到20世纪，《君主论》才从《目录》中去除。之前多少年间，它一直被视为大逆不道，甚至于若想阅读此书以驳斥其中的论点，都须先经教皇准许，而且通常教皇都不予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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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基雅维利被迫退休，但他仍然和一群朋友经常在鲁切拉伊的佛罗伦萨豪宅的花园里聚会。他献给科西莫·鲁切拉伊的《论李维》也许就是应鲁切拉伊的要求写成的。马基雅维利和西塞罗一样，认为写作是从政不成退而求其次，而且远逊于从政；他有一段著名的话，描述他如何穿上华丽的长衣坐下来写作，在书斋中与不朽的历史人物对话，听起来有说不出的落寞孤独。“在那四个小时内，我丝毫不觉烦闷，把所有的困苦和对贫穷的担忧都抛在脑后，也不再觉得死亡可怕。”1马基雅维利写作有实际的目的，这极大地影响了他写作的内容，也是我们读他的著作时必须牢记的一点。他写的书要争取献予人的兴趣与好感（《君主论》其实是求职书，可惜没有奏效），但都涉及一个关键的问题：该如何治理佛罗伦萨以及类似的城邦？马基雅维利提出的回答是：一切都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有可能重建罗马共和国式的制度，当然应该为之努力；如果没有这个可能（这一点几乎可以肯定），就只能希望有人能娴熟掌握获得并保住权力所必需的技巧和手腕，希望这样的人能把握大权、建立秩序。这与巴尔托鲁关于在极端情况下也许必须实行暴君制的观点相去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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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之难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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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作为思想家殊难定位，因为他远不止（又远不算）是“政治理论家”。原因不是他一心想从政，同样热心从政的西塞罗就很容易定位；而是在他死后，欧洲关于政治的讨论和著述受他影响的程度惊人地巨大。至于他的观点除了被欧洲政治家为了自己虚伪的目的大肆批判之外，是否对他们的行为产生了任何影响，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腓特烈大帝曾半真半假地说，任何统治者要想对邻国挑起战端，都应该先对马基雅维利大批特批。马基雅维利对政治修辞的影响毋庸置疑。“霍布斯式”一词是只有政治理论家和政治学家才熟悉的行业用语；“马基雅维利式”的意思却无需解释，尽人皆知。“霍布斯式”或“柏拉图式”没有贬义，“马基雅维利式”却绝非中性词。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戏剧中总是有“马基雅维利般狡猾诡诈的杀人犯”这个角色；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对马基雅维利的著作连一行都没有读过的奸诈政客动辄大唱高调，痛斥马基雅维利主义。一次，艾森豪威尔总统对他认为是马基雅维利提出的“能达到目的就是好手段”的理念发出谴责，可他却没有说明，如果不看能否达到目的，凭什么判断手段是好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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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认为，马基雅维利“教唆作恶”，推崇欺骗和暴力，但这种印象并不全对；大部分评论家认为它完全不对，学者也大多认为它不足以为凭。马基雅维利之所以激怒了舆论，是因为他不厌其烦地反复说明，任何认真从政的人必须做一些道德上可憎的事才能成功。这不是他的发明；古时候的雅典人就给了米洛斯的居民这个教训。然而，斯多葛学派对此断然否认；他们坚持，正义与权宜、诚实与实用之间归根结底没有冲突。2无论是常识还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日常政治生活都表明，也许将今生后世放在一起通盘考虑，会达成另外的结论，但是，现世的情况明明白白地显示，美德和有效性是不相容的。统治者关心的是“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也就是说，最起码要“把戏演下去”，如有可能，还要尽量加强国家在国内维持秩序、在国际舞台上有效竞争的能力。尽管如此，像马基雅维利那样直言不讳地宣称，政治上要成功，就必须心狠手辣，不惜违反适用于私人生活的一切道德观念，这在基督教欧洲是从未有过的。更令人不安的是，马基雅维利似乎认为，争取政治成功是一切手段的唯一理由；在反驳将创建罗马城的罗穆卢斯杀害自己的孪生兄弟瑞摩斯视为罪恶之举的观点时，他承认，在一般情况下，杀人是坏事，并且说，一旦建城完毕，统治者即不应再有随意杀人的自由。至于罗穆卢斯，事情的结果证明他做得对。不过，“如果手段不当，目标正当就可以为其开脱”（when the means accuse, the end must excuse），这与道德的要求可说是相去甚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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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坚称，道德的要求与政治实践的要求相抵触。此言甚确，但令人难以接受，因为马基雅维利挑明了这种抵触，却没有建议任何调和的办法。他到底想让读者怎么想，我们不得而知。面对道德的要求和“国家理由”之间的冲突，马基雅维利可能如同屠杀米洛斯人的雅典人一样，并不感到良知上的痛苦。他也许只想说破读者心中早已明白的道理：转过另一边脸让人打可能会使自己进入天上的王国，但会失去地上的王国。他肯定觉得，他的佛罗伦萨同胞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特别受上帝的眷顾，因此对城邦的政务军务懒散懈怠。尽管他们不想听，但必须严厉地提醒他们意识到基督教美德和政治常识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