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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认为，马基雅维利“教唆作恶”，推崇欺骗和暴力，但这种印象并不全对；大部分评论家认为它完全不对，学者也大多认为它不足以为凭。马基雅维利之所以激怒了舆论，是因为他不厌其烦地反复说明，任何认真从政的人必须做一些道德上可憎的事才能成功。这不是他的发明；古时候的雅典人就给了米洛斯的居民这个教训。然而，斯多葛学派对此断然否认；他们坚持，正义与权宜、诚实与实用之间归根结底没有冲突。2无论是常识还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日常政治生活都表明，也许将今生后世放在一起通盘考虑，会达成另外的结论，但是，现世的情况明明白白地显示，美德和有效性是不相容的。统治者关心的是“国家理由”（raison d’état），也就是说，最起码要“把戏演下去”，如有可能，还要尽量加强国家在国内维持秩序、在国际舞台上有效竞争的能力。尽管如此，像马基雅维利那样直言不讳地宣称，政治上要成功，就必须心狠手辣，不惜违反适用于私人生活的一切道德观念，这在基督教欧洲是从未有过的。更令人不安的是，马基雅维利似乎认为，争取政治成功是一切手段的唯一理由；在反驳将创建罗马城的罗穆卢斯杀害自己的孪生兄弟瑞摩斯视为罪恶之举的观点时，他承认，在一般情况下，杀人是坏事，并且说，一旦建城完毕，统治者即不应再有随意杀人的自由。至于罗穆卢斯，事情的结果证明他做得对。不过，“如果手段不当，目标正当就可以为其开脱”（when the means accuse, the end must excuse），这与道德的要求可说是相去甚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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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坚称，道德的要求与政治实践的要求相抵触。此言甚确，但令人难以接受，因为马基雅维利挑明了这种抵触，却没有建议任何调和的办法。他到底想让读者怎么想，我们不得而知。面对道德的要求和“国家理由”之间的冲突，马基雅维利可能如同屠杀米洛斯人的雅典人一样，并不感到良知上的痛苦。他也许只想说破读者心中早已明白的道理：转过另一边脸让人打可能会使自己进入天上的王国，但会失去地上的王国。他肯定觉得，他的佛罗伦萨同胞一厢情愿地以为自己特别受上帝的眷顾，因此对城邦的政务军务懒散懈怠。尽管他们不想听，但必须严厉地提醒他们意识到基督教美德和政治常识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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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判任何思想家都必须考虑到他所处的大背景，否则就会产生理解上的偏差，对马基雅维利尤其如此。本书介绍的他的著作——《君主论》和《论李维》——是他为了争取参与佛罗伦萨的政治而写的，如果佛罗伦萨是共和国体制自然最好，但即使不是共和国，任何政权只要肯雇用他，他都愿意。虽然《君主论》中的劝告听来刺耳，但马基雅维利向“新君主”建言，帮他向一个曾以自由为傲的共和国施加权威，显然是以复辟的美第奇家族为对象的；美第奇家族被逐出佛罗伦萨的18年后，在外国军队的帮助下重返权力的宝座。4马基雅维利撰写《论李维》时，正值美第奇家族再次失去民心之际，虽然他在1527——1530年共和国得到短暂恢复之前就已去世，但这部关于罗马共和国如何获取并保持了自由的专著显然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这两部著作有一个共同的关注，即一个曾经败坏的国家能否重获自由；这个问题对1494年和1498年的共和国以及1527——1530年的共和国来说当然都非常重要。马基雅维利的大部分其他作品都是应委托人的要求而写的；《曼陀罗花》是一部滑稽不羁的剧本，描写的是愚蠢的丈夫、聪明的情夫和腐败的修士，委托他写这部作品的是弗朗西斯科·圭恰迪尼，时任利奥十世教皇派在摩德纳的执政官。圭恰迪尼在佛罗伦萨曾是马基雅维利的上司，但比他幸运，找到了新雇主，尽管也冒了一定的人身危险。《佛罗伦萨史》的委托人是美第奇家族出的第一位教皇，利奥十世。书尚未完成，利奥就去世了。五年后，《佛罗伦萨史》呈给了美第奇家族的第二位教皇，克雷芒七世，但直到1531年才出版。要猜想马基雅维利希望读者如何理解他的著作，需要对佛罗伦萨的体制安排和政治生活有一定的了解，也需要搞清楚佛罗伦萨与教廷的关系，以及与哈布斯堡王室和瓦罗瓦王室，也就是与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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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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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宪政体制上来说，佛罗伦萨是平民共和国；但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它都实际处于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之下。这种情况并不出奇，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制度与遮遮掩掩的君主统治之间的反差特别强烈。佛罗伦萨是地区强国，它尽管重视自己公民的自由，对待受它控制的附属城市时却是另一副嘴脸。佛罗伦萨的意识形态与其政治实践相去甚远。根据它的意识形态，自由对佛罗伦萨的公民来说是头等大事，他们宁死也不肯受暴君统治；而实际上，只要美第奇家族不公开宣布拥有世袭统治权，并把城市管好，佛罗伦萨人就接受他们作为统治者。这其实与今天无甚不同。在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中，职业政客的下一代也专门从政，或者嫁、娶职业政客，正如律师和医生行业中的子承父业。许多中世纪理论家会觉得，平民主义理论与君主统治的现实之间的反差是小事一桩。我们已经看到，通常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府形式，只要“君主”——可以是公爵或伯爵——治国公平，致力于共同利益，而不是他的一己私利。君主制的危险是，它有可能堕落为暴君制。如果能够做到，最理想的是建立由一个明智克制、勇敢公正的人做主的宪政政府。认真的共和主义者担心，一人统治，或一个家族的统治，会不可避免地沦为暴君制；不那么较真的共和主义者则觉得，只要统治者不掏空国库或绕过法律谋杀政敌，就不算真正的暴君。佛罗伦萨的有些公民认为，洛伦佐·德·美第奇（伟大的洛伦佐）是暴君，因为他从国库中拿钱作为他为城邦服务的报酬，但持此想法的人只占少数；其他人很可能觉得，他置家族的银行生意于不顾，投身于佛罗伦萨，为之争取更大的荣耀，拿点儿钱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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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势极为紧张之时（马基雅维利就任于国务院期间就是这样的时候），人们开始更多地讨论有关共和制机构的古典思想。马基雅维利在世期间，这样的讨论比过去更加深入全面。在佛罗伦萨这样的地方，政治压力能催生睿智独到的思想主张。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知识生活的中心，与米兰、威尼斯和教会辖地一样，是在北部和中部意大利占统治地位的强国；南边的那不勒斯王国正处于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的争抢之下。佛罗伦萨是贸易大国，连通着北部欧洲的贸易通道和商业集市，尤其因高级纺织品贸易而财源滚滚。它是欧洲的第一个银行业中心，美第奇家族就是靠善于经营商业和金融业务发家的。佛罗伦萨的突出地位反而成了它的弱点，它有一定的力量，不容小觑，但又没有强大到可以为所欲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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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的政制是古典城邦的体制。1293年爆发了一场反对统治贵族的叛乱后建立了城邦，目的是确保贵族和城里的穷人都不致权力大得无法制约。统治机构叫执政团（signoria），是由八位“执政官”（prior）组成的委员会，主席是司法行政长官（gonfaloniere）。另外还有两个委员会——“十二贤者”委员会和由城邦16个区的行政长官组成的“十六人委员会”。有两个理事会——300人的人民理事会和200人的公社理事会——负责审议立法，但不能提出立法；成员由执政团任命。美第奇家族统治时期，这两个理事会被取消，改为“七十人会议”和“百人会议”。这些机构的成员轮换得相当频繁，任期只有二到六个月。共和国的主要委员会成员由抽签决定，够资格的人的名字放在袋子里，谁的名字被抽到了，谁就成为委员会成员。公民中经常有许多人达不到资格，或者因为欠税，或者因为别的原因；甄别委员会大权在握，因为它负责宣布候选人和委员会成员必备的资格。马基雅维利时期，佛罗伦萨大约有80000人口，每年约有3000人要进政府服务。可以想象，有些人安分守己，只想管好自家的事，不愿意担任公职，希望由能干的人代劳，而有政治野心的人则难以忍受那种眼巴巴盼着同盟的名字被抽中的焦虑不安。所以，上层阶级家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确保自己的同盟被安插在合适的位置上，以确保自己的利益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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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制度如此复杂，又天生运作迟缓，注定会被推翻或被利用。有很长一段时期，虽然人们在制度的操作中钻空子、走捷径，但外表上看起来制度没有改变。1494年成立共和国之前那60年间，美第奇家族没有人担任过显要的公职。但是，谁都明白他们是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的权力之路崎岖坎坷，远非一帆风顺。1433年，科西莫·德·美第奇险些被对手阿尔比奇家族处死，他被判流放10年，并罚巨款。阿尔比奇家族很快失去了原来支持者的人心，1434年，科西莫胜利重返佛罗伦萨。他马上动手把支持他的人大量安插在政府的主要机构中，使用的手法部分符合规定，部分在规定之外。为让他官复原职，撤销反对者的职务，理事会召集了紧急会议，科西莫率领一大队手持武器的卫兵前来开会，一是为保证他的安全，二是为确保与会的公民明白自己该怎么做。美第奇家族对佛罗伦萨的统治仍保留了共和国的形式，办法是抓住人事大权，把朋党安插在政府要职之上。美第奇家族有尿酸过高的遗传病，而高尿酸是导致痛风的主要原因；这个家族的人一般寿命比较短，因此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从来不是特别稳固。因为上代人死得早，下一代人年纪很轻就接管了权力，所以，美第奇家族中任何统治者的成功都主要靠自身的素质和能力，而不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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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第奇家族中两位最伟大的人物是自1434年到1464年统治佛罗伦萨的科西莫和1469年接管权力，1492年去世的伟大的洛伦佐。洛伦佐去世后，萨沃那洛拉之所以能建立他的“美德共和国”，部分原因是洛伦佐的继任者皮耶罗·迪·洛伦佐太过无能，但主要是由于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原因。1494年，米兰的洛多维科·斯福尔萨说服了法国的查理八世国王再次提出对那不勒斯王国的主权声索。查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居然采纳了这个主意，率军进入意大利。50年来，佛罗伦萨一直利用教廷、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三方之间的矛盾来维护自己的行动自由。现在稀泥和不下去了。要想避免法军入侵、洗劫佛罗伦萨，就只能允许法军沿意大利西海岸自由通行，任其占领一路上经过的主要城市。皮耶罗成了这场灾难的替罪羊，被推下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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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494年到1498年，佛罗伦萨的政府把持在吉罗拉莫·萨沃那洛拉的支持者手中。萨沃那洛拉是多明我会修士，克己苦修、眼光远大，但他在对外事务上也如皮耶罗一样一筹莫展，针对教会发动的反腐运动又招致了教廷的仇恨。佛罗伦萨一贯与教廷关系良好；如果佛罗伦萨不再忠于教廷，就可能遭到像切萨雷·博尔吉亚这种在教会辖地活动的军阀的攻击和蹂躏。另外，如果萨沃那洛拉被教廷开除教籍，整个佛罗伦萨也会被停止教权。教廷若是撤回对佛罗伦萨公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的保护，将危及佛罗伦萨在全欧洲的贸易活动；一旦佛罗伦萨被停止教权，它的货物就会任人抢夺，谁都可以来分一杯羹。教廷的压力和佛罗伦萨民众的不满导致了萨沃那洛拉的下台。之后，他因异端的罪名备受折磨，最后遭到处决。此事尘埃落定后，共和国于1498年重新建立，马基雅维利为之服务的就是这个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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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8年共和国重建后，主要的创新是模仿威尼斯建立了“大议事会”。此举旨在紧密控制贵族，防止他们攫取权力；这也是佛罗伦萨人为回归据认是该城最古老机构的最后一搏。达到成员资格的人很多，结果大议事会的人数远远超过了预期；接下来的14年间，为使这个尾大不掉的机构在需要迅速做出决定时稍微能够派上用场，人们做出了各种努力。如果共和国运气好，它能否克服组织结构上的先天不足而继续存在下去？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猜测。事实是，共和国的运气不佳。意大利动荡不已；法国、西班牙、德意志和瑞士的军队在意大利各地时有冲突；意大利各城邦和公国不停地结盟解盟，企图趁乱取利，却都徒劳无功。亚历山大六世教皇和尤利乌斯二世教皇领导下的教廷在乱局中不甘寂寞，积极活跃，却下场悲惨；教廷倒是牢牢地控制了教会辖地，但佛罗伦萨共和国陷落15年后，罗马城在帝国军队哗变士兵的手中惨遭洗劫；总司令查理五世皇帝本不打算洗劫罗马，但哗变的士兵对他的命令置若罔闻。出身美第奇家族的克雷芒七世教皇遭此奇耻大辱，这促使佛罗伦萨在1527年夏将美第奇家族驱逐出城。其后建立的共和国只维持了三年，美第奇家族就又卷土重来，将佛罗伦萨变成了大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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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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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撰写《君主论》是在他所热爱的共和国失败之后。书的主题不难理解。马基雅维利从政期间，亲眼看到切萨雷·博尔吉亚是如何颠覆了城邦的政府，又强立自己为统治者的，也深思过法国为何征服了米兰却又得而复失，所以他对《君主论》的主题一直念兹在兹。他对主题作了非常小心的界定：“新君主”如何获得权力并保住权力。虽然题目的范围非常狭窄（此书所献予的洛伦佐·德·美第奇恰好是位新君主，书中第五章“对于占领前在各自的法律下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国应当怎样统治”明明白白就是对他的规劝），但是《君主论》的吸引力历久不衰；那是因为它全面探讨了人的天性和命运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它坚持说，必须清醒地看穿人的真正本质，不要迷惑于仁义道德的漂亮话，那些话说的是人应该达到的理想境界，多少君主就是因为相信了那些漂亮话而国破身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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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的成书恰逢其时，原因在书的最后一章“奉劝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中昭然若揭。洛伦佐是教皇利奥十世的侄子；既然罗马和佛罗伦萨的掌权者都是美第奇家的人，这两支中部意大利势力最强的力量就没有了彼此的掣肘，可以放手推行开疆拓土的军事政策：“现在除了在你的显赫的王室之中，她再找不到一个可以寄予更大希望的人了。这个王室由于它的好运和能力，受到上帝和教会的宠爱，现在是教会的首脑，因此可以成为救世者的领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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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分为两部分；前11章讨论了不同种类的君主国以及获得和统治它们的方法；剩下15章中的14章为君主提供了一面镜子，论及从西塞罗和塞涅卡的著作到当时尚未写出的卡斯蒂廖内的《廷臣论》中为人熟悉的一系列题目：军事实力、诚信、慈悲、慷慨、避免受到轻蔑与憎恨，等等。书的结尾向美第奇家族的君主提出规谏，希望他们统一意大利，赶走“蛮族”。马基雅维利笔下的“蛮族”指的是自1494年以来在意大利横行霸道的外国军队；实际上，《君主论》成书后，他们还继续肆虐了30年。19世纪的意大利作家将马基雅维利赞为意大利统一（risorgimento）的先知，其实将跨越阿尔卑斯山而来的入侵者称为蛮族在当时非常普遍，就连鲁莽地请求他们帮助插手当地争端，结果是引狼入室的教皇和王公都这样称呼他们。马基雅维利的灵感来源是古罗马的光荣；将他视为19世纪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是时空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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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的开篇告诉洛伦佐，他是经过对自己长期经验的思考和对古代大事的钻研后才提出这些新颖建议的。这代表着马基雅维利思维的双重变化。首先，他脱离了佛罗伦萨人复古的愿望——这个愿望在《论李维》中似乎重现身影；其次，他不是把古代作为箴范汇编一类的道德指南，而是作为成功的实践经验的宝藏。接下来，《君主论》直奔主题，着手铺开它讨论的题目：新获得的君主国及其保有。整个第一章只有短短一段，但这一段涵盖了意大利近期的全部历史，里面对各种国家作了区分。有的国家是世袭制，有的不是；有的国家对征服者来说是全新的，也有的国家被吞并入了长期以来受同一家族统治的国家；有的国家曾是共和国，也有的国家一贯是君主国；还有“或者是依靠他人的武力或君主自己的武力，否则就是由于幸运或者由于能力”6而获得的国家——大笔一挥，既包括了切萨雷·博尔吉亚惊人的好运，也涵盖了美第奇家族挟西班牙军队之力的强势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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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袭君主国不是《君主论》讨论的对象；它们并不要求君主有什么高超的政治技巧。民众长期以来形成了服从的习惯，在位的君主因而对于觊觎王位、企图篡权的人拥有自然的优势；任何世袭君主若是失去了王位，都是咎由自取。不过马基雅维利很明白，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会为生活的困苦所逼而起来反对统治者，无论他是否世袭君主。对关键问题的讨论始自第三章，马基雅维利先谈到了控制“混合”君主国的方法。他所谓的混合君主国指的是君主为扩大自己现有的疆土而征服的国家。他解释了为何有的国家在被征服时默默服从，有的国家却起而反抗，并论述了靠君王自己的武力获得的国家与靠别人的帮助获得的国家之间的差别。7他主要以意大利不久前的乱象作为论据，但也举了公元前2世纪早期罗马人征服希腊时对待希腊人的做法为证，用以强调他多次重复的一点，即法国人第一次占领米兰时，本来已经在意大利获取了权力，但他们自己把事情搞砸了，所以才被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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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的论点简单明确：如果被征服国家的人民在文化上与征服者自己的文化相差甚远，就很难维持对被征服国的占领。法国人在米兰巩固权力必然比在勃艮第困难得多，因为勃艮第人的生活方式和法国人基本一样，语言也大致相同。然而，在文化不同的情况下保持权力并非绝不可能；罗马人对他们所征服的王国的控制就非常有效。所有新获得的国家治理起来都有同样的困难。征服一个国家并不难，因为人们很容易对现状不满，认为自己的困苦由现任统治者造成，希望把他赶走。然后，他们却发现新的统治者并不比前任好，很有可能甚至更糟，因为征服的费用大多要由被征服的人民来承担。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如有可能，就会起来反叛新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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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么办呢？应做到两点：第一，确保肃清前朝君主的朋党，以防他们煽动事端；第二，搬到被征服的地方去住。马基雅维利提到了土耳其征服者和罗马征服者的例子，但不是真的要法王路易十二亲自驻跸米兰。他的意思是，路易十二应当在米兰建立自己的行政当局，好监督当地的情形，把麻烦扼杀在萌芽状态。法国人如果学罗马人的样子建立殖民地，或者像土耳其人那样在整个地区派驻自己的行政官，本来是可以保住米兰的。这里所说的“建立殖民地”指的是派遣士兵去被征服的国家，分给他们农地，让他们在那里安顿下来，不是后几个世纪的帝国主义意义上的殖民。法国人没有这样做，于是被赶走了。使现代读者错愕的是，马基雅维利居然平静地指出，“获取领土的欲望确实是很自然的人之常情。人们在他们的能力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做时，总会为此受到赞扬而不会受到非难。但是，如果他们的能力有所不及，却千方百计硬是要这样干的话，那么，这就是错误而且要受到非难。”8这是希腊和罗马帝国主义的声音，只是经过了调整以适应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马基雅维利辩称，罗马式的殖民地比派驻占领军好，因为殖民地可以自我维持，比驻扎军队花费少；况且，驻扎军队需要大量资金，而征集资金会造成当地极大的不满。马基雅维利自己的共和国就是因为战事无休无止，需要征税来筹集军费，而笨重不灵的体制又无法就征税问题做出决定，结果只能坐以待毙。不难猜想，在他关于军费的冷静论述的表面下，掩藏着多么强烈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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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下面提出的论点引起了欧洲道学家的一片哗然，使他成了千夫所指。他说，与驻扎军队相比，殖民引起当地人民的愤怒要少，因为殖民只会伤害到土地被抢走发给殖民者的那些人。由于这样的人为数不多，又在乡间四散各处，所以构不成大问题。接着，他提出了贯穿全书的主线：“必须注意的是，对人们应当加以爱抚，要不然就应当把他们消灭；因为人们受了轻微的侵害，能够进行报复，但是对于沉重的损害，他们就无能为力进行报复了。所以，我们对一个人加以侵害，应当是我们无需害怕他们会报复的一种侵害。”9小农和乡村的其他居民可以不足为虑，因为他们松散没有组织，无力抵抗入侵者加之于他们的罪恶；这种说法在现代人看来令人反感。马基雅维利同意夺取邻国土地的罗马人的观点；罗马人从不会因侵犯了邻国人民的人权而于心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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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论》是为了向刚刚接管了一个未必愿意归顺的共和国的君主献计献策，但其间马基雅维利放入了一个小插曲，讲到如果征服的是一个原来受暴君统治的国家，那么无需高超的政治手腕就能轻易地保有这个国家。他举的例子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亚历山大征服各地，建立了帝国后不久即英年早逝，临死时还浩叹没有更多的新世界可供他征服。因为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子民已经习惯于中央集权的统治，所以亚历山大的几个继承人不必采取非常措施来维持权力。马基雅维利本来可以指出，相比之下，雅典人企图重获自由，却被精明强干的安提帕特一举击溃。他用来和亚历山大的帝国作对比的是罗马人在高卢的经历。在高卢，独立的小部落为数众多，都习惯于自由的生活，因此激烈反对外来统治。他猜想法国很快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他注意到，不仅布列塔尼和勃艮第刚被征服不久，对它们自由自在、不受法国王室统治的日子记忆犹新，而且总的来说，贵族与地方的关系也根深蒂固，利益受到触犯后随时有可能反叛远在巴黎的君主；鉴于16世纪后半叶法国陷入了绵延的战火，马基雅维利此言简直是未卜先知。对于这些地方的人民，如果不打乱他们现有的生活方式，治理起来并不困难，但他们不太可能任由统治者加紧对他们的控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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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被征服国有长期真正自治的传统，对新君主而言就会非常棘手。在共和国中，“有一种较强的生命力，较大的仇恨和较强的复仇心。他们缅怀过去的自由，就不平静，而且也不能够平静下来。”既然如此，有三条建议就值得考虑：统治者要么亲自前往被征服国去居住；要么完全摧毁一切旧机构；要么最大程度地保持旧有的机构不变，以尽可能不伤害当地人民的感情。马基雅维利将罗马人和斯巴达人的经验引以为鉴：“斯巴达人依靠在当地建立一个寡头政府来控制雅典和底比斯；但结果仍然失掉了雅典和底比斯。罗马人为着保有卡普阿、迦太基和努曼齐阿，把它们毁灭了，就没有失去它们。”最初，罗马人试图模仿斯巴达人的做法，只对希腊实行宽松的宗主统治，但由于希腊的各个王国不停地起来造反，最终不得不将它们全部消灭。据波利比奥斯的描述，罗马人让被征服的人民成为罗马的一部分，和罗马人一样生活，以此为诱饵，使他们服从罗马的统治。马基雅维利没有直接和波利比奥斯唱反调，但波利比奥斯的问题是：“罗马如何建立了帝国并使人民忠诚于它？”而马基雅维利的问题要强横得多：“如何确保征服能够‘长久’？”他对此问题的回答最终仍旧回到了众所周知的两种对立的办法上：杀掉或爱抚。要么对当地的机构表示尊重，给权力蒙上面纱，在当地机构的幕后进行统治；要么严厉镇压反对势力，流放或杀死过去的精英，让所有人明白，谁敢不听话只有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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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君主论》的前11章构成了一个整体，但它们的结构组织很有意思。马基雅维利对于两种人之间的对比特别感兴趣，一种是头脑敏锐、行动果断的出色政治人物，另一种是靠别人的帮助或纯粹的好运气掌权的人。在他常用的用语中，命运这个词引起的辩论最激烈，这个问题以后还会再讲到。命运在政治中的作用显而易见；不得不承认，有些政治人物运气好得不得了，还有些政治人物则总是走霉运。有些人全靠机缘凑巧才升至高位，这种情况并不稀奇。但马基雅维利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不止于此。佛罗伦萨人从上到下都迷信，一个夸张的例子可引以为证：马基雅维利去世后不久，新恢复的共和国在1527年居然选举基督做国王。总的来说，佛罗伦萨人特别相信祈祷和苦修能求得上帝的青睐。而另一方面，他们不敢挺身面对切萨雷·博尔吉亚，只是因为除了他的父亲亚历山大六世教皇给他撑腰以外，似乎命运也站在他那一边。任何因素，只要它使佛罗伦萨人不能清醒地分析自己所面临的力量对比，马基雅维利都对其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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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依靠自身政治能力（即美德）的人和依靠别人或运气的人之间作出了重要的区分。显然，第一类人不太受运气转坏或盟友变节的影响。我们一会儿会看到，切萨雷·博尔吉亚是游离于这两类人之外的一个谜。具有出色美德，因而不那么依靠运气的人是毫无疑问的英雄，虽然马基雅维利承认，把摩西与忒修斯、居鲁士和罗穆卢斯归为一类可能会使人惊讶。谈到这四位英雄时，马基雅维利笔锋一转，思考起萨沃那洛拉的命运，在这一部分写下了他最精辟的一些格言。在讨论使用自己的武力获得君主国的人的时候，他说，“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武装的先知这个形象成了20世纪政治分析常用的一个比喻。马基雅维利说，“假使摩西、居鲁士、忒修斯和罗穆卢斯不曾拿起武器，他们就不能够使人长时期地遵守他们的戒律，正如我们这个时代的季罗拉莫·萨沃那洛拉修道士的遭遇一样。当大众一旦不再相信他的时候，他就同他的新制度一起被毁灭了，因为他既没有办法使那些曾经信仰他的人们坚定信仰，也没有办法使那些不信仰的人们信仰。”11萨沃那洛拉后面还有数不清的先知型人物，他们提出的理念使他们所处时代的统治当局胆战心惊，但他们的追随者除了波希米亚能攻善战的胡斯教徒之外，都缺乏推翻邪恶统治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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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论点的思想意义掩藏在表面之下。马基雅维利深知，虽然政治需要果断采取大胆的行动，但人是习惯的动物，有好习惯，也有坏习惯；这就要求戒急戒躁、循序渐进。佛罗伦萨人对一心为国，可惜时运不济的统治者不知感恩，这是个由来已久的坏习惯。好习惯需要悉心培养。宗教的作用不可小觑，但也不应夸大它的功效。要养成人民服从的习惯，须恩威并重，辅以现有的道德和精神资源；武力十分重要，因为民众一旦看到反对统治者会有性命之虞，就会服从统治，他们的思想也会与服从的习惯一致起来。服从的事实很快会变成服从的信念。对于被征服的人民就这样甘心归顺征服者的这个事实，许多思想家都企图加以文饰；马基雅维利却直言不讳。武力造成接受，开始是勉强的接受，但逐渐会变为心甘情愿的接受。不明白这一点就是空掷了成功的机缘。如果说权威靠信念维持，那么权威也可以加强信念，使其转而更有力地维持权威。这个主张没有错，但它缺少马基雅维利理论的尖锐性。没有武装的先知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这说明，相信上帝在自己一边的信念可以坚如磐石，但如果不掌握武力的话，单凭信念将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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