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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有权力分立，也有不同权力之间明智的互相重叠。不同的权力由不同的社会集团掌握，所以每个集团都可以制约与之竞争的其他集团，而权力的重叠则意味着行政部门可以影响议会的行为，反之亦然。孟德斯鸠说，这就是保持“平衡”的诀窍。很不幸，孟德斯鸠的旅行日志只有德意志和意大利的部分留存了下来。若能看到他对英国印象的第一手记录，一定会给人以巨大的启迪。看到英国的政治辩论如此激烈，孟德斯鸠显然又惊又喜。英国人把批评国王和大臣视为天经地义的自由，但在巴黎，谁敢如此批评国王，马上会招致一封国王的封印密信（lettre de cachet）[9]，被投入巴士底狱。孟德斯鸠访问英国时，罗伯特·沃尔浦尔爵士已经确立了他在下议院一言九鼎的地位，沃尔浦尔在议会外的敌人，特别是博林布罗克子爵，正在大力谴责沃尔浦尔为掌握下议院而使用的卑鄙伎俩。孟德斯鸠注意到了其中的讽刺，因为沃尔浦尔是辉格党人，原则上是反对国王的，而博林布罗克是托利党人，原则上应捍卫皇家的特权。然而，沃尔浦尔掌管着议会，为国王的政府服务，而博林布罗克谴责他使用的措辞全是反对查理二世的辉格党人所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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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权力分立如何在英国维持了自由这个问题，孟德斯鸠的意见高深莫测。他根据英国的经验，从一个罕有的角度对威尼斯发出批评。威尼斯也许是“最安详宁静的共和国”（la serenissima），但它的居民没有充足的理由确信自己的命运不受其他公民的左右，威尼斯没有实现这个意义上的自由。它设有“可怕的”非公开刑事诉讼制度，鼓励公民彼此告发，为此专设了一个信箱来接受检举信，信箱的开口做成狮子张开大口的形状。因为共和国的主权不像一人统治那样自然地集中于国家元首手中，而是分散在所有公民中间，所以它必须设法确保共和国作为整体能够对每个公民行使绝对权威。在这方面，世袭但按照宪法统治的君主制显出了它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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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思想与权力分立的联系是间接的，但清晰易见。孟德斯鸠的权力分立思想重点不在机构设置上面。他率先提出了“舆论的暴政”这个思想，说在个人一律受制于“舆论的暴政”的社会中，如果所有机构均一边倒，那么这样的社会虽然能够维持制度上的权力分立，却失去了自由。熟读孟德斯鸠的托克维尔担心美国就会成为这样的社会；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时，批评者说，最高法院面对立法与行政部门的蛊惑煽动，没有担负起孟德斯鸠阐述的捍卫法治的责任。一个社会若是落得托克维尔担心的下场，就不会有孟德斯鸠在英国看到的那些自由。在那种社会中，个人的行动不是基于信念，而是洗脑的结果，或者是出于恐惧。甚至可以想象一个满是“居间”团体的社会也会遭到这样的命运。社会中可以有行政等级制、专业齐全的劳动人口、对地方乡土的忠诚和五花八门的宗教信仰，但是，如果在意识形态上坚持一致，为迫使持不同意见的人回归主流阵营不惜对他们施加各种心理压力，那么这种社会就没有孟德斯鸠所赞扬的自由。孟德斯鸠赞扬的自由是美国一贯引以为豪的特点，那就是各个社会群体有众多的机会影响政治机构，各个机构的人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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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提出了政治多元主义理论的要素，开启了一场持续至今的辩论。权力分立若要产生良性影响，社会结构必须合适，人民必须自立，并积极利用社会的各种机构制度。孟德斯鸠佯作不知英国人是否真正自由，只说他知道他们有使他们获得自由的法律。很难相信他是言出于衷。他介绍了使英国人获得与近代世界相适应的公民自由的宪政制度，让读者自己去思考英国人是如何利用了这个制度的。他说过，他不想让读者只读他的书，而是想启发读者思考。他描述的政治平衡在实质上比哈林顿笔下的平衡更有活力。孟德斯鸠不是在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进行机械的推断，他描述的政府中，不同个人处于不断地彼此调整适应之中，那些个人既有机构的归属，也有阶级或地方的归属。孟德斯鸠的政治平衡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个人愿意为避免停滞而改变思想与效忠对象，哈林顿对此会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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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政治制度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自动运作的机器。人也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千秋永续的完美共和国。哈林顿希望，平衡得到实现后，能够靠万古不变的法律来维持；这完全是梦想。但他提出，政治建构必须既照顾又控制不同社会群体的经济活动，这个富有洞察力的思想至今没有过时。从哈林顿的《大洋国》到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这100年间，欧洲思想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今人确定无疑地超过了古人。至于道德和政治是否也是今胜于昔，这一点没有那么清楚，但模仿古人的机构制度肯定不是好办法。马基雅维利关于要像仿制罗马的雕像一样抄袭罗马的军事与政治实践的建议不再有说服力。但孟德斯鸠以他渊博的学识，通过对历史的了解和对世事的观察，明辨出了18世纪在政治上发展的局限。在这方面，美国的创始人是他名副其实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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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想国》的英文标题是“The Republic”，意思是“共和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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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nstant，18—19世纪法国小说家和政治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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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uizot，18—19世纪法国君主立宪派领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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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美国制宪大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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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即荷兰共和国。——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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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指英国上议院中的大主教及主教。——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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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指英国上议院中的贵族成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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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两人都曾在查理二世统治期间任财务大臣。——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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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用来下达监禁或放逐的命令。——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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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1703327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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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从霍布斯至今（下卷） 第十五章 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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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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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一生艰难而又坎坷。他1712年6月28日生在日内瓦，出生后没几天母亲就去世了。不必懂得心理分析的理论也可以猜到，幼年丧母可能是卢梭后来奇怪的感情经历的一个原因。他对他的贵族赞助人兼情人德·瓦朗夫人总是叫“妈妈”，对每一个和他有紧密关系的女人都是时而蛮不讲理，时而乖巧听话。卢梭的父亲是钟表匠，有自己的小生意。他受过教育，胸怀大志，但疏于打理生意，于是家境逐渐没落。他所属的社会阶层地位比较尴尬。日内瓦是共和国，和通常的共和国一样，主权名义上由大议会（grand conseil）掌握，所有经济独立的男性公民都有资格成为大议会的成员。日常事务由小议会（petit conseil）决定。实际上，小议会成了永久性的小型寡头机构，由上层阶级成员组成，他们盛气凌人，不愿意与中等阶级和中等偏下阶级的公民分享权力。卢梭的父亲反对贵族，许多读者认为，卢梭的著作暗地里是对小议会的攻击。《社会契约论》（Social Contract）和《爱弥儿》（émile）在1762年出版后，小议会也把它们视为对自己的攻击，于是下令将书全部焚毁，并决定只要卢梭踏足日内瓦，就马上逮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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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与日内瓦这座城市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他十几岁时曾跟着一位镌版师傅当学徒，但他觉得活计沉闷无趣，师傅对他呼来喝去也令他反感。为了躲避师傅，他常常出城散心。当时，学徒无论为了什么原因到乡间去，晚上宵禁之前都必须回城。卢梭两度违反了这一规定，如果再犯第三次，就会受惩罚；所以，有一天他又是到了宵禁时间还未能赶回城里的时候，他永远离开了日内瓦。他很少在一个地方长久栖身，总是靠好心人收留才有瓦遮头。然而，他几乎无一例外地对帮助他的人恩将仇报，弄得朋友们对他难以忍受。他没有一个工作能做得长久，先给人当仆人，后来做过家庭教师，为人抄过乐谱，担任过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还是成功的作曲家和作家。卢梭的情人中不乏贵族妇女，德·瓦朗夫人是其中的一个；她们觉得他那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荒谬可笑，卢梭则因她们的“不贞”而妒火中烧，却又说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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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1741年到达巴黎后，和狄德罗交上了朋友，后来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音乐的，另一篇是关于经济学的。他还通过狄德罗认识了其他的“启蒙运动”作家，与他们保持着冷淡而疏远的关系。卢梭去威尼斯短暂逗留了一段时间后，1744年回到巴黎，担任法国大使的秘书，但宾主并不相得，时常争吵。1745年，他认识了洗衣女工泰蕾兹·勒瓦瑟，和她时断时续地同居，直到1766年正式结婚。他们生了五个孩子，都送进了弃婴医院。这样做无异于将孩子送上死路，因为弃婴医院的婴儿死亡率高达90%以上。在此要为卢梭说句公道话，他和泰蕾兹根本没有能力养活孩子。至于对卢梭的批评，伏尔泰在多年后出版的那本简短却残酷的小册子里都已把话说尽，那本小册子也是把晚年的卢梭逼疯的许多因素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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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自1762年《社会契约论》出版到16年后撒手人寰，其间日子并不好过。光是想找到一个不受当局骚扰的安居之地就困难重重。若是回日内瓦，会被小议会投入监牢；《爱弥儿》在巴黎被焚，因为它否认原罪的原则，当局还下达了对他的逮捕令；他想在日内瓦附近普鲁士控制下的一个瑞士小村庄住下来，又受到了当地神父的迫害。英国虽然地方生疏，却是安全的避难地，但当大卫·休谟为卢梭安排好了在英国的住处时，卢梭却怀疑休谟在阴谋策划，要将他置于死地。1他几乎是唯一和休谟有过争执的人，虽然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18世纪60年代末，卢梭精神失常。法国当局看到他再也不能给任何人找麻烦了，于是在1770年默许他和泰蕾兹在巴黎郊外定居，受长期以来一直资助他的德·孔蒂亲王保护。1778年，卢梭与世长辞。他为世界留下了1782年出版的《忏悔录》（Confessions），也永远改变了欧洲人的思想。埃德蒙·伯克和约瑟夫·德·迈斯特这样的保守派对卢梭恨之入骨，卡尔·马克思这样的激进派对他心存怀疑；但他提出的思想现已成为我们思维方式的一部分。无法想象，若是没有他的思想，今天的我们会是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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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与革命：传言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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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卡莱尔[1]论述知识分子在政治中的作用时，有一段话中的主角就是让-雅克·卢梭。谈到法国大革命时，卡莱尔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第二版装帧的封面用的是嘲笑第一版的人的人皮。此话当然不能当真，但它反映了一种广泛的观点，认为卢梭的思想造成了自16世纪和17世纪的宗教战争以来最大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伯克和迈斯特就是这样想的。迈斯特相信，下等阶级若逃脱了上等人的控制，会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说，不能责备老虎有吃人的兽性，但放开约束着老虎的绳索的驯兽员要负完全的责任。卢梭是放虎出柙的元凶，其他知识分子是从犯。迈斯特的这个论点遇到了一个困难：卢梭是反对革命的，事实上，他反对一切形式的突如其来的改变。他非常抵触近代社会中人员的流动，无论是在不同的社会和经济阶层之间，还是在不同的地区之间。他的政治理想是古典式或半古典式的。他崇拜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表现的共和思想，认为马基雅维利撰写《君主论》给篡权者和匪徒提供建议，实乃迫不得已，他提的那些建议如此大逆不道，一定是有意通过《君主论》来警示世人防备君主的邪恶。2当然，他不喜欢当时的君主制，他景仰的是古代共和国中最稳定的那种。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结尾处建议的政治机构是罗马式的，他也极口称赞罗马和斯巴达的公民理想。他自认不是民主派，尽管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斗士。他对雅典不如对斯巴达那么喜欢，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雅典混乱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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